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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1893—1986），河北献县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两个月后又转到了数学系。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任北京大学教授预科数学和逻辑学，并多次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代主任。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18年，张申府与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担任编辑。1920年，三人又共同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申府因党内政见分歧而提出退党。著作被编为《张申府文集》。
结党营私，原非好事。今日劳动阶级之所以有此，共产主义者之所以组织此，实因缺此，别无他法，可以代之达其目的，但承认自觉了的劳动界之主张为是，为应该，便不能不承认共产党之成立为是，为应该。因为共产党所逐的利，营的私，并非共产党人一己的利一己的私，乃是适于全劳动界的利、的私。
就一般而论，凡有一种共同的利益，为得这种利益，便不能不有组织。如果这种利益是关系政治的，或非借政治不能达的，便不能不组织政党。但共产党之所以组织，犹不止此。近世以来，劳动运动之势力，已蓬勃的非到全世界社会改造，不能收拾。然劳动界的人，固未同样的觉悟，也非有同样的本领，虽有共同的利益，却非同样的知道怎样去达。在这时候，试问，若无作率导的团体，运动怎能成功？寻常战争，不能无先锋；阶级战争又怎能缺了先锋？劳动阶级的这种先锋便是共产党，有了这个机关，乃有了指路的。有了这个机关，本阶级较进步的分子乃可领着全体群众，鼓舞而进。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说的好：“当一八七一年巴黎市政府时，法兰西无阶级第一次英武的举事，当时若有个强固的共产党，无论怎样小，成功也应多的多，许多错误与缺欠，也应免得了。”
最近俄国十月的革命，为什么成功，德国正月的革命为什么失败，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一有坚强的共产党，一无坚强的共产党？
共产党既如此其重要，那么，其真谛何在？第二次大会决议又说：“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是其最进步，最有知识，因此最富于革命性的那一部分。”“共产党是合最好的，最有知识，最牺牲自己，最远见的劳动者而成。”
然此是共产党的界说，还非其真谛。若其真谛，还别有在。在什么？两言以蔽之，曰：纪律。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第二次大会也说“无严严的纪律，劳动者之胜利实不可能”。游过俄的，如兰萨慕（A.Ranbome），如罗素，如布来尔斯佛（Bnailsford），不论对于俄国别的地方，怎样的不满意，对于他的共产党，却无不称赞不优；无不认共产党如例，俄国立即不能维持，俄党的数目，就俄国人口而论，本不算多，为什么小小的一个党就有这样的势力？
俄国共产党对于党员之加入，限制本是非常之严，然而还按时有所谓廓清，凡是有点不可靠，有点不配的党员，都被驱逐。“稍微有点懈怠，稍微有点不热心，行为稍微有点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伦理不合，都是可以致驱逐的。”酒不能饮，牌不准闻，跳舞既受呵斥，吸烟也要监视，逐利谋私尤是必不可恕之罪（参看Bnailsford, Russian Workers’Repullie，论共产党章），这种种又是因为什么？没有别的，仍是因为纪律，有这种纪律才有那样力量，有这种纪律，才能坚苦卓绝，未成功时，既饱尝监禁流放之味；成功以后，又把天灾人祸战胜。
不要小看这种纪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俄党之有此，实因其历史。若寻常出身小有产阶级而未改其心习的人，非但不能以此自律，亦且不敢以此律人。这种的人，本来不配组织共产党。就令一旦组织，也只徒冒其名。他本不求实际，又何能以实际问之？然而共产党乃是最实际的党，他的种种计划作为都是因实际为实际而起，不能以实际问之的党算不了共产党。
没有纪律，不能坚固，不能精神贯一，一个共产党形体不坚固，精神不贯一，又岂有能成功之理？俄共产党之有今日，本始于1903年，社会民主党之分裂成多数少数两派，这个分裂，本是列宁有意为之。这种分裂正是谋贯一。一个组织，精神不贯一，万万不能强有力，数目虽多，只同散沙。若不是各国社会党的分裂，今日怎能有这样坚强的共产国际？
真正的共产党是一点不苟且的，是一点不姑息的，不但显然不忠，或违犯纪律的党员，为其所不容。便是一个党员，居重要职位，而作事不得法，或见解不当，也必逐无疑。去年德共产党之驱逐雷维（Paul Levi）便是一个显例，这是为的什么，这其实也是为的纪律。
今日世界实只有一个共产党，便是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他的决议凡是共产主义团体都须遵守。各国各只准有一个的各国共产党都不过是他的支部，各国各只准有一个的各国少年共产党又是此支部的支部。横之，此各国的少年共产团又联合成少年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与妇女国际书记部同其作用。如此互相联贯，而谋成功之便利，共产国际所不承认的人，各国共产党必不能容之，共产党所不承认的人，少年共产团必不能容之，这也无非为的纪律（参看第二次大会决议共产国际组织法）。
总而言之，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
（原载1922年9月《少年》第二号，署名R。）
《我相信中国》是父亲张申府的一本文集。2011年“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后，先后召开“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要推进对“二张”思想的研究。目前张申府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要加强向大众、向社会的普及。有感于此，我选取了父亲的部分文章和若干图片，汇编成集，以便于读者了解张申府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思想。
