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子洲（1892—1929），陕西绥德人。陕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哲学系。“五四”运动中，积极协助李大钊工作，不久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夏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4年秋，到绥德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并借此开展党的工作。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绥德地委成立，担任地委负责人之一。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年仅37岁。
李子洲同志原名登瀛，1892年生于陕西省绥德县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银匠）。青年时代在西安三秦公学求学，中途因家贫回绥德任劝学所视察员，后得地方公费资助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求学，1923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毕业。
在北京求学时期，子洲同志就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干事，直接参与了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1921年他和刘天章、魏野畴等，以在北大的陕西旅京学生为中心，创办了《共进》杂志，次年成立了共进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西北的进步青年学生，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1922年他曾在《共进》杂志上著文批判封建教育思想，阐明教育的意义及其发展，积极传播新文化运动。子洲同志是西北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参加李大钊同志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北大毕业后，他曾执教于三原渭北中学及榆林中学。1924年秋，到绥德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通过党组织调派并从各方面聘请进步的知识分子充任教职员，亲自给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浅说等课程，并在校内组织共进分社，推销《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1925年至1926年他一方面以四师作阵地，以师生为核心，批判封建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建立中国共产党绥德特别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四师党、团组织为据点，在陕北各县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和团的组织。他还发动和领导陕北一些县的学生成立学生会和陕北学生联合会。同时，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号召，组织了陕北国民会议促进会；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陕北特别党部；并于1925年派杨明轩同志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
子洲同志十分重视群众运动和社会教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四师教职员和学生除星期日经常有组织地向近郊农民和城市手工业工人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外，还利用革命节日（如红色五月要派学生下乡工作一两个星期）和假期大量组织学生下乡。到1926年，绥德、米脂等县农村大部组织了农民协会，城市工人和儿童也都有了自己的群众组织。他对于学生的课堂学习抓得很紧，绝不因参加社会活动而有所放松。教学计划周密严谨，经常举行测验，督促学生认真学习。为倡导社会教育，他改组绥德劝学所为教育局，清理教育经费；创办简易师范，培养小学师资；解散了有名无实的县议会，以其经费兴办平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并且利用平民学校校址，举办夜间教学班，由四师学生担任教员，使绥德的贫苦儿童和成年人受到免费教育；推动榆林、米脂等县也兴办平民教育。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绥德地委成立，子洲同志是地委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冯玉祥、刘伯坚（中共党员）率国民军入陕解围西安。党在西安建立陕甘区委后，他被调负责组织工作，还参与了建立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工作；领导建立了陕西省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小学教师联合会以及西北青年社等群众组织；他还参加了建立武汉全国农协筹备会的工作。为了培养西北党政、民运、妇女、青年等各方面的革命干部，党决定由子洲同志创办中山学院，由刘含初和他担任正副院长。
1927年，子洲同志到武汉，代表陕西省委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回陕后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领导陕西的党组织清算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和巩固了陕西党组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子洲同志任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他参加领导和组织了1927年的“清涧起义”、1928年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斗争和“三原缴农”等农民运动。
1929年2月间，省委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子洲同志被捕入狱，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于是年6月间牺牲。
子洲同志是西北党的创建人之一。他为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坚贞奋斗，终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善于把革命理论运用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去。不论在任何危急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冷静沉着，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研究，周密分析、洽商，因而能够运用自如地恰当地加以解决。
子洲同志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和宣传说服才能。他善于团结干部，善于联系群众，善于使用和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也善于用谦虚诚恳的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帮助别人改正缺点，因此他在同志中有很高的威信。党内外发生的许多问题和纠纷，别人难以一下解决的，经过他的说服或评判，就会比较快地得到解决，并使大家心悦诚服。
子洲同志气量宏伟，善于掌握革命的原则性和工作中的灵活性、机动性；善于掌握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及组织形式；善于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同志们敬佩他深沉练达、刚毅果断；敌人则恨他骂他“阴险可怕”。
子洲同志有优良的民主作风。他对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十分注意，对重大问题总是先和大家商量，非常重视和相信群众的创造力量，绝不轻率作出决定。他在四师时，校务和教育会议经常吸收学生代表参加；还常把学生中的优秀党员大胆地选拔到党内外基层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锻炼他们。
