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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挹兰（1893—1927），女，湖南醴陵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秋毕业后，又入北京大学文科教育系学习。在此期间，常听李大钊讲课，并在他的教育和指导下，逐步改变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25年4月，张挹兰在北京大学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实践社”。不久，张挹兰当选为实践社理事，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4月，反革命势力在逮捕李大钊之前，逮捕了张挹兰。1927年4月28日，和李大钊等一起在北京英勇就义。
1927年4月28日下午，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外，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万恶的奉系军阀不顾广大人民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秘密杀害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二十位革命者。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大义凛然，第一个从容地走上绞刑台。
在相继走上绞刑台的二十位革命者中，有一位妇女，她身材瘦小，梳着整齐的短发。面对敌人的绞架，她昂首挺胸，安之若素。她，就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中国妇女运动的光辉的先驱张挹兰同志。
张挹兰同志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醴陵西乡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她的祖父和父亲是前清的秀才。她原名兰秀，是祖父给起的名字，有就此拦住不要再生女孩子的意思。她后来自己改名为挹兰。她是家中的长女，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
挹兰的祖父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下，规定不许女孩子入学。每当从私塾里传出琅琅读书声时，小挹兰是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写字啊！小挹兰经常缠着祖父教她读书。祖父是个比较开明的老人，而且很疼爱这个聪明好学的小孙女。于是，就在私塾放学后，教她识字读书。可是她的祖母却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规范，极力反对祖父教挹兰读书。在小挹兰的苦苦哀求下，祖父背着祖母偷偷地教她。不料，祖母知道后大吵大闹，祖父终于不敢再“犯规”了。但小挹兰并没有因此灰心，她向祖父借书，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苦读，并学着写字。祖父去世的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挹兰，已经能读一些难懂的古文，字也写得像样了。
当时的妇女，特别是在农村，都兴缠足。挹兰反对这种老规矩。但由于母亲受旧礼教毒害很深，非强迫她缠足不可，终于把她的一双脚裹成了“三寸金莲”。后来在北京，她还多次跺着她那双放大了的畸形的脚，控诉旧礼教对她的残害。
在挹兰十七八岁的时候，她无力逃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由家庭包办嫁给一个姓龙的自耕农。丈夫虽然目不识丁，但生性纯朴，忠厚善良。挹兰到了龙家，每天洗衣做饭，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又能写会算。不仅丈夫对她十分尊重，龙家的人也对她另眼相待。
1915年春，当地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挹兰唯一心爱的儿子被病魔夺去了小生命。儿子的死，给挹兰精神上的打击极大，她在大哭了几场之后，经常发呆，精神恍惚，总不说话。
为了排解失子的悲痛，挹兰要求到县立女子小学去读书。在丈夫的支持下，她进了当时的所谓“洋学堂”，学到了一点自然科学方面的新知识。但语文课教的还是古文。这个对于古文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常常提出一些连教师也解答不了的问题，使教师大伤脑筋。挹兰在县立女子小学只读了一年，就被邻村龙家的亲戚请去当了家庭教师。由于她教学认真，很快就远近闻名，附近要求就读的学生越来越多。挹兰就把全部身心放在教学工作上，她的情绪逐渐好转了。挹兰的父亲在辛亥革命以后就远离家乡到北京谋生。1915年他回乡时，又把挹兰的弟妹接到北京。挹兰当家庭教师不到一年，又产生了到北京读书深造的念头。她的要求不仅得到好心丈夫的同意，而且得到龙家一些比较开明的长辈的支持，龙氏族祠并破例给了挹兰一笔常年助学金，因为在此以前，这样的助学金照例都是只给男学生的。1919年秋，挹兰离开了湖南老家，只身来到日夜向往的北京。从此，她走上了一条崭新的生活道路。
挹兰是在“五四”运动后的几个月到北京的。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人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使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从旧礼教、旧道德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掀起了追求新知识，追求真理的热潮。各种新思潮像潮水一般涌到中国，介绍新思潮的书籍和刊物，在书店和书摊上到处可见。北京，到处是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的景象。
到北京后，挹兰就住在父亲那里。在此以前，父亲已将她的妹妹嫁给一个姓李的小官僚，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生活腐化，挹兰很鄙视他们。
这时，挹兰已经二十六岁了，不可能再按部就班地上学。为了尽快升入大学，她隐瞒了好几岁，先在一所私立补习学校读了半年多，到1920年夏天，她居然考上了女师大预科。
1920年秋，挹兰穿上了黑裙子和深蓝色上衣的女师大校服，搬进了六个人一间的女师大的学生宿舍。这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摆满了各种书刊的图书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有学校里开设的各种课程，这一切对挹兰都是多么新鲜！各种新事物一下子涌到挹兰面前，简直使她有点不知所措。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她很快冷静下来。她知道要敲开知识的大门，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她知道学习对于她，是如何来之不易。她决心抓紧时间，努力学好预科的功课，争取升入正式大学。
