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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幸生（1902—1927），天津人。1922年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安幸生在北京工作期间，曾分管东区区委工作，东区区委设在北大西斋天字33号，区委书记是北大学生杜宏远（孟谟）。安幸生住在西斋地字12号，他在北大选听一些课程，以北大学生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10月，安幸生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坚贞不屈，11月11日英勇就义。
安幸生（1902—1927），原名安毓文，号仁岗，字幸生，中河头人，1922年入党，革命烈士。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执委、天津总工会委员长、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27年11月11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1902年9月9日，安幸生出生于中河头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幼年丧母，姐弟5人，排行第二。父亲安维礼年轻时在大清河、子牙河上使船，积蓄渐多，便在当地兴办了“三河头小学”（后改为公立天津县第四十八小学），安幸生在这里度过童年。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直隶省第一中学（今天津第三中学）。由于他聪颖过人，擅写作，长雄辩，深得教师董恩祥喜爱。他生活简朴，热爱劳动，关心时事，为人正直，并常与高年级同学于方舟探求救国济民之理，立下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信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6日，安幸生和于方舟等被选为直隶省立一中的代表，到北洋大学参加天津10所中等以上学校召开的“天津学生代表会议”，参与筹备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带领本校学生参加了天津各界的“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23日，又带领该校“救国团”参加天津15所中等以上学校万余学生举行的罢课游行，并向省长公署请愿，“决心抵制日货，且杀尽卖国贼以自救之。”直隶省长曹锐被迫允许学生讲演，并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由此推动了全市的罢市，迫令北洋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罢免了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的职务。在这次斗争中，安幸生显露了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才能，直隶省一中也成为“五四”运动中天津革命风潮的著名学校之一。
为了更好地团结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继周恩来、马骏组织“觉悟社”之后，安幸生和于方舟1919年10月组织了“新生社”，创刊《新生》杂志，安幸生任主编。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安幸生等人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撰写文章，使《新生》杂志成为“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是年秋，“新生社”改组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与北洋大学张太雷领导的团小组一起开展工作。这些活动引起军阀政府天津当局的恐慌，他们查禁了《新生》杂志，并抓捕安幸生入狱。在狱中，安幸生受到非人折磨。于方舟和他的家人花费大量钱财，托人作保，才使安幸生获释。
安幸生出狱后，已被学校除名，被迫回到老家中河头。在当地，他为农民要求取消“烧炭税”和杀猪的“割头税”代笔拟状，带领乡亲们到天津县政府打官司，迫使当局取消了这两种税。
1922年春，安幸生返回天津市内。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天津设立支部，由安幸生担任支部主任。10月，为支持唐山开滦五矿举行的总同盟罢工，开展募捐支援活动。是年秋，经罗章龙介绍，安幸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天津早期党员之一。
