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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彦（1903—1927），原名姚光彦，湖南保靖人。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一年后，又考入中国大学本科。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年初，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创办中山学社，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春，在白色恐怖下，同李大钊等继续保持联系，与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4月6日，与妻子及两个幼子一起被奉系军阀政府逮捕入狱，遭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1927年4月28日，和李大钊等一起在北京英勇就义。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对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位同志处以绞刑。姚彦就在这20位革命烈士之中。
姚彦，原名姚光彦，字文生，号仲云，1903年出生在保靖县大妥乡红岩溪一户封建地主家庭。他命运多舛，3岁丧父，4岁丧母，靠姐姐教养。6岁时，姐姐聘请族兄、秀才姚光茂为师，给他与其兄二人居家课读。姚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遇到不懂之处就要寻根究底，直到完全领悟为止。姚彦同情家贫读不起书的小伙伴，以“无伴”为由，让姐姐同意本寨贫穷子弟9人全部免费入学。看到别人有困难，他不遗余力，解囊相助，特别是对学习中缺少笔墨纸砚的穷孩子，他总是把自己的送给他们，别人稍有犹豫，他就恳切相劝：“我没了可以买，你没有就写不成。”冬天见贫穷子弟衣衫单薄、赤脚光膊，他就脱下自己的衣服、裤子、鞋子甚至袜子相送，别人不敢穿，他又亲自帮助穿上。他12岁考入县城学校后，深受新文化的影响，立志要走上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当地人们流传着“二少爷，良心好，年不大，知识高；人凡志不凡，身小心不小”的赞许。
1920年，17岁的姚彦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秉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毅然只身来到北京。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钻研，因而成绩优异，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北大正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诸如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乡好友、北京市党的秘密交通员米世珍；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路友于，以及共产党员谭祖尧等同志。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姚彦不仅认清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且懂得了国家、民族怎样由弱变强、由穷变富，以及青年志士在国弱民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的历史重任等很多道理。特别是在李大钊《青春》一文中发出的“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号召下，他不仅手不释卷，刻苦钻研学业，而且积极投入学校或社会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他撰写的《提倡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评论文章引人注目，被社会各界称赞为“寓意深刻、分析精辟、笔锋尖刻”。1925年11月，经米世珍介绍，姚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年年底，姚彦满怀着极大的热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保靖。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回到家里，他就动员自己的哥哥，把自家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从而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在姚彦提出“分田”问题时，姚彦的哥哥姚伯春暴跳如雷，说：“放屁，穷人闹共产，想田想土，我们在保靖不居第一，也居第二，毁家毁业，何图之有？”姚彦沉着、耐心地解释说：“哥哥，莫起火，慢慢听我讲。你记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们提出分田，这两者并不矛盾嘛！且现在是国共合作，政府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们何乐而不为？”姚伯春怒气稍有收敛，但仍顽固不化，他说：“俗话说得好，成家如同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你应知道，我们的祖老太是烧炭起家的，来之不易呀，我们这一代怎么能当败家子呢？”姚彦更加理直气壮，他说：“耕者有其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愿意也要干，不愿意也得干，只不过是时间迟早而已。”姚伯春仍不同意，他说：“天干有大势，水荒有众人，政府的命令未到，我们的田土管得一天是一天，管得一年是一年。”姚彦一时无法说服固执的哥哥，就提出：“既然如此，我们二一添作五，家业平半分，今后，我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姚伯春仍以长者自居，语气专横地说：“父母亡，长哥长嫂当爹娘，这一家，应该我说了算，我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姚彦不示弱，大胆反驳，他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哥嫂做得有理，我就拥护，做得不对，我就反对。你既然不接受我的意见，那么，我们找亲友公议。”一场争论，不欢而散。后来经亲友协商，一致同意减租，不分业。姚彦部分田土由原业的“六四分成”（地六佃四），改为对半或“四六分成”（地四佃六）。出于当时社会压力和革命经费的需要，姚彦勉强同意了。为了迅速将此事让佃户知道，他又按着佃户人口多少的不同情况，亲自带着食盐（每户1～2斤）到各户拜访，并勉励大家说：“暂时困难不要怕，今后一定有办法……”姚彦的义举深受当地佃户和其他农民的拥护和欢迎。