挹兰在女师大预科学习期间，正是李大钊同志在女高师讲社会学、图书馆学和女权运动史等三门课的时候。由于女师大预科和女高师在一个校园里上课，挹兰有幸听到李大钊同志的讲课。
每当李大钊同志到女高师讲课时，教室里经常是座无虚席，不仅本班的学生来听，外班的学生也有不少慕名来听的。挹兰就是坚持听课的外班生之一。她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帮助值日生扫地、倒痰盂、把黑板擦得黑亮，坐在第一排或第二排的位子上，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静静地等待着李先生的到来。李先生讲话很慢，条理清楚。但他还担心同学们听不清楚，一边讲，一边把生僻的字写在黑板上。在社会运动史课上，他讲到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从奴隶社会一直讲到《共产党宣言》的问世。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新颖的学说。由于大钊同志讲的都是新的学说，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同学们都是边听边记笔记。挹兰更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句话，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写着。
有一次，李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妇女解放问题，这更引起挹兰极大的兴趣。李先生首先对束缚妇女的“家”字，从文字上做了一番解释：“宀”是门的意思，“豕”是猪的意思，“宀”和“豕”合在一起就变成“家”字。这就是表示，妇女们成年累月关在家里，喂猪养鸡，操劳家务。接着他说：“只有妇女真正摆脱了家庭的生活琐事，参加了社会活动，并且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地得到解放。”他在讲到“儿童公育”问题时，把他所了解到当时苏联的婴儿室的情况给同学们作了介绍，并且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儿童公育’的设备比今天的苏联，还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呢！”
李大钊同志所讲的革命道理和他对旧道德、旧思想的批判，深深地吸引了挹兰。这些新的知识和新的革命学说，打开了她的眼界。她发现呈现在她面前的道路突然宽阔多了。
在女师大预科期间，挹兰结识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北京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同志。1919年秋，缪伯英在长沙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女高师，来到北京。不久，她就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同志讲课，追随大钊同志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挹兰和缪伯英是湖南同乡，又在一个学校里上学，很快便成为要好的朋友，过往非常密切。缪伯英的思想作风对挹兰有一定影响，为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初步基础。
据挹兰的同学、当年女高师的学生孙斐君回忆：张挹兰待人厚道诚恳。当时学校宿舍一个屋子住六个人，谁住哪个屋子，她都晓得。只要是新同学，她都打招呼。不是一个班的同学，她照样帮忙。她知道孙斐君是从东北来的学生，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每逢节假日，班里的阔小姐都被玻璃马车接回家去了，张挹兰怕孙斐君孤单，就也不回家，在学校陪着她。同学们有病了，挹兰常去看望，每次都是问寒问暖。张挹兰学习非常用功，上课总是认真听讲、记笔记。
1921年夏，挹兰和二弟友松因父亲无力供给他们继续升学，应聘到南洋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去当华侨小学的教师。在轮船上，他们两个兴奋地规划着未来，打算在南洋教书，积蓄一笔钱，到欧美去留学，归国后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不料，事与愿违。他们到棉兰三四个月后，就得到父亲病故的噩耗。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到她们姐弟肩上。再加上他们在南洋的工作和生活很不理想，姐弟二人决定回国。
1922年夏，挹兰和弟弟友松又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北京。幸好就在这一年，他们双双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一向以门槛高出名。当挹兰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梦想一下子变成了现实，挹兰成了北京大学预科乙班的学生。
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挹兰来到这里，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早在1918年年初，李大钊同志就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担任教授，公开讲授马列主义课程，1922年春又担任北大校长室秘书。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在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在课程中有“唯物史观”，有“现代政治”，也有“孔子哲学”；在教员中有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的复古派老学究，也有像李大钊、鲁迅、胡适这样在新文化运动中誉满全国的革新派的思想家、文学家。学生除了上课之外，在课余可以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当时学校内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闻研究会”、消费公社、学生储蓄银行，还有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以及各种文艺社团。北大图书馆不仅素以藏书丰富闻名全国，而且这里有各国文字的外文书籍，以及全国各地出版的介绍新思想的书刊。
挹兰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环境中，和许多有上进心的青年一样，不甘心碌碌无为地活下去，决心要干出点事业来。从此，在课堂上，在图书馆里，在三院大礼堂中，都能经常看到一个身材瘦弱，带着湖南口音的女学生。她像海绵一样吸取古今中外人类知识宝库中的精华，来充实提高自己，准备为多灾多难、满目疮痍的祖国做出一番事业。