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1924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安幸生等5名天津的共产党员和45名共青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5月，安幸生参与筹备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游行，对北京英国领事监禁我国军人李义元案，联合各团体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并提议通电全国，印发宣告，得到数万与会者的响应和支持。7月，安幸生与于方舟等人深入工厂、码头，宣传中共主张，帮助建立基层工会，开展反帝统一战线活动，取得显著成绩。中共“四大”特别指出“包括天津市在内的工人工作是全国职工运动的基础”。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洋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2月，孙中山抵津后，于方舟、安幸生等联合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组织万人欢迎大会，组织演讲队走上街头，号召各界人民团结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14日，国民党天津党部召开遥祭大会，安幸生致悼词，“声显而哀，泪如雨下，全场大恸”。经过安幸生、于方舟、邓颖超等人的组织、宣传，天津广大民众对孙中山有了深切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较深的认识，为后来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安幸生立即组织“天津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声讨帝国主义罪行。6月18日，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天津支部，安幸生任书记。他领导全体海员罢工并声明，决心“与强暴的英国人反抗，非达最后目的誓不罢休”。
1925年8月4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纺织、印刷、油漆、地毯、铁路、制鞋等20余个工会在老铁桥大东旅社联合成立“天津总工会”，安幸生任委员长。8月9日，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总工会发动宝成、裕大、北洋、裕元纱场2万余工人罢工，反对宝成资方苛罚女工余阿英。11日下午5时，裕大纱厂数千工人遭到军阀李景林的镇压，拘押安幸生等各界联合会代表19人和工人400余人，查封天津总工会，镇压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
在狱中，安幸生和李希逸、辛璞田、姬兆生、吕职人等共产党员组成党支部，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展开狱中斗争。他们利用中秋节之机买通看守，举行难友联欢，谈理想、鼓斗志。经过天津地委组织营救和全国各界声援，并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直隶当局于31日将他们全部释放。中共天津地委为表彰他们的革命精神，赠予每人一枚“革命先锋纪念章”。
1926年1月17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安幸生当选为农工部委员。3月12日，日舰炮击大沽口。18日，又发生“三一八”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20日在南开学校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暴行。21日，全市“废约驱段”大会推举安幸生为代表，向直隶督办孙岳和驻津总司令鹿钟麟请愿。22日，奉系军阀查封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天津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停止公开活动，疏散暴露的党、团员转为地下。安幸生奉命调广东、武汉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革命领导人。安幸生与蔡和森、王荷波等人奉命调到北京，负责恢复北方区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党的机关设在张作霖的贴身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董季皋家中。
在艰苦、繁重的工作中，安幸生的优良品格和革命精神得到同志们的一致赞许，也得到了董季皋的女儿董恂如的倾慕。8月1日，由蔡和森做媒，安幸生与董恂如结为伉俪。婚后3天，安幸生又投入到建立北方局、组织人民武装的工作中。9月22日，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安幸生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由于“八七”会议的“左倾”思想影响，根据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关于发动工农暴动的指示精神，北京市委于10月10日发动全市党团员公开走向街头，宣传武装暴动。一夜间，传单、标语遍布全城。这种“广告暴动”暴露了党组织，使北方局、顺直省委和北京市委机关同时遭到破坏。在敌人大肆搜捕的时刻，安幸生不顾个人安危，一面销毁党内文件，一面通知大家转移。10月17日，安幸生到民大及法政学院找市委委员杨鹤云、候补委员颜蔚圃接头时，不幸被捕。11月4日，董季皋也被捕。
