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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8年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史学、政治学等系教授。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论著被编为《李大钊全集》。
余曩有言，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十九世纪以还，欧洲大陆茁生于拿翁铁骑之下者，实为国民的精神。希腊以之脱土耳其之羁绊而独立矣，巴尔干诸邦以之纷纷向土揭叛帜矣，荷兰与比利时以之分离矣，其屡经挫压以致未达此志者，惟有波兰（波兰独立之声近又喧传于世界矣）与匈牙利耳。而发扬蹈厉以树国民的精神，亿辛万苦，卒能有成者，则德意志帝国之建立、意大利之统一，其最著矣。
国民的精神既已勃兴，而民族的运动遂继之以起。于是德国则倡大日尔曼主义（Pan Germanism）矣，俄罗斯、塞尔维则倡大斯拉夫主义（Pan Slavism）矣，英吉利则倡大盎格鲁撒逊主义（Pan Anglo-Saxonism）矣，他如美之守孟禄主义
，日本近来之倡大亚细亚主义，即在印度民族，迩来对于英国亦颇思扬独立之旗，举革命之烽火者，无非应此民族的运动之潮流而兴者也。顾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旨领何在，吾不得知。但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斯非吾人夜郎自大之说，以历史地理考之，此种断案乃逻辑上之必不可逃者也。
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民族主义云者，乃同一之人种，如磁石之相引，不问国境、国籍之如何，而遥相呼应、互为联络之倾向也。或同一国内之各种民族有崩离之势，或殊异国中之同一民族有联系之情，如此次大战导火之奥大利
，其境内之民族最为杂沓，老帝在位六十余年，未得一夕安者。职此之故，卒以一皇储为塞人所狙击，遂以召世界非常之风云焉。更如英之爱兰独立问题，危急时在爱尔兰威士特之英人，皆欲执弹刃以与爱兰国民党相见于战场，而在美之爱兰人则为爱兰自治之运动，倾囊相助而不辞。最近美以德国封锁宣言而与德断绝国交已旬余日矣，犹未决然宣战者，其原因虽未明了，而以美国人口九千余万人中，有德系二千余万人，未始非其最大之隐忧也。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嗟乎！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盖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2月19日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
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几。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工作呵！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919年1月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应对。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henzollern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贩[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言：“问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a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的战争，是Kaiser的战争，是Kings的战争，是Emperors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个]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Frederic Harrison）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厉，不可能，反社会的，像Bolshevism的样子，须知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而〉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惟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919年1月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20年离京南下上海，进行建党活动。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至1927年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主要著作收入《陈独秀文集》。
在劳动运动进步的社会里，都曾有劳动党或类似劳动党的工人政党出来担负指导劳动运动的责任。此时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俄国的共产党，大部分是觉悟的工人组织的，在党义上，在事实上，都不愧为最能够替工人奋斗的工人政党。
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像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但是国民党目前重要工作乃是对于北方封建军阀之战争，实际参加劳动运动的人还是少数又少数。
在这样世界趋势及中国劳动运动极幼稚的现状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本着党义，对于劳动运动，比他党加倍的努力，自负的努力；同时又应该理解在目前中国劳动运动第一战线上，与他党真心做劳动运动者有同一的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
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
署名：陈独秀
《广东群报》
1922年5月23日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与前几天讲的《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接续下来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讲起来很复杂，前一次因时间匆促，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之进化及崩溃，未能详细解释，今趁此机会，接续讲演下去。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来讲呢？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地盲目地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改造社会，并不是将原有的社会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给我们居住。我们改造社会，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仍然是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所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程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为什么由渔猎社会进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对于这些客观的境界，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不懂得客观的境界，但凭主观的要求，在不曾开步走的时候，尽可由你胡思乱想，若当真开步走，第一步便发生困难，第二步便绝对不能前进了。到了走不进的时候，便要走到很危险的路上去，更或者走途无路，索性走到向后转的路上去；所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注意客观的境界，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要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的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张社会革命简直和张勋复辟是同样的价值。张勋复辟也说现社会不好，非把他改造不可。这完全是他主观的要求，并不是客观的境界。所以离开客观的境界，单由主观的要求，只是不满足现社会来谋改造，在主观上，无异于张勋。在事实上，这种不懂得又不注意客观的进化之人，不满足现社会，而又走途无路，会竟至和张勋走到一条路上去。