在预科期间，挹兰姐弟和几个同学组织过一个叫做“辛社”的社团，宗旨是共同探索人生的真谛和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开过几次时事座谈会，还到远郊举行过野餐。但这个小团体大约存在了一年，由于成员复杂，意见不一，就自行解散了。
在北大预科时，挹兰主要靠半工半读的微薄收入，以维持学业和一家人的生活。挹兰当过家庭教师，做过抄写工作；弟弟友松还在《京报》当过记者。但这些工作都没有做多久就中断了，多次造成经济恐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挹兰压垮，她总是憧憬着未来，对前途非常乐观。她不止一次地对弟弟说过个人的理想抱负，就是要发奋读书，以便日后实现教育救国。
挹兰来京后，很快就学会了写白话文。她在北大预科期间，给支持她来京升学的龙家长辈用白话文写信，还寄了白话诗给他祝寿，而没有寄贺礼。龙家长辈却对此大为反感，龙氏族祠给挹兰的助学金也因此取消了。幸好挹兰获得了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为资助女生而设立的每月十五元的奖学金，才算勉强渡过了难关。后来，挹兰为挣脱封建婚姻制度加在她身上的枷锁，起草了离婚启事，登在《醴陵旬刊》上，从此和龙家断绝了一切来往。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正确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等。这次大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
在我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于1924年春在北京翠花胡同八号先后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共同组成，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党部。我党通过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帮助改组后的国民党，发展党员，培养骨干，使原来死气沉沉、陷于瘫痪状态的国民党恢复了生机，提高了我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有力地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4年秋，挹兰在北大预科毕业后，顺利地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终于实现了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挹兰在北大学习期间，鲁迅正在北大讲课。由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声望，他的讲课很受青年学生欢迎。每当他上课时，旁听的人特别多，即使安排在校内最大的教室里上课也挤不下。鲁迅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的演讲更是盛况空前，不仅大礼堂里面的听众挤得满满的，甚至不少人站在门外操场上听。挹兰就是听众之一。鲁迅先生用带着绍兴口音的官话，抨击时弊，内容深刻，语言锋利，使挹兰听后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有了提高。
1924年11月，鲁迅等发起的《语丝》杂志在北京创刊。《语丝》多载杂文、散文，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一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战斗特色，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同年12月，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胡适在幕后予以支持。围绕“女师大事件”“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陈西滢等先后发表文章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辩护，并且百般诬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鲁迅在《语丝》上以杂文为武器，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剥去他们“欧化绅士”的假面具，揭露他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走狗和帮凶的本质。当时鲁迅和陈西滢都在北大任教，《语丝》和《现代评论》的论战在北大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这两个刊物只要一出版，北大学生就奔走相告，竞相购阅，并且三五成群，到处是激烈的争论声。由于对这两个刊物的态度不同，北大学生也分成“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挹兰和北大广大进步师生站在一起，经常阅读《语丝》，特别是鲁迅先生写的文章，积极参加论战，成为一个激烈的“语丝派”。在这些学习和争论中，挹兰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的命运，逐渐从个人奋斗、教育救国的小圈子中走了出来。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领导北京市民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空前的追悼大会，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从而使改组以后中国国民党奉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国民党右派则趁孙中山逝世，大肆进行反共活动，妄图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了巩固国民党左派的阵地，同年4月改组了北京特别市党部，选举谭祖尧、刘清扬、莫同荣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邓文辉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刘清扬任妇女部部长。
1925年4月，挹兰在北大加入了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参加了国民党。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中山主义实践社是国民党左派组织。它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实践新的三民主义；奉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运动等主张。这是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开始。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潮到来了。挹兰作为国民党左派，实践社的骨干，和北大广大爱国师生一道，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去。