在狱中，安幸生受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但始终大义凛然。后来，由于北京市委书记李渤海叛变，供出安幸生等被捕同志的身份，安幸生便宣告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策略地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是在中山先生联共的政策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别的无可奉告。”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于11月11日深夜，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将安幸生、董季皋、王荷波等18位共产党人秘密杀害。安幸生时年仅2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王荷波、安幸生等18位烈士忠骨安葬仪式。周恩来亲自和董恂如抬着安幸生烈士的骨灰坛步入墓地，并安慰董恂如说：“你不要哭，我们俩人好好抬着我们的战友、同志、亲人吧！”说时，他早已泪流满面了。1986年9月14日，在安幸生母校85周年校庆时，全校师生为安幸生烈士塑像举行揭幕仪式，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笔题写了“安幸生烈士纪念碑”碑文。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95周年校庆，“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由老一辈革命家陈云题写碑名，安幸生等83位烈士英名镌刻其上。1997年5月，北辰区中河头村安幸生故居被辟为“天津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年9月9日，是天津总工会第一代主要领导者安幸生诞辰110周年。值兹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笔者谨对其生平事迹作如下郑重集述，以便天津工会界得一识其人。
安幸生原名安毓文，字幸生，号仁岗，以字行，是位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其故里，在今北辰区双口镇中河头村。乃父安维礼，崇尚新学，曾在家乡创办三河头小学。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姐弟中排行第二的安幸生，即在其父所办学校中接受了小学教育。
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在该校，得际遇后来成为天津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中共天津地委首任书记、来自宁河的于方舟。于比安大两岁，高一年级。他俩思想进步、关心国事，意趣相投，常聚一起探究济世救国之道。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安幸生，即作为学生领袖，与于方舟一道，义无反顾地活跃于天津的抗争热潮中，并参与了其时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筹建。
同年9、10月间，安、于二人以该校同学为骨干，组建了著名的“新生社”，这是与周恩来等人的“觉悟社”大约同时诞生的一个进步青年团体。两个团体一出现，即引起李大钊的极大关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成员研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革命性刊物，思想视野因之大开。
1920年4月，为“发表主张”和“介绍新思想”，新生社创办了《新生》杂志，由安幸生任主编。这是一个“全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毋论在团结天津青年开展爱国斗争方面还是在传播真理方面，它都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同年秋，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创始人李大钊的意见，“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之在津出现，标志着安幸生等进步青年已在有意识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已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分析中国所面临的诸种问题。
1920年5月上海等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不少地方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幸生在其中任委员，由此他成为天津团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2年，经罗章龙介绍，20岁的安幸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章龙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用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第十号决议的话说，“在全国未成立总工会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这也就是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乃是全国总工会之前身。作为北方分部的负责人，罗章龙相中了年轻而有活力的安幸生，推荐他担任了该部天津支部的书记。
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书记后，安幸生即承担起领导天津工人运动的重大使命。