现在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即资本制度的社会。前天讲的由渔猎社会进至农业社会的历程，现在把农业手工业社会进至机器工业社会，再由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社会进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略情形说一说：
我们须知道资本制度有很大的优点是资本集中。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推倒农业手工业社会，就是这个资本集中的作用。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他们的资本不能集中，因此社会亦不能进步。而资本制度把全社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农业手工业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质的文明增加可惊的地步；这种资本制度之功劳，我们是应该承认的。
封建军阀的农业手工业社会，是过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是将来的社会。而现在则为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我们生在现社会制度之下，为什么去相信社会主义？这并不是我们发疯，也不是我们好奇；实在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叫我们不能不相信社会主义。资本家由农业品手工业品之商业资本初步的积累，逐渐集中资本，推倒了家庭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中国还小，在西欧及北美各国，其势力很大很大，真是厉害到不可一世的样子。资产阶级他们成功的要素有二：一是资本集中……；一是财产私有……资本集中是发展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组织之进步的方法，然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的资本集中，资产阶级之成功在此，其崩溃之原因亦在此。一方面资本集中，一方面财产私有，其结果在生产上分配上都发生不可挽救的危机。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从事于分配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唯分配方法不好，生产方法也有两大缺点：（一）是生产组织之扩大，已自然日趋于社会化，而无量数生产群众，仍为少数私有生产工具者所统驭束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少社会的统计和调节，陷在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不受任何机关之管理依照社会之需要而生产，只为竞争私利，自由生产，盲目地增加商品，往往有超过需要之剩余生产，使社会金融发生恐慌；所以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盲目地增加商品为“商品拜物教”。我们往往不高兴读马氏的资本论，就是因为他开宗明义便说起这不易了解的“商品拜物教”。但是我们若不懂得这个“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就不会懂得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这是很紧要的，望诸君牢记牢记。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产出来的；而欲明资本主义，不可不明“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因为增加他们出卖的“商品”而生产；只为出卖而生产，非为使用而生产，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资本家盲目地增加他们的生产品——即“商品”，他们这样超理性的崇拜“商品”万能，好像非洲土人盲目的崇拜各种异物的宗教，所以马克思把他叫做“商品拜物教”。他们盲目地增加商品，以商品换货币，又以货币造商品，复以商品换货币；把商品货币轮流不已，他们的资本遂递增不已，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他们这样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方法，他们没有社会需要之统计的设计，一任供求之自然的消长；资本家在此自然消长之原则中，盲目的竞争商品之增加，迨至他们投机的竞争过烈的时候，往往受自然消长之原则所支配，发生经济的恐慌，这种恐慌不惟资本家自己要破产，即在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也要受失业的痛苦。例如数年前南洋群岛因树胶的产额骤然增多几倍，树胶充斥，资本家因而破产的不知多少，种树胶的工人因之大受痛苦的也不知多少。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的缺点。
复次，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这个缺点是从财产私有产生出来的。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了。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我们须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一切生产品，都是卖的“商品”，不是用的“用品”，所以生产与消费是互相为用的，有生产而无消费，则生产不但没有用，而且和吾人只增加饮食而不消化一样，结果必至胀死。譬如有一千匹布于此，只有五百人来买去五百匹，则其余之五百匹若消费者无力购买，则由必需品变为无用的废物了。而盲目的没理性的崇拜“商品”的资本家，不顾生产消费的均衡律，一味去生产，所以往往弄出剩余生产的恐慌。——我们须注意：资本制度下之剩余生产，乃伪的剩余生产，是由生产力超过消费力发生的，非生产力超过社会需要之真的剩余生产。——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除这剩余生产之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外国去，以期换得货币。于是发生殖民地——如非洲、印度……或半殖民地——如中国……的问题。他们在那些工业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不但可以销纳他们大规模的机器的剩余生产品，并且可以获得无限的贱价原料。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此争彼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武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的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亦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侵略工业落后的弱小民族之别名。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一千九百十四年的大战，明明白白是英、德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夺殖民地及远东商场的战争，这次战争已经是帝国主义致命伤发作的开始；此时英、法争夺远东的煤油矿，日、美争夺远东的商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机，这些杀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失业问题、劳动运动或民族问题，都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
