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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辉（1903—1927），湖南沅陵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班，1924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24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推动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4月28日，和李大钊等一起被反动军阀杀害。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同时牺牲的有一位24岁的青年，北京市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他就是沅陵青年邓文辉。
邓文辉，字湛桃，生于1903年，祖籍江西省清江县，清末民初，随父母迁居湖南省沅陵县城。邓文辉幼年读书极为勤奋，成绩优异，师生们都为之叹服，大家称之为奇才。
1921年，邓文辉从沅陵辰郡中学毕业，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班，1924年至1927年在北大物理系学习。在辰郡中学读书时，邓文辉就提出：“读书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他在北大学习期间，不仅刻苦好学，深入钻研，从中吸取知识营养，而且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把学得的知识运用到革命斗争中去。北京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邓文辉不断吸收新思想，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一次京师各校师生自觉组织起来，抵制洋货，他与同学们组成检查队，到各商行清查洋货，一天就焚烧洋货价值五千余元，市商在学生们的感召下，自觉将洋货焚毁。保护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邓文辉见一些同学平时醉心于“泰西学说”，置民情国事于不顾，便启发他们：“吾国外受列强之侵凌，内受军阀之腐蚀，民穷财尽，国力日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国家，义不容辞，身可碎，志不可夺。”表达了邓文辉忧国忧民的心声。
1924年，邓文辉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赞曰：“吾报国之路在是矣。”他加入了国民党，且又四处奔波，劝喻仕途悲观的一些青年志士投身革命，在邓文辉的劝喻下，改途归来者不可胜计。国民党在京势力日隆，而邓文辉声誉亦日著，报国之志更烈。1924年国民党北京支部改为特别市党部，邓文辉当选为市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从此，他坚定地与李大钊站在一起，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各项革命工作，努力推动国共合作，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进行坚决的揭露与斗争。参与领导了影响较大的几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邓文辉在京与志士仁人组成了“后援会”，组织广大学生、青年、市民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口诛笔伐声讨外国侵略者残害我中华同胞的滔天罪行。
1926年春，国民军战直鲁驻军于津京之郊，侵华日军云集大沽，严重威胁国民军之安全。3月4日，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邓文辉奉北京政治分会之命，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太和殿前举行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在集会上，义正词严，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以及卖国求荣的段祺瑞反动政府的丑恶嘴脸。3月17日，邓文辉等百余人，在陈毅同志率领下赴国务院求见总理，要求驳复八国通牒，遭门卫持枪相刺，请愿学生五人受伤。3月18日，邓文辉又于参加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后，在王一飞（共产党员）率领下，随队到临时执政府请愿。政府当局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竟指使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临危不惧的邓文辉，执旗立于队前，高呼口号，反动当局又再次开枪，弹中邓帽。嗣后，陈毅、邓文辉代表北京特别市党部到汉花园公寓对“三一八”牺牲的谭季缄进行悼念，并送给谭家一笔治丧费。
是年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央党部在广州召开各省市党部会议，商讨北伐大计，邓文辉代表北京市党部出席了会议。会上，他慷慨陈词，坚决拥护北伐，那救国救民之情深得与会者的赞誉。大会赠以一联：“有识能知大瀛海；清游常近小罗浮。”
广州北伐会议后不久，邓文辉又受众托，代表北京方面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总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返京后，复兼任北京市党部常务委员。这时他已成了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之一，经常协助李大钊开展各项工作。
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长沙，直取武汉，进逼北京。北京反动军阀惶惶不可终日，疯狂搜捕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文辉与李大钊等同志不畏强暴，留守北京坚持与反动派斗争，并将领导斗争的指挥部转移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4月6日，北京反动当局孤注一掷，将苏联大使馆团团围住，冲进大使馆把李大钊、邓文辉等60位革命者及家属一起逮捕。
邓文辉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正气凛然，遭到刽子手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愤怒谴责反动派镇压革命的种种阴谋和暴行。4月28日，直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了李大钊、邓文辉等20位革命烈士。邓文辉就义时年仅24岁。
“男儿不负报国志，愿洒热血写春秋”。邓文辉烈士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英名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