“五卅”运动后，郭隆真从国外回到北京。她的公开身份是协助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工作，任妇女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负责联系城内各大学如北大、女师大等，在女学生中进行大量宣传组织工作。郭隆真了解挹兰情况后，经常与她联系并对她进行教育。通过郭隆真的介绍，挹兰认识了刘清扬，并从她那里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挹兰学习到过去在课堂上、书本里不可能学到的宝贵知识。她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既残暴又虚弱的本质，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个人的解放必须汇合在民族解放的巨流中的深刻道理。挹兰在斗争中日益趋向成熟了。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通缉李大钊等。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开进了北京，加紧了扑灭革命的活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就连带有某些进步色彩的《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都被枪杀了。北京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同志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已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开展大量的革命工作。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改组，挹兰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此前后，她又被任命为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的秘书。从此，挹兰要经常出入东交民巷，到敌人严密监视的北京特别市党部去开会，请示汇报工作。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支援北伐战争，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决定：出版一个公开的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办一所妇女文化补习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开展妇女活动的阵地。挹兰参加工作后，积极肯干，文笔又好，妇女部决定由挹兰担任《妇女之友》的主编。
1926年9月，《妇女之友》创刊，到1927年3月停刊，共出12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在社会上，特别是妇女界，影响很大。《妇女之友》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庄严宣告：要为广大中国受压迫妇女“分忧”“造福”“抵抗敌人的压迫”“创造新的生命”，以便将来全中国全世界的妇女团结起来，“来创造花一般的锦绣乾坤，把丑的恶的势力，一齐抛到地球以外去，这才是妇女运动的成功，亦是本刊最终的目的。”还指出：“今日最要紧的工作，还当先从精神方面的准备做起，宣传与组织，是目前中国妇女运动的当务之急的主要工作。”这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北京，犹如沉闷的黑夜中的一声惊雷，很快引起了妇女界和思想界的重视。
《妇女之友》是半月刊，为了能按时出刊，挹兰不仅要担负繁重的组稿、审稿等一系列工作，而且还要挤时间写稿子。
挹兰在第八期上以“怡兰”的笔名写了《妇女运动述略》。全文分四个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细论述了法、英、北欧诸国和德、俄等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概况，肯定了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在妇女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挹兰为了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涉猎和研究了世界各国妇女运动史。
第九期刊登了挹兰在妇女之友社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新妇女的使命》。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妇女的使命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她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决定它，必先想想，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接着，她分析了当时中国妇女所处的环境和对妇女的要求：“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的遗传制度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和全体中国人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所独有的。因此，……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是二重努力：一方面努力求国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那么，中国妇女如何才能求得国家和自身的解放呢？她说：“求国家解放的方法，是要我们认清自己是国民的一分子，应当直接或间接加入救国运动，说得激烈一点就是革命运动，和全体国民团结起来，把国内的恶势力铲除，建设一种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强的侵略。求自身解放的方法，是要我们认清自己没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虫生活的人生，是人类的无上耻辱，应当和全体女同胞团结起来，把这种万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铲除净尽，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挹兰在此文中，还联系当时知识界妇女中普遍存在的对待妇女解放运动的错误态度，如“自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安分守己”“以卓越自命”等个人主义思想，深刻地剖析了这类思想的实质和危害。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挹兰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把妇女自身的解放同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正确主张，明确地提出了参加“革命运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问题，批评知识妇女中的错误思想，是很有针对性和战斗力的。