1922年6月初，在津恢复不久的旧国会，准备移驻北京，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抓此时机，明确提出了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劳动法案大纲》，要求国会予以通过。安幸生率天津支部迅捷作出呼应，组织天津各界团体集会游行，坚决支持“劳组”总部的这一劳动立法要求，呼吁国会给工人以集会结社与罢工之自由，并实行8小时工作制。
6月12日，旧国会开始离津移京。安幸生率天津支部与其他团体，赶赴老龙头火车站，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向即将启程的214名国会议员面陈劳动立法之愿。在天津的带动下，各地纷纷掀起推动劳动立法的高潮。
8月27日，安幸生再以天津支部之名义，致电北京参议两院议员，强烈要求通过《劳动法案大纲》。电文尖锐指出：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才是创造世界财富的真正主人，而资本家与反动军阀官僚，则是最残忍的剥削者与压迫者，此种不平等之劳资关系，必须坚决废除。文中写道：“世界人类所衣者、食者、住者，何莫非由我农工劳动者所供给？彼掠夺阶级之资本家、军阀、官僚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概享有种种特权；而我供给人类幸福之源泉者，不得一温饱，且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受尽各种残酷的待遇，天下之不平，更孰有甚于此者乎？”文中明确表示：“天津工界同人，对该法案大纲，极表赞成，且以为非如此，不足以拯救我千万劳动同胞于倒悬之急。”
这一电文，语言之犀利，主张之达豁，鲜明反映了以安幸生为代表的工运领袖，确实具有勇锐的批判精神，他们挺身而出为工友争生存、争权益，生气勃勃地显示着一种敢与反动势力奋力抗争的大无畏胆魄。
1922年9月24日，天津支部组织天津茶食行业工人举行大罢工；1922年10月，天津支部发动北洋纱厂1000名工人举行大罢工；1923年2月，天津支部发起支援京汉铁路工人政治斗争的募捐活动……这一系列事实清晰表明，在天津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确是天津工运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充满活力的安幸生，便是此一领导核心的主要组织者。
1924年，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安幸生任执委，负责工人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为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怡和、太古两英商洋行，将其所属“夔州”“惠州”轮及停泊在上海的其他轮只，调往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天津。中共中央迅即向北方区委发出紧急指示：“急令四轮到天津后，不回上海，继续在天津罢工。”北方区委马上派赵世炎来津，与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工运负责人安幸生会合，组成“天津海员罢工委员会”。
轮只抵津时，共有5只。安幸生即在第一时间与“夔州”轮上的共产党员陆妙根取得联系，共同商定，5艘轮船上425名海员全部下船，成立中华海员工会天津支部。
该支部成立大会，于7月18日在法租界长春大旅社隆重召开，“夔州”“惠州”“奉天”“昌升”“裕生”5轮的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同选举21岁的安幸生担任支部书记。
会后，安幸生以该支部名义，向社会各界发表了如下宣言：
我们海员历受资本帝国主义的虐待，使我们不能忍受。然而我们相信，这绝对不是资本帝国主义对待我们海员或中国人民局部的一个小小问题，是压迫阶级对待被压迫阶级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我们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单独的一个海员问题及奉天、夔州、惠州、裕生、昌升五个船上的工人问题，必须联络被压迫阶级共同奋斗。因此，我们五船海员，于本月十八日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天津支部成立，一切事项，归总会指挥。并郑重声明：我们愿随各地海员之后，共谋人类的幸福及己身之利益。特此宣言。
7月21日，安幸生领导在津海员宣布罢工。他们通过报章，分别发表了《敬告全国民众文》和《海员工会泣告工友书》：
……已经有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了，我们的血肉，正不知何时横飞于英人的枪炮之前，时际急迫，与其坐地受死，孰若舍身反抗？同人等为中国民族争生存而战，为中国民族争自由而战，遂于七月二十一日罢工，直接给英帝国主义以经济上的打击，促使其觉悟，以表现我民族之生气，一方面结合吾四百二十万人的势力于中华海员总会旗帜之下，为我政府后盾，与强暴的英人反抗，非达最终目的，绝不上工！
海员工友们，我们业已罢工，向资本帝国主义土匪反攻了。万望你们与我们取一致行动，……不为资本帝国主义者的轮船开船。
安幸生积极谋求天津各界士民对海员罢工的大力支持，争取了广东会馆腾出房间，让天津籍以外的罢工海员暂住，并对其饮食生活做了妥善安排；对随后来津的“顺天”“景星”等号轮船上的船员及时作动员，引导这些船员随在津海员一同参加罢工斗争；当发现有汉奸为英船招募水手时，他发动相关人士作了有效劝止；当法租界当局蛮横查封该支部办公地点后，他即派人作巧妙交涉，使法租界办公地很快得到了恢复；接到有奸商在“惠州”轮下货的报告，他即致函天津各界联合会，请其转托有关方面加以干涉。其函略谓：
