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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炳文（1885—1927），四川南溪人。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文科预备班，后因著文抨击校方弊端被开除。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担任校长，同意恢复其学籍，故孙炳文又返回北京大学读书，直至毕业。1921年孙炳文进入北大任教，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及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上海龙华。
1922年9月，一艘法国客轮从上海起航。船上，37岁的孙炳文和36岁的朱德准备经法国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孙炳文，字“浚明”，四川省南溪县人，兄弟姐妹11人中，排行第九。1893年，8岁的孙炳文，经亲友资助，到四川南溪县城读私塾，后考入叙府（即今宜宾）中学读书。1908年，23岁的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不久，加入同盟会。后来，南北议和，革命失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炳文被推任《民国日报》总编辑。《民国日报》每天出版两大张，除设有新闻、社论、通讯、论文等栏目外，还专辟“妇女版”半页。孙炳文文笔犀利深刻，富于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
1913年之后，由于形势愈加险恶，孙炳文不得不回到南溪县魏家山老家。在家乡，他一边教学，一边传播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的失败令孙炳文愤慨万分，他挥笔疾书《行路难》以抒其志：“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叱云将，控飘风，俟我与堂，又不可匆遽。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袅作烟丝何处。”“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筝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
1917年，经人介绍，孙炳文结识了滇军名将朱德。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第二年，孙炳文毅然投笔从戎，应邀到靖国军朱德旅部任参谋，帮助朱德协理军政事务。护国讨袁胜利后，朱德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孙炳文改任军法处长。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孙炳文与朱德决定先找共产党，再出国考察。1921年，孙炳文携眷去北京，任北京《民报》主笔，同时做出国准备。
在《朱德自述》一书中，朱德介绍了自己和孙炳文的这段交往：
从1916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这时共产党才成立一年……
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经过40多天的航行，两人抵达法国巴黎。得知中国留学生于这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正在德国筹建党团组织，他们立刻赶往柏林。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周恩来。1922年11月，他们二人经周恩来等人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的需要，对外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1923年5月，朱德和孙炳文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小城哥廷根，这是一座美丽幽静的大学城，当时那里有40多名中国留学生，朱德和孙炳文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
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决定调一部分旅欧党员回国，朱德、孙炳文都在回国之列。
这年8月底，朱德、孙炳文等人来到莫斯科，在那里学习政治，总结工作。9月，孙炳文等经西伯利亚铁路线回国，朱德则留在莫洛霍夫卡参加军事训练。
回国后不久，孙炳文即被邓演达等人联名电邀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上校秘书，还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教授。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孙炳文等40余人被捕。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严正交涉，孙炳文等人才获释。后来，孙炳文一家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的地方，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经常接触，关系甚密。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准备北伐。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调孙炳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少将主任。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1926年1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广州设政治分会。孙炳文善思考，勤写作。1927年1月，他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精辟地分析了北伐军迅速胜利发展的主观原因，文章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7年4月初，孙炳文接邓演达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务。此前，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敌人对其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词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残忍杀害，时年42岁。
孙炳文殉难的消息传至武汉，《民国日报》以醒目的标题登载《孙炳文在沪遇害》，强烈谴责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恶。曾被孙炳文赠予“戎马书生”称号的郭沫若，悲愤之余，特作《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在孙炳文遇难之后，周恩来、邓颖超一直关心烈士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己出。
