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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玉冰（1897—1927），江西兴国人。1922年9月经李大钊介绍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不久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新江西》的主编，江西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12月13日，袁玉冰去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12月27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袁玉冰是江西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自上中学时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在中国实现而奋斗。他在自己主办的革命刊物《新江西》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杂感和日记，为党组织和其他进步团体起草了很多报告、文件，还与友人频频通信、赋诗作词以抒发革命情怀或探讨社会问题。这些遗文，字字句句情真意深，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性。袁玉冰的革命活动得到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赞誉。李大钊推荐他入北京大学读书。在北大学习期间，李大钊介绍他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为江西和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顽强地斗争，直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897年2月19日，袁玉冰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乡岚峰村马齿坑。乳名观音，原名光鉴，字玉冰。读小学后以字代名。1922年8月在中学读书时改名冰冰。后来又因和关向应、吴振鹏二人革命情谊深厚，相约皆以“冰”字为别名。袁玉冰别名孟冰，关、吴分别取别名仲冰和季冰。冰冰和孟冰两个别名，在他写作和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涯中经常使用，与本名玉冰同样为人所景仰；此外，他还使用过亦生、培南女士、记者等笔名，王亚岑、袁志仁为化名。马齿坑地处泰和县与兴国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山峰重叠，气势磅礴，古树参天，郁郁葱葱，涧谷溪水，清澈透亮。自然环境陶冶了袁玉冰宽厚、淳朴、勤劳、耿直的性格和品质。但马齿坑与外界只有一条曲折的山道相连，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教育落后。袁玉冰十多岁还未上小学，在家和小伙伴一起砍柴、放牛，帮助祖母做些家务杂事。祖父早逝，祖母带着儿子（袁玉冰之父）袁国瑞勤俭度日，生活艰难。袁家世代以山林为业，兼种小部分农作物，自给自足。袁国瑞勤劳节俭，善于经营，使家境逐步转为殷实。袁国瑞开明而有远见，重视子女教育，专为子女请了一位家庭教师，1906年还曾为江西兴国县高兴圩成德小学创办校舍捐资。小学校长和全体同学为此赠送他一块大匾，题字“尚义可风”，至今完好地存放在袁家。袁国瑞娶兴国县高兴圩彭月娥为妻。袁玉冰读成德小学时住在舅父家。舅父对其管教颇严，对玉冰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起了很大作用。袁玉冰和舅父家关系密切，所以曾有人误认为袁玉冰的籍贯为江西兴国县。
袁玉冰自幼天资聪慧，善于学习，勤于动脑，接受能力很强。老师教过的一些浅显古文和书文，一读就能背诵。渐渐地，家庭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就到附近友人黄瑞生家借书看。袁玉冰读书时，关紧房门，专心致志，谢绝来人聊天，并在门上张贴“说闲话者莫入”的禁牌。袁玉冰的好学精神为方圆数里的长者及同辈所交口称赞。袁玉冰的祖母常给儿孙讲褒善贬恶的民间故事，祖母常说的一句家乡俗话“好人千家传、恶人绝后代”，深深印在袁玉冰的脑海里，这对袁玉冰形成正直向上、艰苦朴素、追求真理的品质，起了耳濡目染的作用。父亲袁国瑞常“殷殷以勤俭为训”教育子女，母亲彭月娥也常以“劳动之艰苦，积财之不易，用之者宜如何节俭”嘱咐子女，袁玉冰铭记在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殊觉言颇警策。”
他始终把克勤克俭作为修身自治之本。
袁玉冰的舅父家所在的兴国县高兴圩是个山区小圩镇，是方圆百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信息交流的中心，每逢集日，热闹非凡。圩镇上的成德高级小学是这一地区的著名学校。袁玉冰于17岁时在舅舅帮助下进入学校读书。学生中富豪子弟较多，不少学生染上了赌博、抽烟、酗酒、打架等不良恶习，扰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袁玉冰在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下，创立自治学生会，带头发起禁止抽烟喝酒、迟到旷课、吵闹打架等“三禁”活动。他还邀集一些正直、愿意读书的同学创办了学生“阅书社”，自筹书刊。过了一段时间，成德小学的学风大为改观。成德小学和私塾有很大区别，开设的都是新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体育，每一门课都对袁玉冰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在成德小学学习三年，袁玉冰显露了他聪慧的天资和优秀的组织才能，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得师长钟爱和同学的拥护。