姚彦是中共北京市地方委员会成员，1926年2月被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委员。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姚彦学习更勤奋，工作更积极，经常奔走于机关厂矿之中，往来于学生居民之间，从事党的各项秘密活动，以主编《中山生活社》为掩护，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拟定斗争方案。同时又与米世珍一道，为家乡保靖县遭受特大旱灾发起募捐活动，赈救家乡灾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高尚品德。这年秋天，米世珍被北洋军阀警察机关以嫌疑犯拘捕，姚彦积极开展营救。动员群众拒绝为警察提供证据。警察派人到永靖会馆（保靖县城）查询时，同乡一致以“米系孤儿，一贯忠诚，绝非歹徒，甘愿具结”作证，迫使敌人以“查无实据，准予交保开释”收场。党组织曾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他以“我情况熟，有利工作”为由，要求留下，让其他同志去学习。当时中共北方局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均设在苏联大使馆内，是特务、警察盯梢、监视最严的地方。有两个特务曾以姚彦为目标，坚持“姚在哪里，就跟在那里”。可是姚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乔装打扮，机警行动，甩开特务监视，经常出入于此，转送情报，散发传单，始终保持与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的联系。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他经常变换住址，先后移居亚洲公寓、石驸马大街和绒线胡同等地方，以摆脱敌人的盯梢，深得李大钊的信任。
3月，“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一片白色恐怖。3月18日，姚彦等同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反动军警的暴行。反动军阀段祺瑞的卫队长竟令士兵开枪，打死群众47人，打伤150人。姚彦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秘密地、积极地进行慰问抢救伤者，哀悼、安置死者的工作，并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反动军阀的凶残面目。
1927年4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6日，刚当上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下令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旧俄兵营内，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无辜居民共60余人加以逮捕，姚彦和妻子胡宝先以及两个幼子也同时被捕入狱。
姚彦入狱后，凶残的敌人为了实现其“澄清共党，一网打尽”的野心，绞尽脑汁施展各种罪恶伎俩。首先，以娇妻、爱子相诱降，声言：“夫妻年轻，孩子活泼，幸福团聚，莫此为快。现在只要你讲明组织成员姓名、居住地点、活动事实、今后决心悔改等内容就可获释……”姚彦冷言以对，斥问：“好汉做事好汉当，妻子儿子何罪有？”敌人见软的不行，便原形毕露，大声呵斥：“好，敬酒不吃吃罚酒，看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我家伙硬。”于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喽啰张牙舞爪，对姚彦先后使用了“猴儿抱桩”“坐老虎凳”等10多种酷刑。可是钢铁铸成的共产党员姚彦尽管痛得几度晕厥，却始终一言不发。敌人无奈，只好将纸笔送到牢中，要他“慢慢交代”。姚彦义正词严，一挥而就：“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正宜我辈努力奋发，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敌人恼羞成怒，又对姚彦进行所谓“军法会审”，因做贼心虚，不敢公开进行，只有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对李大钊、姚彦等再次审问，仍是一无所获，不得不以“各重要党人皆与在侦缉处所供毫无差异”上报。
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宣布李大钊、姚彦等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秘密组织枪弹、印信、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等“罪状”，并立即将李大钊、姚彦等20人押解刑场，执行绞杀。姚彦气宇轩昂，神色镇定，昂首阔步，从容就义。
姚彦被害后，在京同乡亲友无不义愤填膺。虽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但胡治南、罗鬯生、彭钰昌等10余人冒着生命危险，集资收殓，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湖南义园里，很多群众也怀着满腔悲愤赶来坟地焚化纸钱，以示悼念。北京《晨报》及其他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哀悼，对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姚彦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党为人民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家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