朱德惊闻噩耗，痛哭失声。5月10日，朱德怀着难以抑制的悲愤，给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写了一封信：“纬坤：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时，朱德亲自撰文，高度评价了孙炳文的战斗一生。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孙炳文的生平事迹，供群众瞻仰学习。
1913年，孙炳文与河南辛亥革命元老任芝铭（1906—1969）的次女任锐（原名任纬坤）在北京结婚。1910年，任锐加入同盟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芝铭的三女婿、哲学大师冯友兰在《冯友兰学术自传》一书中这样写道：“他（任芝铭）没有儿子，只有6个女儿。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妇女解放，叫他的女儿们都不缠足，并送他们到外边上学。他的大女儿馥坤、二女儿纬坤（后改名‘任锐’），都在清朝末年就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纬坤当时就参加了革命，在进步报馆里做事，和孙炳文相识。孙炳文是四川人，当时在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上学。他们二人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在当时是一种创举，也受到许多的诽谤。”
孙炳文牺牲后，经朱德介绍，任锐1938年2月来到延安。在延安抗大，她与女儿孙维世同窗共读，一时传为佳话，被毛泽东称为“妈妈同志”。不久，任锐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41年秋，任锐重返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1949年4月11日，任锐在天津病逝，时年58岁，被安葬于北平香山万安公墓，周恩来亲题碑文。2012年8月16日，在任锐诞辰120周年之际，任锐的小女儿孙新世将其母墓碑迁往故乡河南省新蔡县。
孙炳文、任锐夫妇育有三子两女，分别是长子孙宁世、次子孙济世、长女孙维世、三子孙名世和小女孙新世。现在，孙炳文的子女中在世的只有90多岁的孙新世。
孙炳文牺牲时，长子13岁，小女儿才1岁多。任锐辗转四川、北平、武汉等地教书为业，抚育烈士遗孤，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孙宁世（后改名为孙泱）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致死；孙济世，抗战中在敌后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旅游局局长；孙名世，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牺牲；孙炳文牺牲后，任锐把小女儿送给了大姐任馥坤抚养，取名“黄粤生”，后周恩来为之取名“孙新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在北大任教。
全面抗战爆发那年，周恩来认孙炳文的长女孙维世为义女，并把她带到延安。1939年秋，孙维世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表演系和导演系。由于孙维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清楚江青太多的底细，由此埋下祸根。1967年12月，时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的孙维世被送进了监狱，1968年10月14日惨死狱中，时年48岁。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矗立着孙炳文铜像，在其家乡四川南溪县也建有孙炳文雕像。但是，孙炳文遗骨的安葬之地一直没有找到。
1938年，任锐的小妹任均到延安参加革命，她擅长演戏，有“延安梅兰芳”之誉。2010年，已90岁的她出版了回忆录《我这九十年》。
书中介绍：1935年，任锐从开封带着任均和孙维世去上海，安排她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之后，她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孙维世回北平上学去了，任均和任锐留在开封，任均在静宜女中读书。
任均在书中提到一个重要的细节：
1935年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里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作“四川义地”的墓地……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那块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宽，比现在的一本杂志大不了多少。上刻着：孙炳文之墓 民国廿四年八月廿五立。
书中说：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样找到孙炳文遗骨的。有一种说法是，孙炳文有一个表兄——他姑母的孩子，叫欧阳竟文，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孙炳文遇害后，欧阳竟文安排人偷偷给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因为，二姐曾随孙炳文在四川生活多年，与夫家亲戚多相熟识。而且，应该是有人指引，她才可找到并且辨识夫君遗骸。
任均之子王克明在帮助母亲整理《我这九十年》一书时，写成了《任芝铭存稿》一书。书中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祖父任芝铭曾向孙泱详细描述埋葬地点，孙泱依外祖父所述画图。今天，对着那张图还能找到那里。那片地方距开封旧城不远，已被高墙圈围。虽无建筑，但蒿草之间，早平了坟冢。
2010年，河南新蔡县文联主席谢石华阅读了《我这九十年》之后，才知道孙炳文的葬身之地在开封。此后，谢石华和家住开封的辛亥革命烈士张钟端、沈竹白、段世垣之孙张一桂、沈毅、段静安以及王克明夫妇等人，数次到开封市顺河区东郊乡六里庄村寻找孙炳文墓地。据他们了解，20世纪60年代墓冢尚保持原貌，70年代此处被开封市市供销社征用，成为仓库，但地表未有大的变动。
2014年6月7日，受任均委托，她的5个子女和2个孙女来到开封寻访孙炳文墓地。开封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及省民革领导也非常重视此事，并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他们认定的孙炳文葬身地在一座破败的院内，这座院落被一家施工单位租用，里边放着一些施工机械。孙炳文墓地位于大院的东南角，这里早已不见坟头，上边生长着一些桑树和荒草。一路之隔就是开封市烈士陵园。
祖籍开封市、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鲁枢元撰文指出：“如果这座坟头还在，应该是现代开封一处值得人们瞻仰凭吊的遗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