袁玉冰高小毕业后，因病暂时休学在家。他一边养病，一边在友人黄瑞生家自修，准备病愈后报考省属中学。黄家房前有一园地，花卉繁茂，鲜艳夺目，袁玉冰在门外自书“自治园”三字，并贴有“入我园能告我过者，我甚欢迎”。青少年时期的袁玉冰已形成执着追求、刻苦学习、自治改造、修身向上的品格，为其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9月，袁玉冰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第一中学（后改为南昌第二中学）。袁玉冰博览群书，废寝忘食地埋头于学习之中。虽然经济拮据，生活艰苦，但他以英雄豪杰激励自己，不为困难所阻。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见英雄豪杰之成非常之功，建非常之业，无非由困苦而成。玉冰生英雄豪杰之后，安可因困难而丧志，使英雄豪杰专美于前乎！”袁玉冰在20岁时写了一首言志诗——《二十初度感怀》：“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
这首言志诗表现了袁玉冰自我反省、自我治理、自我提高的严于律己的精神，也抒发了他要做世界主人翁、干一番大事业的宏大抱负。
1919年学校放寒假之时，袁玉冰乘船到吉安，然后步行经陂头、苑前、槎原等乡村小镇回家乡。沿途看到市场上出售的大都是土产品，洋货很少；民众辛勤耕作，很少游手好闲者，妇女也多助夫耕作，未见安然而坐者；勤劳俭朴之风盈于乡村农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当地学校甚少，圩镇街道污秽不洁，不讲公共卫生，又使袁玉冰顿感遗憾。路上见闻，使袁玉冰感到教育民众，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造社会之迫切需要。
回到故居，袁玉冰看到旧年临近，富人昂然到处索债，穷人昏夜叩门借钱的情景，激愤不已，感慨万端，在日记中写出了他的感受：“富者施与建工厂，收贫人做工，贫者亦勤勉从事，则成为不贫不富之社会，且由此而极富之社会，岂不幸欤！”这是他第一次描述他理想中的社会，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有一定的影响。
袁玉冰过完寒假回校后，常和徐先兆、杨坤元等同学议论国事，探求改造社会之良策。当时军阀混战，中国四分五裂，袁玉冰愤慨地说：“废督灭兵固中国之第一急务也，奈各督既拥重兵不愿解散，言念及此，能无寒心！”1919年4月，袁玉冰从报纸上看到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继承德国在华特权问题，将谋我青岛，中国当局却无动于衷不设法力争，他“为之叹息不止”。他曾在致四弟光钰的信中写道：“嘱勤勉向学，以期上不负国家，下不负父母。”此时的袁玉冰，怀救国救民之忧心，立志多学本领为国为民效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已树立起来，但尚未找到救国的良策。他苦苦地思索着，追求着。
在1919年4月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在山东的各项权利要求，但遭到了拒绝。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痛斥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1919年5月4日，北京十数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愤怒的爱国群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32名学生。五四当日，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南昌，南昌各校学生义愤填膺，群情激昂，纷纷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怒潮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江西第一师范学生代表为争回山东主权，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到南昌二中进行联络，商议采取一致行动，表示南昌学生的爱国心。袁玉冰当即表示非常赞同。南昌二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在百花洲沈文肃公祠举行集会，决定致电北京军阀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保护我国山东主权。此时，江西省农会、南昌总商会等纷纷致电政府，要求收回青岛，释放被捕的学生。
一连数日，南昌各校学生一面积极组织游行示威团，一面号召江西各界奋起抵制日货，以此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5月12日上午11时许，二中全校师生整队出发，参加南昌学界17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举行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由东湖边至省议会，各校派代表送交请愿书，向省长、教育厅厅长等当面陈述学生的爱国要求。南昌的斗争与北京紧密相连，5月下旬，二中学生多次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赴省议会请愿、示威。袁玉冰非常关心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日本为吾国之敌人”，“吾国之外患，日人也。”他深知：要救国首先必反帝。6月1日，南昌商界举行罢市，二中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袁玉冰与黄道、徐先兆、石廷瑜、王亦亮、刘轶、万里卿、熊兆元等人组为一团。他们在大街小巷进行宣传、散发传单，反对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他们到处查禁日货，烧毁日货。江西反动政府把他们诬称为“过激党”，袁玉冰看到了觉醒的民众力量，理直气壮地反驳：“我看将来定为‘过激党’的天下，‘盖势所必至，而理所难逃’。”在这次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袁玉冰增长了知识，得到了锻炼，看到了斗争的曙光。他表示：“宁做断头鬼，毋为亡国奴！”从此，袁玉冰投身于革命洪流，由一个正直、求知的农村青年开始成长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战士。