子洲同志牺牲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不朽的业绩，崇高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仍清晰地保存在同志们的脑海中。子洲同志精神不死，他将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载1951年7月7日《群众日报》，此文原题《李子洲同志事略》，这次编印前，经常黎夫同志校阅，在文字上略有修改。）
2014年6月18日是陕北共产党创始人李子洲罹难75周年。革命青年的导师李子洲，是中共陕西省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是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创建陕北红军的伟大践行者。
李子洲（1892—1929），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绥德人。1917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五四”运动中，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的李子洲，积极参加火烧赵家楼等正义斗争。不久，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至1922年，参与进步刊物《秦钟》《共进》半月刊的创办和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创建，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和总工会律师顾问施洋等四十余人惨遭杀害。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中共早期党员李子洲，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明确指出：“阶级战争开始了，我们要鼓舞起奋斗的精神，一定了牺牲的决心，用手枪，炸弹，前仆，后继，争我们最后的胜利！我们更应知道：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革命的平民；因此勿愁不能成功；勿惧牺牲性命！拿起手枪，炸弹，前进，冲锋，杀尽那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军阀！那才能使社会平等，为争我们的自由幸福。前进！前进！一齐前进！”
1923年夏，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受中共北京区委李大钊的委派，李子洲回陕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教。1924年5月，出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聘请共进社社员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共产党员王懋廷、共进社社员田伯英、韩叔勋、李致煦来校执教。学校组织制定教学大纲，确立了“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的办学宗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校图书阅览室新购《中国青年》《向导》《陈独秀演讲录》《共进》《列宁传》等图书、杂志2000多本，供学生自由选读。
1925年，“五卅”惨案消息传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全体教职员学生即开联席紧急会议，通电宣言“要求政府允许国民武装，组织国民救国军；联络绥属各校、各团体全体出发向各地讲演，唤醒一般国民起而救国；派代表赴榆（林）、米（脂）联络各界各校，联络河北各军一致作救国运动”。四师本校组织学生救国军，学生全体加入，借得来复枪二百余枝，每日练习兵式体操，至少有一小时，以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李子洲领导下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时广为传诵的“若要强，上学堂；强中强，扛钢枪”正是民众醒悟的真实写照。
同时，李子洲对地方军阀井岳秀各部队的情况动态十分关注，他给北方局的报告中说道：“井岳秀全部不过有枪2300多支，其部下有的倾向革命，有的思想很反动。石谦旅有我们的同志李象九、谢子长、李瑞成、王有才、史唯然等数十人。我们计划还派李致煦、白明善、柳长青、冯景翼、马瑞生等人去宜川、清涧等地进入该部工作，石谦本人亦可以接受我们的指挥。高双成部、贺尔介营经我们宣传，可以同情革命。高部参谋李仲仁同我们很接近，将来可以发展为共产党员。贺尔介本人住在李明轩家院内，我们已指示李同志多与贺联系，抓紧宣传工作。惟姜梅生团顽固不化，十分反动，我们必须随时提防。”李子洲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中要求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为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军事人才，学校党、团组织遵照上级指示陆续派遣体格健康的党、团员和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到国民军部队学军事搞兵运。
1925年，陕北党组织（设在学校的中共绥德特支、共青团绥德地委）陆续派出拓克宽、乔国桢、杨重远、马明方、邓重庆、武不谟、刘善忠、王兆卿、马承启、白雪山、崔仲英、张慕时、张志文、常宣、马云泽、李秉荣、蒲子华、刘正平、胡廷俊、贺晋年、刘耀西、许志云、贺维新、马思冉、王聚德等大批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到陕北、甘肃、宁夏乃至山西、河北等地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开展兵运活动。他们积极策动兵变，组织和发展革命武装，为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26年年初，绥德党组织又先后派杜振庭、杨璞、冯景翼等学生和教师李致煦往宜川石谦部做士兵教育工作。在石谦团有李象九、谢子长、杨重远、李瑞成、王有才、史唯然、阎红彦等数百余名官兵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不少连排长都由党团员担任。
1926年，四师的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在中共北方区委（北方局）领导下，陕北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陕西省立第四师范被誉为“陕西的上海大学”，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活动的指挥中心。
1926年12月，冯玉祥、于右任率部由宁夏、甘肃等地入陕，夹击军阀刘镇华，从而使被围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解围。党组织调李子洲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改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李子洲路过延安时，召集呼延震东、刘尚达等延安四中的党团员，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布置安排工作。要求延安党团组织在军事方面要善于运用统战方法壮大自己的队伍。要加强宣传三大政策，扩大组织工作。学生方面要注重他们的学业成绩，组织他们深入农村，积极进行农运工作，选拔优秀分子入党。延安基督教会比其他各县更为猖獗，要扩大宣传，发动群众，驱逐牧师，捣毁教堂。要积极开展妇女工作，从剪发、放足、读书、识字做起，组织妇女识字班，妇女学习会，从城市入手再推广到农村。开辟农村工作十分重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是我们党的基本力量，我们的政策是农村包围城市。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李子洲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出任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和院长刘含初一起确定了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人才”为教学宗旨。中山学院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1927年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执委会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他非常重视军队工作，特派陈家珍、马明方、武丕谟、白诚哉、罗伯福、邓重庆、马子敬等大批共产党员到许权中旅中做政治工作。在不到半年时间，陕甘40多个市县普遍建立了中共和共青团组织，党员发展到2400多人；陕西的农民协会会员达70余万人，仅次于湖南、湖北，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