现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资本阶级简直没有办法。他们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仍走旧路，在世界战争的血泊中，侵略弱小民族，以销纳他们的剩余生产，以维持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一是停止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放弃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威权，建设世界的和平。前一条路终究是走不通的，后一条路便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
社会主义的制度，简单说是：（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所以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制度的资本集中，并不反对。所反对者，就是财产私有。那么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和社会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公有两相对比起来，中间所差别的，不过是财产私有的私字和财产公有的公字罢了。所以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只在资本主义立脚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为公字。因为这一个字的更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便完全改变了。在财产公有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生产上，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病，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陷于无政府状态，所有生产品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非为资本家利润而生产，是为用而生产，非为卖而生产；在分配上，免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没有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之战争；如此世界的和平方可实现。
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他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现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唯有答之曰：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旧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新的。除了这两条路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那条路不好走了。所以我们唯有去找社会主义那条路来走。换句话说是：我们因为客观的历史进化之历程明白指出我们的必由之路，就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社会主义。统括说起来是：
（一）旧经济组织的自然变化，已指教我们：帝国主义的那条旧路是不能再向前走的了。
（二）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已指教我们：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了。
（三）我们不要自己妄想现在没有比帝国主义更好的路可走，也不要妄想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四）我们固然要知道历史先生已经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但同时要知道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因为这条路上荆棘满地，障碍重重；我们努力开辟荆棘，扫除障碍，然后才可以通行。若是我们不去努力创造，只坐候历史的自然进化，那历史先生对于这种懒惰专想吃现成饭的人们是不负责任的呵！
1923年5月13日于广东高师（赖特才、侯昌龄笔记）
我们从“社会之历史的进化”观察起来，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主观的要求；乃是事实的理性的——客观的境界。换句话说是：我们确有相信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实行的可能。但是从古以来，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很多；我们究竟相信何种社会主义，这是不可不研究的。现在我把社会主义的学说，至今尚存在的、有力量的，分为四派，并加以简单的说明和批评。
一、基尔德社会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
三、工团主义；
四、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
基尔德社会主义发生于英国。他们的主张简单说来，便是经济和政治分开。
管理经济属之生产机关——生产者。
管理政治属之国家机关——消费者。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因为他们看见现在的国家机关很有力量，如政权啦、军队啦、裁判权啦、警察啦……种种都是资本家的屏障。他们想，把这些东西拿到工人手里来，很难办到，不如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各管各的。入手的方法，是用蚕食手段，渐渐获得生产管理权，以达到工业自治的目的。其实这个主张是很错的。我们要知道，社会上生产的工人，固然同时也是消费者；而资产阶级多属不生产的消费者，他们拥有私产，又拥有国家机关——海陆军、警察、裁判权等为他们私有财产的保障。除了社会革命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何妙法，可以用蚕食的手段一步一步取消剩余劳动的掠夺，达到工业自治的地步？
以前基尔德社会主义只盛行于英国，现在欧洲大陆如德国、奥国等社会民主党，也渐渐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了。这党的势力在欧洲北部、中部、东部都曾发生很大的影响。他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他和基尔德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民主党主张工人须取得政权，基尔德主义主张经济和政治分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同样主张取得政权，所不同的，就是方法不同。共产党主张用革命方法，取得工人独裁的政权，社会民主党主张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这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大不相同的地方。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知道无产阶级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是办不到的了；而又不赞成共产党之革命方法，于是索性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爽爽快快把国家机关让给资产阶级专管了。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虽很接近，却不相同。两者都是反对国家、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但工团主义赞成阶级战争，无政府主义则否。工团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打倒资产阶级，打倒了以后，不再去建设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政府、法律等，并不认识社会上有阶级的区别，只要指导他们走到善的方面便罢。所以他们始终不主张什么阶级战争。这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不同的地方，这两种主义，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关系。