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是袁玉冰思想的一次升华。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掀起了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群众革命运动。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这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他将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介绍给中国人民，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袁玉冰读了这些文章，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视野更加开阔，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常常与黄道、徐先兆、黄在璇等同学聚于东湖之畔、赣水之滨，议论国事，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袁玉冰认为，学生运动只限于游行请愿示威、抵制仇货、烧毁洋货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他主张改造社会，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全民族万众一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有强大的力量去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这就需要一个先进组织，带头宣传指挥群众斗争。因此，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组织一个社团。1919年下半年，袁玉冰邀集南昌二中的黄道、徐先兆、石廷瑜、黄在璇等7位同学，组成了“鄱阳湖社”。这是“五四”运动后在江西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为了表明他们以改造江西、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宗旨，1920年12月，袁玉冰等又将“鄱阳湖社”改名为“改造社”。1921年1月1日，在南昌二中召开的改造社成立大会上，袁玉冰慷慨陈词：“我们这个会已经酝酿了很久的时间，今天终于开成立大会了，我们是何等的荣幸！我们9个人在这里过这个元旦，好象是一家的兄弟一样，我们是何等的快活！但我们要把这个范围推广，使成世界一家，世界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这虽是道理上的话，我相信终究必有实现的一日，我们只有向着我们的目的地去进行就是。”
会议决定出版《新江西》季刊，通过改造社简章，推举袁玉冰为改造社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社址设在南昌二中。
改造社成立后，陆续吸收了一批新社员。同年6月，在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方志敏也参加了改造社。袁玉冰与方志敏交往频繁，关系密切，观点一致，融洽无间。袁玉冰曾说：“我觉得他（指方志敏）是一个有觉悟的人，也算难得。”
这期间，袁玉冰很注意阅读《新青年》以及其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近来的思想很倾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我觉得要改造今日的中国，舍此未由。”他读了《共产党》月刊第5号上刊载的施存统的文章《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很受启发，“觉得要改造中国的社会，除照俄国的方法实行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较善的方法”。
“五四”运动的风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政治派别的明显分化。反动派举起屠刀对准革命派。改良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质上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派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场主义与问题的论战，从北京波及江西。当时，以什么思想来指导改造社的行动和建设，在同学和社员中间争论得很激烈。袁玉冰与方志敏等主张采用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一定要失败的。”袁玉冰为改造社提出了八条社规，并组织社员进行认真的讨论。八条社规是：“（一）积极地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二）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对不能信仰任何宗教；（三）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只能援助，不能加入；（四）社员须有一种体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正当职业；（五）社员不得为资本家的助手；（六）社员生活须平民化；（七）社员不得有不良的嗜好，如嫖赌烟酒之类；（八）社员对于下列各种应有所研究：（1）马克思学说，（2）社会学，（3）外国语（至少一种），（4）世界语。”