顷得可靠消息，言惠州船定于十日开驶，而此间商帮如山东帮且于今日下货。敝支部能力绵薄，无力阻止该帮进行下货。素仰贵会热心爱国，对于海员罢工，更素同情，希即为函达该商帮，阻止落货，并通知山东各帮，勿再落货，以免英人再招新海员开驶，破坏工团。望火速施行为盼。
正因为安幸生和他的天津支部做了如此种种努力，《大公报》才多次用“海员工会天津支部自成立以来，工作卓著”“该会办事公允，受会员之拥护，得各方之信仰”等语，对其作了充分的肯定与热情的表彰。
8月9日，安幸生在广东会馆主持召开了海员工会天津支部第一次全体大会。除全体罢工海员外，出席者尚有各界代表，总计500余人。他和各界代表分别发表了“言辞悲痛、慷慨激昂”的演说，“有时全体代表有感于中，呜咽啼泣；有时愤形于外，全体鼓掌”。会议决定，当天下午两点开始，全体罢工海员参加天津总工会组织的示威游行。
参加这次游行的各界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从广东会馆出发，经北马路、东马路、东浮桥、老龙头火车站，至英美烟草公司而止。游行者向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发表了演说，并散发了传单。其中一份传单这样写道：
素称爱国的天津各界同胞，我们罢工了，我们是为了救国而罢工。我们家里老小虽然饿着，但饿死几个人是小事，亡了国是大事呀！诸位天津的中国人，起来，帮助我们一起干如何？干吧，不干也是活不成，干一下虽死也荣光。起来，替我们祖宗争口气，不要使祖宗在地下嫌我们不争气！
在安幸生的组织动员下，转天上午，沿海河的美昌、大阪、怡和、太古、三井等码头的2000多名码头工人，也共同举行了罢工，下午还进行了示威游行。
天津海员的罢工，在安幸生的精心指挥下坚持了3个月，使英帝国主义船只在津无法驶动，有效地策应、配合了全国的斗争。
在中华海员工会天津支部成立之同时，天津各行业工会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乘“五卅”之风纷纷成立，如纺织工会、印刷工会、油漆工会等，共有二十几个，天津工人运动出现前所未有之热潮。
这种前所未有的工运之潮，亟需一个统一的核心组织来引导与调度。于是，由海员工会等五大工团发起，酝酿成立天津总工会，认为“工人团体组织，必须统一，方能势力集中，指导灵通”。当年8月4日，20多个工会组织的50多名代表集聚一起召开大会，宣布天津总工会成立。大会推选15人为首届执行委员，23岁的安幸生因在中共天津地委负责工运，又在组织天津海员及码头工人斗争中作用突出，遂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
身为天津总工会的首任主要负责人，安幸生的职务究竟叫什么，目前各种资料说法不一，有的称“主任”，如百度百科和搜搜百科；有的称“委员长”，如2011年4月3日《天津日报》的一篇文章。但当时天津工运刊物《工人生活》八、九、十合刊号所载天津总工会一文，则称其为“本会秘书安幸生”。未知其名究竟当以何者为确，姑留以待考。安幸生上任后，即以天津总工会之名义，向世人发表了如下宣言：
各界同胞们，英国强盗在各处杀死我们数百同胞，人人都知道的，不必赘述。但是我们天津这样沉寂，好似天津这样的商埠内，没有一个中国人了。我们真替素称爱国的天津人士羞。现在，天津海员及天津日报工人已全体罢工，他们以为给仇人作活，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儿孙，宁饿死亦不羞死。各界人士们，所谓爱国热心的天津人士们，起来帮助一下吧，不要看着贫苦的工人爱国，于自己毫无关系，贻外人以笑话。
为“表示民气，而惹起中外人士注意”，进一步掀起天津爱国热潮，安幸生率天津总工会，于8月9、10两日，接连举行了全津工人大游行。《大公报》曾报道曰：“是日（10日）阴雨淋漓，各工人冒雨开会，忍饥终日，态度非常坚决，均有爱国之心，致外人亦多赞许云。”两天的罢工示威，规模都较大，且游行所经路线都很长，所以在津产生了极大影响。另外，天津总工会还重点组织了海河沿岸的北洋、裕大、宝成、裕元各纱厂的工人罢工，一时，天津工人运动呈现出颇为热烈的生动局面。
天津工运的这种浩大声势，引起了统治天津的奉系军阀之极大恐慌。他们决计予以坚决镇压。8月11日，安幸生等天津各界代表接到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的电召，谓有紧急会议。但安等代表一到督署，即被逮捕。次日，李又调集大批军警，在郑庄子附近对纱厂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弹压，打死100余名，抓捕400多人。天津总工会等革命团体，也都被一一查封。高涨的天津工运热潮，一下子被奉系军阀以暴力打压了下去。
刚刚出任天津总工会主要负责人的安幸生，仅一周时间便身陷囹圄。天津党组织即展开积极营救。李景林迫于各方压力，陆续放出被抓工人，但安幸生等各界领袖却始终不肯释出。直至当年12月24日国民军入津赶跑了奉系军阀，入狱已达4个多月的安幸生才和其他18名各界代表一起，被党组织以国民大会之名义，从西头陆军监狱接了出来。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亲自在慧罗春饭庄为安幸生等出狱代表举行慰问大会，并向他们每人赠授了“革命先锋”纪念章一枚。
趁着国民革命军在津的大好时机，天津总工会于1926年1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升旗仪式。仪式安排在已成为天津总工会新办公地点的老铁桥大东旅社前。
升旗仪式上，安幸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本总工会自八月间被李贼景林压迫封闭后，所有一切组织，表面虽似无形消散，而内部的进行，未尝一日停止。所以李贼败去，就有这样多的群众，在本总工会旗帜下，举行今天这样盛大的升旗礼。这可表明，军阀只能摧残我们工会的形式，不能消灭我们工会的精神。以后望各工友加倍努力，以期得到最广大、最坚固之团结。