无政府主义先前在俄国最盛行，工团主义在法国最盛行，他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于此，我们不可不考察为什么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一到了法国，便变为工团主义。这是因为从前俄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基尔德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自然都不容易发生，法国工业则比俄国发达得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感情的，没有大工业组织的国家，农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然会产生这班的空想的、感情的人物，如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他们都是贵族出身，怎么真实感觉得工团组织的必要？法国的工业比俄国发达，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然明明白白判若鸿沟，所以工团主义得以发生；无政府主义者一到法国，若不稍变宗旨改为工团主义，便一步也不能行动了，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再看日本在劳动运动未起以前，无政府主义也很发达。近年劳动运动，日趋日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改变为工团主义者，许多工团主义者改变为共产主义者，即此可以证明空想的无政府主义，在现代大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任何国家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大工业的社会，必须有大规模的复杂组织，只有大工业不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如南欧洲及中国），容得无政府主义者的游魂。
自然，工团主义比较无政府主义进了一步，但他们仍是糊涂。因为既要用革命手段，贯彻阶级战争的目的，自不得不采用一切武器，国家组织乃是最大的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后，若是不把这最大的武器拿在自己阶级手里，利用这最大的武器，彻底破坏资产阶级之根底，那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起反革命，重复用这最大的武器压迫无产阶级。所以工团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争斗，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反对国家组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和无政府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上述四种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有点比较的说明，讲到最有精密周到的办法，自然要算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我现在再把马克思派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则，说个大概：
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和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我们对于改造社会，不可只看见我们自己主观上意志上改造的必要，必须由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的条件有何种改造的可能，要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观，不可陷于唯心派的思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造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从组织共产党一直到实现共产社会，其间须经过几多步骤，每个步骤之中，或者又须经过几多曲折的步骤，但每个步骤都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这是革命的马克思派之特色。以上三个原则，是马克思派共产主义最重要之点，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他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赖特才、侯昌龄笔记）
这次讲演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与第一次的《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第二次的《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是串贯一气的。
在第二次讲演中，我曾把各种社会主义比较过，结果以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我现在再重复说几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马克思的根本原则，就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然后才能明白他的主义，配谈他的主义。
这一点既然这样重要，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况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像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
现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怎样？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后，把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破坏，重新组织。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都起来了，并且有劳工革命的趋势，似乎不久可以发生世界的革命。后来因为德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社会党，匈牙利的劳农政府，次第失败，于是世界的劳工运动连受极大的打击，那些资产阶级又复活起来取反攻的态度了。如英、德、美、法……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反攻也最厉害，他们的反攻兼有政治及经济两个原因。
政治原因：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因受俄罗斯革命的影响，遂起很大的恐慌。或明或暗帮助德、意、匈的反动派破坏工人阶级的新运动，又复乘德、意、匈各国的劳工运动失败的机会，竭力压抑他们本国的工人阶级，英、美、法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最为厉害。同时又联络起来去反对俄国的劳农政府，如俄国白党之扰乱和波兰打破俄军，表面上虽说是内部的问题，或两国军事的问题，实实在在还是英、美、法各国在里头弄鬼——帮助波兰打破俄国的兵。他们见俄国的资产阶级被劳工打倒了，都未免兔死狐悲，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一致反抗苏俄，压抑工人阶级。
经济原因：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告终，欧洲诸国不但是政治弄得稀糟，而且经济的损失很大——几乎要到破产的地位了。如英国素来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战前是世界的债权国。战后变为美国的债务者。法国则为英国的债务者。至于德、奥战败之国，更不用讲。只有美国成了世界的债权国家，得了许多利益。所以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想要恢复他们的经济力，于是就想出两个法子：
1.向国内掠夺本国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等。