袁玉冰提出的这些原则，反映了他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观，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赞成。所以，改造社自成立那天起就是一个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改造社关心全国的革命形势。袁玉冰等社员积极投入社会实际斗争，把改造社置于全国的革命斗争中。为了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广泛宣传改造社的宗旨，参加实际斗争，1921年4月中旬，袁玉冰在南昌二中组织校工夜班，并被推为该班之主任。5月1日晚，袁玉冰到校工夜班讲述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意义。他认为关于“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江西的文人和报馆没有做一点宣传，致使江西劳动界还没有觉悟。袁玉冰在《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一文中，“呼吁江西劳工团结起来，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
同年10月，南昌二中为成立7周年举行纪念大会，袁玉冰登台演说：“今后的二中，要一步一步地随世界的潮流进步，不要为世（时）代的落伍者。这是我对于本校最大最诚恳的希望。”
改造社成立以来，社员们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影响日益扩大，社员不断增多，反动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拔掉这个眼中钉，在省督军蔡成勋的疯狂镇压下，改造社于1923年春被迫中断了活动。但是，改造社为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为培养和聚集江西革命的骨干力量，为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思想基础。后来，这些革命的骨干分子，如袁玉冰、方志敏、黄道、邹秀峰、汪群等改造社成员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江西党团组织的重要骨干和领导人。
《新江西》是改造社创办的刊物，袁玉冰任主编。为办好这一刊物，他倾注了全部心血。《新江西》开始为季刊，后改为不定期刊，16开本，封面设计精美，一片绿叶上突出“新江西”三个宋体大字，设有政论、杂感、通讯、名词解释、社员通信等多种栏目，形式新颖。袁玉冰从撰写文章、审稿、编排和筹措经费到联系印刷出版，克服了很多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坚持学习的同时，担负起主编《新江西》如此繁重的任务，实在令人感佩。为了刊物，他节衣缩食，以藕粉充饥，省下钱来充作刊物经费。1921年9月3日，《新江西》第一卷第一号出版，袁玉冰立即召开改造社社员会，并筹集40元钱，和黄道、石廷瑜、黄在璇一起到商务印书馆取回150本。
袁玉冰之所以为出版《新江西》而不遗余力、不辞辛苦地奔波，就是因为他要利用这块阵地宣传改造社的主张，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江西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年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
袁玉冰利用《新江西》揭露并痛斥了官僚、政客、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他在《我的希望——新江西》一文中写道：“过去的江西，现在的江西，都是充满了黑沉沉的、阴惨惨的色彩。社会上没有一桩事，不是受官僚、政客、军阀、财主的支配。狂奴欺主，白昼杀人。”号召民众“应该有真正彻底的觉悟，牺牲奋斗的决心，把那些阻碍前途的荆棘，一刀斩去，尽力去寻出一线光明的道路来，一步一步向前进行！”
袁玉冰利用《新江西》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这是中国人到自由之路吗？》
一文中批驳了英国唯心主义学者罗素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罗素指给中国人到自由之路简直是要中国人民“走投无路”，“不免令我们误入歧途，蹈西洋人的覆辙，走西洋人走过的旧路了”。那么，究竟什么路才是中国人到达自由之路呢？袁玉冰在《无产可共》
一文中作了明确的回答，即走俄国人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敬告青年》
一文中，袁玉冰很清晰地阐明了自己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他写道：“应该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要实行社会革命，就应该采取一个适当的方法，自然，只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了。因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同时鼓励民众“要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打破一切‘文学’、‘科学’、‘哲学’的迷梦，学马克司（思）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
袁玉冰在《新江西》开辟的《名词解释》栏目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名词的正确含义，还在《社员通讯》栏目中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指出：“一般彷徨歧途不知东南西北的青年，如果没有主义的信仰是再危险不过的。”“如果把马克司（思）来做傀儡，曲解马克司（思）的学说来迁就自己的主张……，就把《资本论》如蒙童对于《三字经》、《百家姓》一样读得烂熟，可以背诵起来，也不免为马克司（思）的罪人。”
袁玉冰的这些文章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阐明了改造中国社会应走的道路和应采取的方法。
袁玉冰还在《新江西》上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许多进步书刊，特别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该刊1—3期共介绍了60多种书刊，其中有《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和《新青年丛书》等。还介绍了许多其他进步报刊，比如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的《新青年周刊》，江西万安青年会编辑出版的《青年》等。袁玉冰还撰文对江西出版的各种报刊作了详尽的分析评价，这对当时识别能力较差的民众，尤其是青年来说，起到了及时的引导作用。