6月下旬，冯玉祥下令在陕西进行“清党”，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李子洲，受省委派遣，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8月27日，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接见陕西代表，向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特别是毛泽东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更加坚定了他组织领导创建革命武装力量的信念。
9月上旬，李子洲回陕后，向省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对陕西的指示，主持起草的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军事运动决议案（九二六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短兵相接作殊死战，以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候，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但就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根据中央的新政策与指示，对于今后的军事运动是，在反冯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对于一切反冯的势力都应有相当的注意与联络。但是陕甘所有反冯的军队，除一两小部分外，不仅是与冯同样的仇视我们，压迫民众，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反冯之外，别无希望，如能打入他们的任何部分，故应对其领袖作相当的应付，获得他的下层群众，实行分化作用。如有发展组织的可能，即尽可能的发展之，以树立党的基础。并运用我们所能影响的农民有组织的加入改变其成分，实行夺取其武装与破坏的工作。
1927年7月25日，井岳秀部思想比较进步，同情革命的旅长石谦被暗杀。9月，井岳秀部旅长高双成命令李象九营到延安准备改编为骑兵团；命令谢子长连到宜川换防，借机消灭这两支所谓“赤化”了的部队。在此紧急关头，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给石旅军队支部发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李、谢部队，李、谢部队不能坐迨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的指示，唐澍、白明善、李象九、谢子长组成了起义领导小组，以原李象九、谢子长的两个连为骨干，联络其他受共产党影响的6个连近千人，10月12日在清涧县发动起义，打响了西北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第一枪。
当日下午，起义部队在李象九、谢子长带领下，转战延川、延长。15日，攻占宜川县城，将部队改编为旅，旅长李象九，下辖三个营近千人。不日，部队遭到井岳秀部高双成师的进攻，被迫转移韩城，暂归杨虎城留陕部队王保民部。11月，唐澍、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在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后，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途中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先后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其他人员分散隐蔽。
1928年1月初，陕西省委连续接到中央指示，要求发动农民暴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政权。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组织武装暴动，决定将陕东、东府地区划为两个暴动区，并先后成立了中共东府特委和陕东特委。1928年春，省委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到史可轩部许权中旅，准备发动起义。1928年5月初，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东特委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举行起义，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陕东赤卫队。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即许权中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部队到达华县瓜坡镇后宣布参加渭华农民起义。16日，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政治部主任廉益民。起义军民在渭华原上，杀豪绅，斗地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起义中心区域的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被摧垮，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在渭南、华县、五一3个县的48个区、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何寓础、乔国桢、武培谟、屈自超等四师师生参加了这场爆发在敌人心脏地区的渭华起义。6月，冯玉祥调集3个师及渭华一带的民团对起义中心区域实行“围剿”，经过数次激战，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终因寡不敌众，退入秦岭山区。7月，工农革命军在洛南保安镇又遭李虎臣部进攻，唐澍、李大德等牺牲。8月，许权中旅在进入河南邓县后被打散，起义失败。
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李子洲直接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部队，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不懈，勇于探索。1928年6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斗争，逐步建立革命武装，省委指示陕北特委派遣大批党团员、进步青年到井岳秀、高志清、驻甘肃和宁夏的石子俊、王子元等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军队党团组织，争取武装力量。仅派赴神木高志清骑兵师从事兵运工作的党团员中，省立四师的学生有刘德禄、乔鼎铭、刘尊山、贺大增、刘耀西、张慕时等人。1928年秋，省委又派刘志丹、谢子长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工作。
1928年11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李子洲代理陕西省委书记。他认真总结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重新部署全省的革命斗争。1929年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子洲和其他负责人先后被捕。在狱中，国民党新军阀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1929年6月18日，坚贞不屈的李子洲在狱中罹难。
李子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是创建革命武装力量，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他在四师办学、中山学校执教和陕西省委工作中撒播的革命火种，点燃了西北高原开展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如火如荼地在西北高原上开展起来。至1935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人口超过100万，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迄长城的广大地区，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西和陇东的30个县，革命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主力红军已拥有2个师9个团，共9000余人。各路游击队和游击纵队发展至4000余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李子洲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李子洲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