2.向国外加力掠夺殖民地——列强在柔来、海牙、华盛顿开过几次会议，其目的都是一面设法和缓资产阶级的国家间自己竞争，一面设法共同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进攻，一方面从政治上扑灭劳工的革命，一方面从经济上掠夺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
在资产阶级进攻的当中，其步趋日紧一日，其政治的反动也随着一天厉害一天。在英国，从前路易乔治的内阁是代表工业资本的，那时颇主张与俄、德妥协，好销售他们的工业品，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还和缓一点；其后白那劳内阁是代表商业银行资本家的，他的政策在注重向俄、德索债与赔偿，不甚措意于工业政策及俄、德通商，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更加反动起来了。现在鲍尔温内阁也是代表银行资本家的，和前内阁毫无变更。法国的反动，自克里蒙梭内阁、而白利安内阁、而普恩赉内阁，一个加甚似一个压制劳动阶级。
意大利反对工人阶级，比英、法两国更闹得凶，他不但对工人阶级紧紧地压迫、进攻，连民主政治都不要了。反动的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不独握了意大利的政权，而且成了国际运动；他们已在法、德做君主复辟的运动，美国也都有他们的组织，日本也有了他们的运动，中国上海也有他们的党员了。
法西斯蒂党颇效法共产党的方法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他也有严密的组织；共产党注重国际运动，他也注重国际运动；共产党对敌党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他也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所不同的是一个有阶级的基础，一个没有阶级的基础。
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分子，一大部分完全是觉悟的工人，一小部分是无产阶级化的知识者；法西斯蒂党的分子，一部分也有工人——无觉悟的工人——部分是腐败商人和军阀官僚的资产阶级联合一起的。这党的首领意大利的现内阁总理墨索里尼年纪还很轻，从前也是社会党里的中坚分子，曾经做社会党机关报的主笔，他对于社会主义本来持激烈的态度，到后来竟一变而立于反对的地位，竭力压迫工人，是世界反动分子的代表。
以上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以下再讲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是怎样？
中国的政治情形：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何以呢？你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义存在，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若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公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
现在的北京政府，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你看那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简直是中国的太上政府，政治上重大的举动，都得仰他的鼻息。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在外人和军阀压抑之下，不但无产阶级不能参与政治，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政权。每个总统内阁都必有军阀的后援，方能存在。中国的国会也是受军阀豢养的机关，不是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所以京汉工人被军阀大惨杀，国会不曾提出抗议，外人要取消棉花出口的禁令，国会不曾提出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会固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
中国的经济情形：中国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了——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现在举几桩重要的说说：
1.关税 所谓协定关税管理权完全掉在外人掌握中，中国政府不能自由支配。以条约的限制，不得外人同意，不能更换税务司，不能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中国的工业能与外货竞争；不但外货进口税甚低，而且纳过什么子口半税，便通行全国；中国货则遇卡抽厘，因此外货容易推销，而中国货反不能畅销于中国。所以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
2.工商业 我们试跑到天津、上海、汉口看看，是何等伟大的商埠，可是这些大商埠，不是由中国自己的工业发达起来，乃是由输入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业发达起来的。这种商业越发达，中国越穷困。试看永安、先施、大新等公司，细细考察里面陈卖的货，外国的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外货多进口一分，中国的手工业便多破灭一分，内地的中国人就愈见穷困一分。输进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人虽然能增加他们的商业资本，虽然可以运用他们的资本开发工业，然以协定关税的抑制，不能与外货竞争，贱价的原料又不能禁止出口，因此不敢投资工业。因此这种偏畸的商业发达，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国掠夺中国之结果，他的发达和中国人的穷困成为正比例。所以近年以来，各大商埠繁华的程度和内地穷困的程度相随增加，两方生活程度相差数世纪，因此商埠变成买办世界，内地变成兵匪世界，长此下去，没有不灭亡的道理。
3.金融 中国的金融，也是操纵在外国人的手上。你看中国有几个银行，就是有些小小的银行，也都是受外国银行势力的支配，所以外国人随便可以操纵中国的金融。现在我们本国的纸币，移地就不能通用，而外国的则到处受人欢迎。其实外国银行中不少中国人的资本，中国人信服洋老爷，说他们可以保险，一班军阀官僚们所吸收老百姓们的脂膏，大半存在外国银行里，作他们的资本，他们便将中国人所有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得重利，这是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形式。
4.交通 中国的铁路，虽然尚未遍设周密，但现在已有的几条，不是归外人管理，便抵押与外人。这是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工商业若望发达，亦要铁路为之运输；主权在人，实可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要明白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就是铁路了。
5.矿业 煤铁矿是军事、交通、工业最紧要的。现在大一点的都是操在英、日的掌中，如唐山之煤在英人手，汉冶萍之煤铁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本溪湖、抚顺（即千金寨）乏煤俱在日人手里，安徽皖南铁矿亦为日本所有。
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了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了。
现在下面把劳动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说一说。因为讲社会主义的人，总……离不掉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劳动阶级的奋斗有两种：一是政治的奋斗，一是经济的奋斗。
凡是奋斗总有一定的对象，中国劳动阶级奋斗的对象是什么？