《新江西》杂志的文章反映了革命时代的主流，是江西思想界的一颗灿烂的明星。尽管它从出版的第一天起，一再遭到反动当局的威胁和迫害，只出了三期，但它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昌、赣州、九江、吉安、兴国、万安等地广泛流传，影响很大。
1922年7月，袁玉冰在南昌二中毕业，8月到上海会见了方志敏、赵醒侬。同时，由方铭竹引荐，见到了李大钊、施存统、高君宇等人
。经李大钊介绍，9月袁玉冰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
。学习期间，袁玉冰常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访问并请教李大钊。有一次他把《新江西》第一卷第一、二号送给李大钊，请他指教。李大钊赞扬《新江西》编得好，答应给予帮助和指导。经多次交往，袁玉冰和李大钊的友谊不断加深。袁玉冰非常敬重李大钊，为他的诚恳待人、助人为乐的伟大品格所感动，又非常仰慕李大钊的渊博学识和学者风范。进入北大不久，袁玉冰就在李大钊帮助下参加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李大钊对袁玉冰也非常器重，认为袁玉冰是个积极肯干、热情激进、很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亲自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袁玉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袁玉冰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他把生命交给了党，自觉地参加各项革命活动，为党的工作呕心沥血；他刻苦攻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攻读李大钊主讲的“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袁玉冰到北大读书后，改造社其他成员也分赴各地，大多数在江西各县市，少数在北京、上海、湖南、四川和日本。社员成分主要是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和商贩。为了加强联系，在李大钊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袁玉冰、方铭竹、石廷瑜、苏芬、刘轶等人在北大三院召开了改造社在北京的社员会议，决定设总社于北京大学，在南昌及上海分别设分社；《新江西》由季刊改为不定期刊；规定社员每人每月至少通信一次，本地社员须定期开会，以期互相了解
。
在北大学习期间，袁玉冰以顽强的精神主编了《新江西》第一期第三号。这一期共106篇文章、26万多字，袁玉冰写了25篇文章、5万多字。第三号于1923年1月15日在北京出版。与此同时，方志敏、赵醒侬、刘拜农等7人在南昌发起建立了江西地方青年团。2月初，袁玉冰借北大放寒假的机会，化名王亚岑回到南昌，据方铭竹回忆，袁玉冰这次回赣是“李大钊老师为他筹借了行资，并负有特殊的使命”
。在南昌，袁玉冰与方志敏、赵醒侬等人一起积极发展团员，不到半月就使团员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21人，同时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及《青年声》周刊作为“宣传我们主义的刊物”
。由于袁玉冰的积极活动，“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南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分别在南昌二中和心远大学成立。这些进步团体推动了江西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
1923年3月下句，袁玉冰携带南昌地方团、民权运动大同盟和南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给团中央的报告和其他文件，准备离赣返京，不幸在南昌牛行火车站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在军法处监狱中。
在法庭上，袁玉冰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使反动法官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他嘲笑法官是蠢猪，“连一点法律常识都不懂”。
袁玉冰被捕后，江西团组织和许多战友及群众积极进行了营救活动，南昌二中等中学校长，都出面帮助营救。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11月8日袁玉冰被保释出狱。南昌团地委为袁玉冰出狱召集一部分青年和校友（即团员）开欢迎大会，公开讲演，赞颂袁玉冰勇敢坚强的精神。11月底，袁玉冰去上海。12月1日，旅沪赣人借上海西门路78号举行集会，欢迎袁玉冰出狱。到会者数十人，一致赞扬袁玉冰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气概。以后，袁玉冰接替刘拜农主编《新江西半月刊》的工作；他写了许多文章，其中一篇《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
，影响很大，这一《书目》列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书籍23种，并在内容上作简单说明，对各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研究活动均有指导作用，至今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1924年年初，党决定派袁玉冰、丁健亚、胡越一同去苏联学习。他们先在上海团地委举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5月初，他们又从上海到达北京，住在北京大学，曾几次拜访李大钊
