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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鸿劼（1897—1927），湖北鄂城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1920年至1922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22年至1925年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在北大学习期间，范鸿劼参加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出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委员长等职，是中共北京地区和北京大学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4月28日，和李大钊等一起被反动军阀杀害。
范鸿劼，1897年诞生于湖北省鄂城县；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次年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在北京大学参加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
委员、宣传部长及组织部长，并主编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1927年4月，范鸿劼与李大钊等同志一起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时年仅30岁。
1918年，范鸿劼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此时，正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利用北大这块民主阵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培育和引导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的时期。范鸿劼就是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投身到“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逐渐成为我党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较早地理解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并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范鸿劼和广大进步青年一样，无不为这种革命的新思想所吸引。他和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等19人，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工作，发起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范鸿劼从此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年10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李大钊亲自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成为北京小组的成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团结教育广大青年，1920年11月，又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它的第一次会议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范鸿劼出席了这次会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北京党组织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发展的方针，决定公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并大力开展活动。同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发布了范鸿劼和邓中夏等人起草的《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同时，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图书室。
范鸿劼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一方面从理论上钻研马恩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参加各种实际活动，努力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在研究会的各项活动里，范鸿劼办事认真负责，考虑和处理问题全面周到，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得到大家的信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搜集、整理、编译、刊印各种文版的马恩原著；二、组织会员分组进行专题研究；三、配合实际斗争需要，开展广泛宣传和教育活动；四、经常举行讨论会、讲演会。在这些会上，研究会会员敞开思想，互相交流学习体会和心得。范鸿劼受同志们委托，与邓中夏、黄日葵轮流担任会议的主持人。研究会建立了取名“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的图书室。会员们一致公推范鸿劼为图书室经理，他不辞辛苦到处购买和收集马恩原著的各种版本书籍大约数百部，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除进行革命活动外，对北京大学的校改也很关注。范鸿劼等曾联名在《北大日刊》登出一则《启事》，就北大图书馆在图书借阅与管理上存有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手续，提出改进的意见。《启事》登出后，很快就引起学校行政领导评议会的重视，并且作出了改进的决定。
1922年三四月间，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非宗教运动。由范鸿劼和李大钊、高君宇等共产党人参加，联合各界人士蔡元培、刘复、陶孟等人，发起组织了“非宗教运动大同盟”。他们在《发起词》中，列举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指出：“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发起词》要求“凡赞成这个运动者请签名并广为宣传”。结果参加签名发起的有二百多人，大多数为各大、专、中学的教职员和学生，还有少数商人和工人。
“非宗教运动大同盟”于1922年3月20日在北京《晨报》上登载向全国发出的公电及宣言，从多方面论述了宗教的危害，指出：“宗教的罪恶，千言万语，那能说尽。”“凡有血气者，能不急起直追，维护真理。”声明：“我们组织非宗教大同盟，实属忍无可忍。同盟宗旨，仅非宗教，不牵涉一切党派，亦丝毫无他作用，尤无种族国家男女老幼之别。信教与非教，中无两可之地，凡不迷信宗教，或欲扫除宗教之毒害者，即为非宗教同盟之同志，特此宣言，普告天下。”
北京各界人士广泛响应“非宗教大同盟”的公电和宣言。4月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有中外人士四百多人参加的演讲大会，李大钊、蔡元培等相继做了讲演。北京《晨报》《京报》为此刊登了有关文章并报道了有关消息。
1922年5月10日，在范鸿劼、邓中夏等人的积极筹备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和安排，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到会五百多人。范鸿劼担任大会主席，会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被大家推选为大同盟的干事。“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后，在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都设立了分会。不久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