为了广泛发动各界妇女，把大家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比较沉寂的北京开展妇女运动，《妇女之友》第二期登出《妇女之友社的缘起》，由褚松雪、张挹兰等九人发起组织妇女之友社。从第五期登出《妇女之友社征求社员启事》，向社会公开征求社员以扩大妇女之友社的组织。在同期登出《妇女之友社章程草案》，明确提出：“本社以研究妇女问题，促进妇女解放为宗旨。”1926年12月26日下午，在师范大学乐育堂召开妇女之友社成立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多人，大会开得很热烈。据会议主席报告，社员人数已达到二百多人。挹兰是大会三个主席中的一个，还作为社员代表发表了《新妇女的使命》的演说。在最后选举时，挹兰当选为妇女之友社主任。从此，挹兰不仅要主编《妇女之友》刊物，宣传群众，以唤醒苦难深重的中国妇女，而且还要组织群众，通过妇女之友社这个革命团体，把各界妇女组织起来，与中国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
缦云女校是一所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地址在西单报子街三十七号，门口挂着缦云女校的牌子，由里外两个四合院组成。外院是缦云女校，有四五十个学生在东西厢房上课；里院是妇女之友社，当时是我党和国民党妇女部开展妇女工作的活动地点，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女生常到这里开座谈会和开展其他活动。郭隆真同志就住在里面，公开身份是负责缦云女校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国民党妇女部也要改选。因为这时，原妇女部部长刘清扬已接到中央妇女部的通知，要调她到武汉工作，挹兰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接任了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的职务。从此，挹兰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下，担负起领导整个北京妇女运动的重任。
2月19日、20日，妇女之友社为募集活动基金，在北京艺专大礼堂举办两次游艺会，内容有音乐、舞蹈、魔术等，节目丰富多彩，观众情绪热烈，从晚上七点直到深夜才散。
3月6日下午2时，妇女之友社全体职员在师范大学乐育堂开慰劳大会，酬谢新年游艺会各演员及赞助该社的各界人士，到会的来宾有二百多人。挹兰是大会主席，由她致欢迎词，并向各界表示感谢。
为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挹兰为主编的《妇女之友》，早在几周以前就决定要出特刊，把原定在3月中旬出的第十二期定为“国际妇女节特刊”，提前到3月8日出版。这一期内容充实，组织了八篇文章，在第一篇《三八国际妇女节宣言》中，首先回顾了自1909年开始定三八为国际妇女节以来，世界各国妇女运动发展情况，认为妇女解放“最根本最彻底的，自然首推苏联”。在中国认为从1922年以后，广州“革命政府的政纲的出现，男女一切权利平等，更得到了坚固的保障”。其次，在《宣言》中提出了“今后一年”的五项工作：“打倒一切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和畸形法律；打倒一切以资本家为单位的经济制度；推翻一切容男拒女的畸形职业机关和教育团体；铲除一切男尊女卑的奴性道德；拥护以男女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政府。”最后号召中国妇女，“我们要达到我们整个的解放的目的，唯一的条件是要我们不论国界，不分阶级，大家团结起来，勇猛前进。”这篇宣言，爱憎分明，政治态度明朗，在国际拥护苏联，在国内拥护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时代表一切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旧的道德、旧法律的反动军阀政府。这无疑是中国妇女向封建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列强的宣战书和战斗檄文。《三八妇女节到中国后》一文还提出“以后作妇女运动的人，应深入劳动妇女之中去”的革命口号。
在我党领导下，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的积极推动下，在1927年3月8日下午，北京妇女各团体在石驸马大街女子师范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3月9日的《晨报》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当日到会的男女各界人士很多，会场内外，遍贴“妇女解放万岁”“打倒一切不平等制度”“争回妇女人格”“职业平等”等口号。大会公推挹兰为临时主席。四时许，挹兰宣告大会开始，并报告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和中国妇女在国际上的地位。挹兰讲话后，由女师大、北大等校教授及妇女各界名流相继演说，直到六时多才散会。
挹兰对于工作一贯热情负责。凡党交给她的任务，她从不推辞，总是废寝忘食，竭尽全力把每项工作做好。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过度的劳累损害着她的健康，她本来饭量就小，现在就吃得更少了。她总是匆匆忙忙地勉强吃下一点东西，一边吃一边还想着工作，吃完饭抹一下嘴，就又坐到书桌前埋头工作。后来，她患了消化不良症，经常便秘。她不仅不为此担忧，反而风趣地说：“这也有好处，我可以多做些事嘛。”她晚上睡得很少，有时通宵达旦，不断地阅读文件、写材料，写文章，看稿子，编《妇女之友》，思考妇女部的工作。有时实在太困了，便身不由己地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早晨起床后，她喝点稀饭，就提着一个布书包走出家门。沙滩的人力车夫一看见她过来，就让她上车；她说一声“东交民巷”或“报子街”，车夫就飞快地跑开了。挹兰逐渐成了一个挂名的学生，后来，她干脆不上学了。
1927年春，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全国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惊恐万状，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在南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下，从江西、安徽，一路杀向上海、南京，伺机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方，盘踞京津一带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采取跟踪、盯梢、派遣密探打入革命内部及收买叛徒等卑鄙手段，加紧了对革命者的迫害，妄图把战斗在北京地区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网打尽。