。5月下旬，他们由北京乘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后改乘马车出境，到达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学习生活非常紧张艰苦。8月间，袁玉冰在东方大学听取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李大钊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深受鼓舞。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刻苦钻研“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联共党史”“各国工人运动”和俄语等课程，积极参加军事体操训练。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努力，1924年年初，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国内大革命运动随之蓬勃发展。1925年冬，党决定派袁玉冰、丁健亚等一批学员提前结业回国，参加实际革命斗争。袁玉冰被分配在共青团上海地委工作，先负责宣传、秘书工作，后任书记。1926年4月，团上海地委改为团江浙区委，袁玉冰负责组织工作。他认真负责，经常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在上海团地委工作时，他与关向应、吴振鹏朝夕相处，感情很好，三人遂以兄弟相称。9月16日，赵醒侬被反动军阀邓如琢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在南昌秘密枪杀。噩耗传来，袁玉冰悲愤交集，提笔写了《悼赵醒侬同志》一文，对赵醒侬革命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
为了配合北伐军的斗争，1926年10月，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袁玉冰组织工人和青年群众参加了这次斗争。
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发展迅速，国民革命军取得了节节胜利，形势的发展亟需加强党对江西革命运动的领导。11月初，党决定调袁玉冰回南昌工作，初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委书记。这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与战友开会、研究问题，布置工作，为北伐军攻打南昌组织侦察队、向导队、运输队、救护队。他对部属及群众说：“我们要积极做好支援工作，能拿起武器的就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回到江西工作后，袁玉冰除了组织和领导群众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外，还念念不忘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5月，袁玉冰在南昌钟鼓楼的江西大舞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大会。他联系江西的实际，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四个专题，1000多人参加听讲，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和青年。
正值北伐军节节胜利、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与封建势力勾结，酝酿着一场大阴谋，刻意破坏统一战线，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篡夺北伐胜利果实。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共江西省委讨论研究，决定予以坚决的反击。袁玉冰为落实省委的指示，具体从两个方面组织实施：一是积极筹划恢复《红灯》杂志，大造革命舆论；一是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斗争，以革命行动反击反革命的阴谋。
《红灯》杂志创刊于1923年，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机关刊物，因种种原因，只出一期就停刊了。此时省委决定恢复《红灯》杂志用以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唤醒民众，提高人民革命警惕性。袁玉冰出任主编。1927年2月13日，《红灯》周刊复刊，直至7月16日，共出版15期。袁玉冰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了《红灯的新使命》一文，指出：“现在《红灯》继续出版，自然仍是为革命的，即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指导的，我们愿意竭尽我们所有的能力，为江西青年供给革命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就是《红灯》继续出版后的新使命。”为了把《红灯》办好，袁玉冰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着。他不但亲自组稿、编排、写稿，还要联系印刷、发行等。他经常携带刊物到车站、码头、工厂、学校去一边发行，一边组织群众阅读，宣传解释。
在他主编的15期《红灯》上，袁玉冰亲笔写了许多包含真知灼见的文章。如《谁说革命成功了？》一文，尖锐地提出了不能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号召江西人民和青年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过火》一文中，
他支持了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回答了社会上对工农运动的责难。他严正批判那些制造“太过火”论的人，“不向反革命的帝国主义与奸商进攻而只攻击革命的工农运动，这是多么荒谬啊！”