“非宗教运动大同盟”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促使一些青年的思想开始转变，进而团结了广大青年，削弱了教会势力，迫使一些教会学校不得不改变强迫学生做礼拜及禁止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状况。“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是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在领导北京人民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结果是奉军退守东北，直系军阀吴佩孚获胜。吴佩孚为了欺骗人民，提出“恢复法统”。北京许多进步人士也认为，应扩大人民权利。北京党组织为贯彻党的“二大”会议精神，建立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战线，决定由范鸿劼与缪伯英、蔡和森等人负责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群众团体，以便广泛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2年8月20日，“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到会有一百多人，高君宇为临时主席。会上讨论了“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宗旨、名称、组织机构等重大问题。范鸿劼、缪伯英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等事务。会后，范鸿劼和其他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们在报上刊登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启事》，到处联系群众，并得到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8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四百多人。会上通过宣言和简章，决定发行《民权周刊》。范鸿劼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宣传股主任。
为了进行广泛的民权运动，打击反动势力对人民自由的限制，“民权运动大同盟”还发起了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开展驱彭（彭允彝，当时的教育总长）斗争等。在支持和声援京汉路“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中，“民权运动大同盟”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出通电，组织了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派代表慰问工人。“三一八”惨案后，“民权运动大同盟”被迫停止了活动。范鸿劼在参与和领导这一群众团体的过程中，显示了他的组织才干。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范鸿劼在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撰写了大量文章。他的文章文字生动，通俗易懂。主要内容一是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深刻地阐明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指出“没有殖民地，帝国主义绝对不能维持”。他列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人民走革命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支援上海爆发的“五卅”反帝运动中，他写了《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文，大力宣传了北京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二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党的纲领、方针、政策。为了配合党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他在文章中有力地驳斥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观点。三是热情洋溢地介绍十月革命胜利经验。在范鸿劼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努力之下，《政治生活》在指导北方人民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范鸿劼与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团结一致，领导了东至东三省，西至陕西北部，南至山东、河南，北至内蒙古的广大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范鸿劼是李大钊的学生，在革命导师的帮助下，他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到1927年壮烈牺牲，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革命的同志和亲密的战友。他是在北方跟随和辅助李大钊工作时间较长的主要领导人。范鸿劼具有高度的组织原则，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在党内他搞过财务、宣传、组织等多方面的工作。长期的锻炼和考验，证明他不愧是李大钊的优秀学生和得力助手。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方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反动军阀大肆逮捕共产党人，迫害爱国进步人士；段祺瑞政府发布了搜捕李大钊、范鸿劼等人的通缉令。1926年3月底，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更好地开展工作，将过去公开的斗争形式，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形式，并把国共两党的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内。范鸿劼也随同迁入。4月底，奉军占领京津地区，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封闭《京报》，枪杀进步新闻工作者、《京报》社长邵飘萍。8月，又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反动军阀对国共两党的机关加紧监视。他们肆意逮捕机关工作人员。这样，就给机关工作的同志造成很多困难。范鸿劼等同志每天除了要处理许多工作外，还要干一些勤杂事务和解决实际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做饭、烧水、生火等，大家都抢着干。有一次，范鸿劼在切菜时，不小心用刀把食指切破了一层皮，鲜红的血滴到菜叶上。李大钊在一旁风趣地说：“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可见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动摇革命者的意志。
党中央为加强中央组织机构，相继抽调了北京地区干部，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先后到南方工作。1927年年初，党中央调范鸿劼到武汉工作。但他看到北方的困难形势，认为北方更需要自己。在他再三要求下，中央批准他回到北京。他继续协助李大钊领导革命群众运动。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他们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7年4月6日，反动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惯例，竟到使馆区内搜捕革命党人。起初范鸿劼躲在使馆里的花房内，敌人没有发觉他。下午，他被匪徒发现了，经过一番厮打后，被敌人逮捕了。当他被带到警察厅时，浑身是血和泥，衣服破烂不堪，致使自己的同志都难以辨认。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格。4月28日，范鸿劼与李大钊等人，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革命英烈范鸿劼，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主编《政治生活》周刊，组织领导北方革命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1927年4月被捕，28日，与李大钊等一起面对绞刑架，镇定自若，从容就义。
范鸿劼，1897年出生于湖北省鄂城县（今鄂州市葛店镇）一个职员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深受其胞兄范鸿吉和族兄范鸿江从事革命活动的影响，少年范鸿劼直接受到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