当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时候，有的同志因工作需要调离北京，有的人害怕了，纷纷南下。北大消息灵通人士得知敌人的黑名单上有挹兰的名字，要她离开北京。一些关心挹兰安全的朋友，也多次劝她到南方去。挹兰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她说：“不要紧，如果风声紧的时候，我有躲的地方。”意思就是，情况严重时可躲到东交民巷去。她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劝告，毫不动摇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夜以继日地战斗着。
万恶的奉系军阀终于下毒手了。1927年3月20日下午，京师警察厅侦缉队的便衣闯进了挹兰的家门。她神态自若，毫不惊慌，因为她早已做好被捕和牺牲的准备。反动警探在挹兰的卧室里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她的小柜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抄走。后来这群恶狗凶狠地把挹兰推上了囚车，送到警察厅关押起来。据刘清扬回忆，张挹兰“接替我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职务后，工作非常积极。但因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未将我交下的工作计划等文件收藏好，……被敌人从她的枕下搜出，成了她的罪证。”
在挹兰被捕的第二天，郭隆真在西单被捕。缦云女校和妇女之友社相继被查封。与此同时，北京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每天都有失踪、被捕的。从3月20日至24日学生被捕者近四十人。
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广大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愤怒。各校师生、社会上的名流学者，以至被捕学生亲友，一致要求反动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方法。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奉系军阀一面互相推诿，拖延时间，一面电警察厅和奉系要人说，可对各校校长及报界发表谈话，说被捕学生“谅无危险”，又说“业经决定从宽处理，……大致在共产党任有部长会长名义者，暂行看管，其余日内一律释放，断无不测之事”，等等，以搪塞、麻痹各校师生及舆论界。实际上，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在策划更大的反革命阴谋。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军警，悍然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等国民党左派共六十余人。几天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中国大地乌云翻滚，革命人民被投入血泊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新旧军阀加紧勾结。据当时报纸透露，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7日，北京各大报刚刚登出审理所谓“党案”的军法会审业已成立，三五日即可开庭的消息，4月28日上午十一时，敌人的军法会审突然开庭，判决李大钊、张挹兰等二十位革命者绞刑，立即执行。敌人是在非常匆忙、未经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将李大钊、张挹兰等革命者杀害了。
挹兰是二十位殉难者中的唯一妇女，年仅34岁。对挹兰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壮烈情景，在当时的报纸上和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
李星华同志写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文中说：“四月二十八日，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这是挹兰英勇牺牲的那天上午，离开监狱时的情景。李星华和李大钊同志同时被捕后，和张挹兰关押在一起。这是目击者的回忆。
1927年4月29日，北京《顺天时报》报道：“……第三辆车为女犯张挹兰及邓文辉同坐。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身而入，头上已剪之发乱摇……”反映了挹兰被敌人法庭非法宣判死刑后，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门前，临上绞刑台前的英雄气概。
警察厅几次谈话透露，挹兰被捕和判处死刑的原因，一是由于挹兰主编《妇女之友》。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于1927年3月20日上午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谈话时说，“……半月以来，前方战事紧急，京师治安至关重要……就目前状况而论……唯学生界发现印刷物品，如《醒师》《心声》《涪陵》《妇女之友》等周刊，……察是对方宣传物，……长此放任，于北京治安妨害甚大，不能不设法取缔。”由此可见，《妇女之友》在社会上，尤其是妇女界影响很大，反动军阀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要严加取缔。二是由于挹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1927年4月16日的《晨报》第三版上，刊登京师警察厅公布的所谓“党案”重要人物的姓氏名单中，李大钊名列首位，张挹兰是第六名：“……（六）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张挹兰……”解放后刘清扬回忆，“张挹兰表现很积极，本欲发展她入共产党。后来李大钊同志意见，想叫她再考验考验再吸收。”由于挹兰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实现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愿望。但她却是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的“罪名”牺牲的。如果挹兰有知，定当含笑九泉了吧！
4月29日，即挹兰英勇就义后的第二天，北京大学中山主义实践社的一个革命青年，假托是挹兰的表弟，怀着对张挹兰同志无限崇敬的心情，冒着生命危险，把装有挹兰遗体的灵柩领出，重新入殓后，安葬在湖南义园。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张挹兰烈士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