与会群众高呼“拥护总工会”“工人团结起来”“天津总工会万岁”“全国总工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大公报》曾报道说：“当时各厂工友，都极一时之盛，均异常欢跃，到会者甚众。会场并悬有匾额甚多，皆系天津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及各分会所赠。”
安幸生让人专门创作了一首通俗易懂、适合工人上口的《工会复活歌》，歌中唱道：
诸位呀，工友呀，听我说呀，咱的工会又复活，大家真欢乐，嗳嗳嗳嗳呀，大家真快乐！
去年哪，八月呀，大残杀，李贼景林他的妈，他把咱们工友抓，嗳嗳嗳嗳呀，他把咱们工友抓。
工友呀，抓在呀，监牢狱呀，鞭子打来杠子压，乐坏资本家，嗳嗳嗳嗳呀，乐坏资本家。
武力呀，民众呀，结合起来呀，才把李贼打跑了，咱的工会得恢复，嗳嗳嗳嗳呀，咱的工会得恢复。
工会呀，本是呀，咱的娘一般，没有工会如同孽障，没娘真可伤，嗳嗳嗳嗳呀，没娘真可伤。
青天呀，白日呀，元旦那天，工会大旗乱飘扬，大家齐欢唱，嗳嗳嗳嗳呀，大家齐欢唱。
从今呀，以后呀，齐声唱，愿我工会地久天长，生活才有保障，嗳嗳嗳嗳呀，生活才有保障。
遇见呀，工友呀，把他劝，加入工会做个会员，工会大又坚，嗳嗳嗳嗳呀，工会大又坚。
等得呀，工会呀，强又大呀，工会的生活美又佳，没人敢打骂，嗳嗳嗳嗳呀，没人敢打骂。
安幸生抓紧一切时间做各行业工会的恢复与组建工作，天津工运遂出现较之此前更为活跃的局面。正像天津总工会当月15日的一则报道所说：“自万恶的李景林走后，许多工会都组织起来了，有的是以前已组织的，有的是新近才组织起来的，有的正在筹备，有的正在联络现在总工会组织部接洽各分会的事，真是忙个不了，咱们天津工人的觉悟也可见一斑。”
为做好工会宣传工作，安幸生还积极筹办了一份天津总工会机关报，报名为《工人小报》，当月25日出版。其创刊词明确表示：“天津总工会，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级，一面要竭力组织，谋大伙的利益，一面也要尽力供给工友们以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这张小报，就因为这个才出版。”可以说，为推动天津工人运动，安幸生倾注了其甚多的殷殷心血。
除担当天津工运的主要领导人之重任外，安幸生还兼任了天津其他各种重要社会职务。
1924年8月，天津各界成立“反帝大同盟”，他被推举为委员长。
1924年12月27日，天津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他与于方舟、邓颖超等5人被推举为起草委员。
1925年1月3日，“天津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书记。
1926年2月4日，“天津讨张排段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
1926年3月21日，“天津废约驱段国民大会”召开，他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与请愿代表。
……
这一系列的社会职务足以说明，当时的安幸生，可谓是天津极其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前已叙到，国民革命军驱走奉系军阀之后，天津工运曾出现空前高涨之景象。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3月22日，国民军在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夹击下撤出天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25日，恢复不到3个月的天津总工会，再次被李景林所封闭；随后，天津其他革命团体，亦被陆续查封；诸多共产党员与积极分子，先后被逮捕入狱。
在这种情势下，天津党组织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将已暴露身份的同志秘密转移，安幸生遂被调往上海等地。1927年4—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安幸生仍作为天津代表参加了会议。随后，他被党组织调往北京，同蔡和森等一道，开展中共北方区委与北京市委的恢复工作。9月，他担任了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
10月10日，中共北方局、顺直省委和北京市委遭到敌人破坏。危急时刻，安幸生一面镇定地销毁文件，一面通知其他同志转移。10月17日，在与同志接头联系时，他不幸被逮捕。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安幸生坚贞不屈。11月11日夜，在北京安定门外的箭楼西边，奉系军阀将连同他在内的18名共产党员秘密杀害，年仅25岁的安幸生，遂结束了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安幸生等18位烈士举行忠骨安葬仪式。与安幸生曾同为天津“五四”运动领袖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葬仪，他走到安幸生夫人董恂如女士面前，泪流满颊地对她说：“你不要哭，我们两人好好地抬着我们的战友、同志、亲人吧！”然后，与董恂如一起，捧着安幸生的骨灰坛，一步步走向了墓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幸生的母校天津三中（前身即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为其在校园设立了塑像，以供师生随时瞻仰；其家乡北辰区双口镇中河头村，则在其故居内开辟了纪念室，永志不忘其人。安幸生同志将永远活在天津人民特别是天津工运史的铭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