范鸿劼初在家乡读私塾，1911年考入黄州一所“洋学堂”，191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当时，北京大学校风较差，腐败陋习很深。师生中不少人追求物质享受，讲究吃喝玩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学生中流行一种叫《消闲录》的日刊，系私人团体主办，专门鼓吹怎样过生活，宣扬最好的娱乐是听戏、捧名角。教师中也有人公开宣传混世主义，引导学生混文凭。针对这种情况，校长蔡元培倡导学生组织进步团体，于1917年亲自主持成立了进德会。这个团体提倡生活简朴，号召会员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以收移风易俗之效。范鸿劼响应蔡元培校长的号召，入校后便主动申请参加进德会，并发誓坚决遵守“本会基本三条约”。由于他注重修养，认真读书，深得同学的信任，通过民主选举，初任班长，继任英文系学生会负责人。
1918年11月，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北京大学还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举行讲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各校男女生三万人。这是北京学界，也是中国学界空前盛大的集会。蔡元培亲自主持讲演大会，先后发表两次演说，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李大钊也在北京各界于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把欧战的结束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范鸿劼聆听了蔡元培和李大钊的讲演，懂得了“劳工神圣”的基本道理，对十月革命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1919年5月1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日晚上，北大学生代表在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邀请北京各大专院校派学生代表参加。范鸿劼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5月3日晚，他和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参加了集会。会议由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主持，推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大会最后决定次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大会并举行大规模游行。会后，范鸿劼等爱国学生通宵达旦赶做旗帜，书写标语，草拟传单。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手持小旗，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冲破军警阻拦，齐集天安门广场。北大学生代表登上一张方桌，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然后，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范鸿劼参加了集会游行。
在“五四”运动的暴风雨中，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干事会内设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纠察、讲演等股。范鸿劼负责总务股，主要任务是筹集活动经费。经过他的动员，许多学生踊跃捐款，很快筹资达数千元。与此同时，范鸿劼还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当蔡元培校长“引咎辞职”时，范鸿劼又在李大钊教授指导下，投入挽留蔡校长的斗争。
1920年年初，天津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遭到反动军警镇压，多人被捕。消息传到北大，范鸿劼等立即以学生会名义发出《万急通告》，并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决定以罢课、外出讲演来声援天津被捕学生。2月4日，当范鸿劼带领几十名学生在前门讲演时，反动军警驱赶、殴打学生。范鸿劼等当场被捕，是夜被押送到卫戍司令部。消息传出，蔡元培等北京大专院校校长联名呈文质问教育部，指责军队逾越常规。在群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反动军警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学生，范鸿劼重新获得了自由。
1920年3月，邓中夏、罗章龙、范鸿劼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革命团体。
1921年11月17日，《北大日刊》公开登载了由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范鸿劼等19人联名的《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以下简称《启事》）。《启事》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欢迎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踊跃参加，并详细介绍了入会手续和办法。这一《启事》刊出后，报名者甚为踊跃，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会员便增至50余人。随后制定了新会章，并改选了干事会，黄绍谷、范鸿劼、李骏、王有德四人当选。干事会的主要任务是：1.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外文各种版本图书。据统计，到1922年2月，已有西方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2.组织讨论会。会员分组活动，每星期六晚开一次会，探讨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观点及其精神实质。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3.召开讲演会。每月末开一次，邀请名人学者教授演讲。如李大钊在北大第二院礼堂给会员作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4.编译、印刷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据罗章龙多次回忆，他们将搜集到的德、英等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分头翻译，范鸿劼负责英文组，并兼该会图书经理；罗章龙是研究会的第一任书记，并负责德文版本的翻译。
在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的过程中，范鸿劼还先后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据罗章龙多次回忆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当时我们已明确几点：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我们与无政府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李实、罗汉、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劼、吴汝铭、王有德、高崇焕、周达文、刘维汉、黄绍谷、郑振铎等40人左右。当时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专院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活动分子。会上，张国焘致开幕词，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当选为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亦是中国共产党的北京第一个支部。范鸿劼是这个支部中的活跃分子。他常和邓中夏、罗章龙等深入工人之中，宣传马列主义、办夜校，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以推动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2年8月，范鸿劼和高君宇等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便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爱国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在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会上，高君宇、缪伯英、蔡和森、范鸿劼、刘仁静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等各项事务。接着，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启事》，宣告“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姊妹都一律欢迎”。8月24日下午，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400余人。范鸿劼参与和组织了这次大会，推动了北方民权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区委、广东区委、江浙区委、湖北区委、湖南区委等，以便更好地领导各地中共组织的工作。