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倒资产阶级，即行社会革命。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象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再说劳动阶级经济奋斗的对象是什么？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说过差不多完全在外国资产阶级手里了。中国只有棉业为最大的新兴工业品，但十分之五归英、日所有，中国资本家仅占一半。其次中国烟草业，大的只南洋兄弟公司一家，还有外资的嫌疑；中国的矿业，如抚顺、本溪湖、唐山等俱在外人手里，前也说过了。中国的铁路，除潮汕很短很短的是本国商人办的外，其余多属军阀政府所管，或抵押与外人了。中国海员方面所争斗的对象如轮船公司，也完全是外人办的，中国只有一招商局，还是官商合办的。所以中国的劳工运动，几乎无一次不是反对军阀阶级或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如唐山罢工是反对英人与杨以德，陇海罢工是反对洋管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反对曹锟、吴佩孚，香港海员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香港官商，上海日华纱厂罢工是反对日商。总计中国著名的罢工运动，不是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很少很少是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至于农业劳动者，多属自耕的小农，农民所受地主的痛苦，远不若外货侵入、官绅压迫及军阀扰乱的痛苦之甚，因此，有地之自耕农往往有剧烈的运动，而为无地的佃农所不及。
据世界情形看来，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的缘故，因为他们要弥缝国内的破裂，不得不向外发展侵略。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劳工运动首先便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同时在国内的政治奋斗，也不得不反对军阀阶级，合这两种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国民运动。所以……我们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开始工作，只有国民运动……
因为社会主义者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而奋斗的，劳动阶级既然应该做国民运动，社会主义者目前的工作，对于国民运动也自然是必取的步骤，这是客观事实的必要一条路。但是同时社会主义者应注意两点：第一点，于国民运动以外，同时须特别注意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的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第二点，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
甚么叫做半国民运动？就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如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或者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又如靠吴佩孚的兵去打倒张作霖军阀，或靠张作霖的兵去打倒吴佩孚军阀；这种运动就叫做半国民运动。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是不然的，团结民众的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做纯粹的国民运动……
现在中国的国民运动，差不多完全为半国民运动。试看中国商人也反对军阀，也做裁兵运动，但他们仍希望吴佩孚或是外国人来帮忙，这就不成了。中国学生颇知道反对一切军阀，但同时却请求外国公使团帮忙，这都是半国民运动。
大家试想，靠帝国主义的外国来做中国国民运动，靠军阀来打倒军阀，这岂不是笑话吗？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是纯粹的国民运动，绝对不要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军阀来帮忙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靠国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的力量！
有一些革命分子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这是很错误的。中国军阀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不反对拥傀儡的人们而反对傀儡，这傀儡是永世不会绝迹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
讲到这里，或者有人发生一种疑问：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做国民运动？国民运动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答案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仅是民主主义对于军阀的革命，还是平民主义对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革命。能够推翻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只有两种势力：
1.资本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
2.殖民地的国民革命。
这两种革命的势力合拢起来，才可以打倒帝国资本主义。若是缺少一个，一时都不易成功。
以前已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国际帝国主义倒了，国际资本主义也自然倒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也自然解放了，在此时世界各国才有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可能。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
假使抛弃这个所应做所能做的工作不做，只是天天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义等名词写在纸上，挂在嘴上，一步不能开始进行实际上有效的工作，试问有什么用处？
署名：陈独秀
1923年6月20日于广东高师（丁愿、郭瘦真、李立成合记）
转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邓演达君说：“此时只是军事的胜利，尚未达到政治的胜利。”孙科君说：“从前的军队不能够与民众结合，不能够为民众的武力，所以会失败……革命的势力就是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看来，须要使农工及其他各界的民众完全了解革命的意义，然后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这些真是革命领袖的说话！
怎样才是政治的胜利？必须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帮助革命党革命军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拥护此革命政权，这才是革命党之政治的胜利；并不是单靠军事的胜利，赶走敌人，占住政治机关，革命党做了官，便算政治的胜利。
怎样才能够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传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他们的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反之不兑现支票式的宣传，会使他们发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给他们以切身的利益，他们才真能了解革命于他们有利益，他们才真能自动的为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拥护革命，不是为革命而拥护革命，更不是为革命党而拥护革命。
革命党是革命的民众之最急进的先锋，有时自不得不指导民众，革命的民众也自然有受革命党指导的必要，也自然有为革命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们革命党侈然自大的向民众说：尔等民众须受本党的指挥，由本党管理，尔等民众须为我们的革命牺牲你们的利益，则民众将不明白我们想干什么。拿这样的态度对待民众，如何能够得到民众！