本书书名选自父亲写于抗战初期的一篇同名文章。1937年10月4日，父亲在《金陵日报》上发表了《我相信中国》一文，提出：“我相信对于文化，中国有其特殊的贡献，我更相信，中国有其可以立国处，有其特别值得立国处。”在日寇大举侵华、国家存亡系于一线、中华儿女奋起反抗侵略者的特殊时刻，父亲提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特殊地位，以此来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反映了他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我相信中国”不仅在抗战时期具有特殊意义，在当下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也有积极作用。
父亲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有着明确的理论与科学思想作为指导，他的学术研究是为改造中国的现实目的和需要服务的。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思想视野最宽阔的中国人之一。抗战时期，父亲创办《战时文化》半月刊，1932年他发表《论中国化》一文，提出了“科学中国化”问题，对“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与宣扬，促进了“中国化”思潮的产生和深入。
父亲在“五四”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对辩证唯物论的真理性始终坚信不疑；同时他又始终保持着对罗素的敬意和研究兴趣，认为西方的逻辑与科学法对改造中国人笼统模糊的思维方式非常有益；而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也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这三个看似互不相容的思想体系，在父亲看来，它们的思想精华是相通互补的，完全可以熔为一炉，创造出一个更高形态的新文化。他在1932年10月就提出了“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的思想，在写于1941—1942年间的《家常话》中，他又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互补充。”“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
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是“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之争的关键问题。著名哲学家方克立先生说：在人们往往只看到三者之间的分歧和对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面的时候，张申府先生却看到了“三流合一”的可能性，他是第一个主张将中、西、马三者的思想精华辩证综合、熔为一炉的思想家，并且坚信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定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产物。“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道路选择在中国都行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在现当代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实际上这就是张申府先生当年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
方克立先生认为，“极富前瞻性地提出‘三流合一’的思想是张申府先生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最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国家图书馆任研究员。父亲晚年深居简出，但从没有停止过思索。他以一个哲学家的深邃目光观察社会，探索人生。因为年事已高父亲很少写作，一旦为文，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不惜费时劳神。他说为学一定要做到谨严、精审、周密、清楚、明白、有根有据。1973年年初，父亲开始撰写《知化论——七字义》（七字：生、仁、中、敬、易、实、活），为了准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父亲查阅了许多资料。有时为了一个字，琢磨几天，一改再改。《知化论》的首篇《“实”“活”“中”》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写完。当这篇不足3000字的文章终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表时，我感慨万分：这真是父亲的心血结晶啊。
父亲在《“实”“活”“中”》一文中，倾诉了他对世界、人生、知识、未来的看法，用凝练的字句写出了自己经一生之体验而总结出的心得体会：“人生而有群，相互发生关系。从而滋成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人。人要有才识，也要有品德，知如何对己，也知怎样对人。”他认为“私定假，虚难真，封自私”，因此“要斥假，揭虚，遏私，破封”。父亲继而提出要“显扬唯物辩证。由实（唯物）而活（辩证）而达于中（适当）。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中国还处于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他以独特的表达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读来令人回味。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位老哲学家含蕴心底的不灭光华和对祖国、对民族的丝丝忧虑。
从老一辈的人生经历和那些发表于半个世纪前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历史先行者在创建开天辟地伟业中的追求和思考、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的理想和奋斗，以及在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上的视野和创见。
父亲一生追求真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也经历了许多坎坷、挫折和磨难，但是矢志不渝，无怨无悔。
父亲晚年在接受美籍学者的访问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自从18岁参加革命起，就忠实于我的信仰”。“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
我想这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