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有个由简到繁、其管辖范围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开始称北京区委，领导北京、唐山、石家庄等顺直地区的中共组织。据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全国有共产党员195人，其中北京20人。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记载：“京区方面现范、高亦甚努力”，“自韦青云为王正廷收买，造谣损坏范、高二同志在学生会的信用，并借以使学联分裂，此项工作吾人应急加入得力分子去整顿”。这段北京区委的报告内容，不仅反映了范鸿劼工作认真负责，而且由于他在学生会中居于左翼势力，因而常受右翼学生干部的攻击、造谣中伤，亦说明他革命的坚定性。
1924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记载：北京区委，3月8日改组，李大钊任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张昆弟任工农部部长，何孟雄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范鸿劼任会计。
1925年秋，中共北京区委改称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仍任书记，范鸿劼任宣传部部长，主编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这时区委领导的地区，除京、津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内蒙古和全国各条铁路。据1926年12月5日中央局报告称，北方区有共产党员2069人，北京有400余人，大部分是“三一八”以后加入的，多是知识分子，“北方区所辖地面太大，近已将东三省完全划除由中央直辖，以后西北亦可自成一区”。
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创刊于1924年4月27日。《发刊词》旗帜鲜明地公告：“本刊的使命，便是要领导全国国民向奋斗反抗的政治生活走！”该周刊初创时赵世炎曾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罗亦农、高君宇、范鸿劼等，当范鸿劼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后，主编《政治生活》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他用一鸿、鸿的笔名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文章。如1926年1月20日“纪念列宁专号”中，范鸿劼赞扬了列宁的丰功伟绩。他撰写的《不平等条约一览》一文，连载《政治生活》周刊10余期。
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范鸿劼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成为重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积极分子。他认真从事国民党老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竭力发展国民党新党员，努力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2月，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到达北京。高君宇约范鸿劼、赵世炎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范鸿劼欣然同意，并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范鸿劼作为北京特别市的代表出席大会，并担任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草案》关于国共合作条款时，国民党右派提出，共产党应公布所有组织及其党员名单。范鸿劼和毛泽东等一起，坚决反对。他旗帜鲜明地说：“共产党员负有两种革命的担子，一是国民革命，一是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只有问他是否实行国民革命，其他秘密组织和信仰不必问及，只要问在这种政策之下，是否应该合作？不必横生枝节。”针对一些朋友惧怕国民革命成功后，会推翻国民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忧虑，范鸿劼笑着说：“早哩，早哩，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走吧，大家携着手前进。”会议期间，范鸿劼还担任海外国民党党部代表发言的翻译。
1926年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中共北方区委团结国民党左派，组织和领导了多次国民示威大会。1月初，范鸿劼发表了《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文。他首先指出，“五卅”惨案的起因，是由于日本人在上海、青岛对中国同胞的虐杀。接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罪行，文章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联合革命的武力以驱除恶魔！3月14日，北京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17日，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18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会后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等100余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去，并用刺刀刺伤多人，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3月18日，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10余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四”的热血，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并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范鸿劼也是请愿团的领导人之一。当李大钊、范鸿劼等率领请愿团走到临时执政府东辕门时，突遭反动军警袭击，一时血流满地，死者47人，李大钊和范鸿劼等200余人受伤。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北洋军阀政府命令京师警察总监“严肃查处”李大钊、范鸿劼等人。同志们曾劝李大钊、范鸿劼到南方工作，以便“逃出虎口”。但李大钊、范鸿劼不顾个人的安危，仍坚持继续在北方区委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范鸿劼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秘密领导两党在北方的工作。由于敌特伪装工友打入内部，并诱使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叛变，因此，很快摸清了李大钊、范鸿劼等人的情况。4月6日，刚刚当上安国军总司令的原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旧俄兵营内，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等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60余人。据1927年4月7日北京《晨报》报道：“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逮捕中俄男女六十名，搜去手枪炸弹文件数车。李大钊、路友于、范鸿劼等被捕。”
范鸿劼入狱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不吐实，始终没有泄露共产党北方区委组织的秘密，而且慷慨陈词，极力宣传爱国无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有功的政治主张。反动派见一切手段都不能征服李大钊、范鸿劼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于是决定对他们下毒手。1927年4月28日，刽子手将李大钊、范鸿劼等21人一齐绞杀。
李大钊、范鸿劼等英勇就义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悼念文章，称赞李大钊、范鸿劼等21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