至于有一班人，终日坐在书斋里，永远不肯屈尊到民众中去而与民众为伍，不懂得民众的疾苦是些什么，反而大喊“工会是流氓”、“农会里有土匪”、“我们党人是坐轿的农民是抬轿的”这类怪话。这样的大人先生们如果想得到民众，更是等于想坐火车到日本去。
就是能够屈尊接近民众的人们，若是用得着时便极力拉拢民众，用不着时便说一声再会；或者是以为对民众的态度在朝时应和在野时不同；这种人虽然能欺骗民众于一时，到了他们的真面目显露于民众之前，自然要失去民众，并且永远失去民众，因为民众只能够被欺骗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所许可的固然不肯轻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许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领导民众的革命党便应该努力向民众解释，领导他们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险阵地到能够实际争斗的战场，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征善战的先锋，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应该取这样真诚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出些不负责任的支票以取悦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转，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兑现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应该始终以民众的真实利益为前提，万分不应该以自己在朝在野为前提，致前后易其态度，或者是一个党分在朝在野两样态度，一个党前后两样态度或同时两样态度，无非都是欺骗民众，欺骗民众者终于不能得到民众。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须行点什么仁政，况在现今民主主义时代，想得到民众，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须屈尊到民众中去（不可坐在书斋里骂工会是流氓、骂农民是土匪）；第二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不可疑惧民众运动的高潮会危害他的政权）；第三须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现成的武力；可是现成的武力若不与民众结合，不得到民众的拥护，也不能够成功一种革命的武力，并且这种离开民众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会成就革命，即或勉强一时获得军事的胜利，也终于不能保此胜利。所以，“武力与民众结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革命铁律！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军的军队实力强过北伐军，然而前者因为是单独的军事行动在北方失败了，后者因有南方广大的民众运动为声援，帝国主义者至今不敢轻于直接压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国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军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国的革命给了工人农民的政权，给了工人农民的土地与自由，因此得了工农广大的民众之拥护与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不但得了军事的胜利，而且达到了政治的胜利，因此才能够保住了革命的胜利以至于今。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农民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会有什么作用，即当时全国上等绅商所奔走呼号的权利收回（铁路、矿山等），革命党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权利以免多自树敌”的理论之下忽视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权”，右派党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说他发疯了；因此，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看清了孤军独战的革命党没有一点民众的后援，他们才敢于乘虚进攻，一面拿金钱官位软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党中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一面以“和平”、“统一”等口号束缚了革命党一切活动，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根本取消革命党的组织，其结果革命军队和国民党一概被袁世凯解散了，辛亥革命的军事胜利成了南柯一梦！
现在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是怎样？北伐军确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训而获得胜利了。可是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九江、南昌的军事胜利以后，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渐渐有了一点危险倾向。
我们还未曾听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压迫民众的举动，除了广东；我们并且知道革命政府现在还做了些帮助民众运动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时，反工农运动之声，到处都可以听到，尤其是在一些军事当局中和财政当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说，因为反工农运动本是他们的三大政纲之一。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有人以为现在的工人、农民是强者，资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说什么工农是压迫阶级，资本家、地主是被压迫阶级。这好像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像满洲皇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我们的兵士也要学步了，我们也要代兵士说话了；有人说：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更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民众这样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我们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在广东，民团、劣绅和县长、驻防军勾结起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近来更加厉害（参看一八三期本报广州通信）；在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员会之判决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规定，实质上即是绝对禁止罢工；甚至于农工商学联合会也阴受阻碍，连汉案对英示威大会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这类怪话都放出来了！
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方面，“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分子温和派合作”的空气，也放出来了！
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
欲援救此断送革命之右倾的危险，欲保持革命的胜利，欲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只有继续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八六期
1927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