袁玉冰在集中精力办好《红灯》周刊的同时，还积极组织群众参加实际斗争。1927年3月6日，在蒋介石指使下，赣州发生了残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反革命事件；接着九江又发生了镇压革命群众的“三一七”惨案；在南昌，段锡朋之流控制的省党部成了江西国民党右派的大本营。他们肆无忌惮地到处搜捕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任意开枪杀人，还用金钱收买社会上的流氓地痞，组织“纠察队”“暗杀队”镇压革命运动，反动气焰甚为嚣张。袁玉冰遵照省委指示，组织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发动工人罢工，组织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群众在大街小巷的墙上书写和张贴“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在4月2日这一天，袁玉冰与战友一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斗争的目标直指国民党省党部。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设在百花洲的国民党省党部，段锡朋怕得要命，从后门逃走了。示威游行群众捉住了程天放、曾华英、王冠英、巫启圣等7名反革命首要分子。次日，南昌市200余个团体，各界群众3万多人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庆祝反击右派斗争胜利大会，袁玉冰等主持公审了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等人。这次斗争大快人心，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灭了反动分子的威风。事后，袁玉冰满怀革命的激情，为《红灯》周刊第九期撰写了长篇报道——《南昌市民暴动》一文，热情地歌颂这次暴动是革命民众用革命手段来回击反革命白色恐怖的壮举，是江西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杀害了李大钊，噩耗传来，袁玉冰异常悲愤，奋笔写下了《悼守常同志》一文，寄托他对导师的哀悼和怀念，声讨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号召革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奉鲁军阀，打倒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的任务。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南昌上空黑云压城，整个江西笼罩着白色恐怖。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袁玉冰不断地奋笔疾书。5月16日他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蒋介石政府的危机》，刊于《红灯》周刊第14期上。文章以事实和数字作依据，用对比的手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论述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社会基础，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清党”的实质和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推翻其反动政府。1927年5月中旬，南昌形势更为紧张，国民党右派变本加厉地报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袁玉冰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此时，九江团地委书记吴振鹏因在“三一七”惨案中身受重伤，回南昌工作，省委决定派袁玉冰赴九江任市委书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迫转入低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争转入地下。“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决定在湘鄂粤赣边界组织秋收暴动。11月间，吉安、万安、泰和等县纷纷爆发了农民秋收起义。为了加强领导，组织更大的秋收暴动，省委调袁玉冰到赣西任特委书记。
赣西是袁玉冰的家乡，他非常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来到赣西后，他走家串户，发动群众，组织暴动，以实际行动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12月13日，袁玉冰从吉安去南昌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不幸被叛徒兰仲和发现告密，在抚州门石头街被武装特务逮捕。
在狱中，袁玉冰化名袁志仁，与敌特周旋，但因叛徒再三为敌人提供证据，袁玉冰身份无法隐瞒。身份暴露后，党组织和知名人士多方营救，均无效果。袁玉冰蔑视敌特的凶恶，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始终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战友熊云珍等一些老同学带着烤熟的鸭子去看他，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并鼓励战友不要悲伤，继续斗争。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泪水悄然而下。
1927年12月27日下午3时，袁玉冰在南昌市顺德门外下沙窝英勇就义，热血洒在赣江河畔。此时，天空朔风怒号，雪花飞舞，天地一片缟素，似乎万里长空在为烈士举行简单而又庄重的葬礼。
袁玉冰牺牲后，许多战友和报刊发表了悼念文章，缅怀和赞颂他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质。袁玉冰虽死犹生，正如《布尔什维克》第22期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那勇敢的精神，灵敏的思想，印到许多同志和工农、学生的脑子里，永远不会磨灭。”
（黄文一同志根据原稿作了部分调整和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