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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曾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是“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1931年，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聘，赴北平任教。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被选为九三学社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德珩积极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79年，89岁高龄的许德珩加入中国共产党。
最近，我们访问了许德珩副委员长。九十高龄的许老，精神很好，他见到青年人分外高兴，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露出喜悦笑容。
我们就这一阶段报刊上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请许老发表意见。他说，这场人生观讨论很有意义，青年们说了不少心里话，使青年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青年中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主流是好的，青年一代是有希望的。陈爱武敢于批评部长，这是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做不到的。青年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全部怪他们，一方面是十年浩劫留下来的创伤，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本身一些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尽可能地为青年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我们的制度当中存在着不少弊病。
我们谈起现在一些青年人觉得境遇不好，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的甚至轻生自杀的情况。许老说：“我们的青年心襟要大，眼光要远。不要斤斤计较小事情，不要计较个人利害，不要急于成名。‘四人帮’把很多领域搞得稀烂，不仅害了这一代，而且害了下一代。但我们不可悲观。自古成功多磨难，现在境遇不好，只要心有天下人，胸怀天下事，从一点一滴做起，终会有出路的。有志者事竟成。”
我几十年来遇到过数不清的困难与挫折。上中学时我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五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生活非常苦，冬天只穿夹衣，在最低级的小饭馆吃饭，一个铜子一碗面，三个铜子过一天。同宿舍的同学很阔气，家里一寄就是二百块，他们吃二十块钱一个月的包伙。我为了继续把书念下来，就找到蔡元培校长。他让我翻译书，我一个早上就译了一千多字。以后我得以半工半读，在北大图书馆译书，每月有十块钱薪水。那时毛主席也在北大图书馆，生活也很苦，他每月只有八块钱薪金，穿补丁衣服，但他却“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以后我搞“五四”运动，从天津到济南，没有钱就买一个大馒头就点水充饥。“五四”运动后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又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大革命失败后，我到上海从事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工作。以后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组织九三学社。我曾三次见到孙中山先生，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了我很大鼓舞。我还两次被捕，一次在“五四”运动的火烧赵家楼之后，一次在抗战时期，但我从来没有灰心丧气。
我已经九十一岁了，去年春天加入了共产党。我走过了艰难困苦的道路，可见人生的路总是曲曲折折，没有一马平川的。青年自杀是不足取的，那是从人生道路曲折的地方掉下去了。我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不要轻浮，立足要稳，不能把生命看成是只属于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要不怕吃苦！
我们问：“现在有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提法不科学，您以为怎样？”
许老说：“我们讲不怕苦、不怕死是为了中国十亿人民，为了革命事业。资产阶级讲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我们不能提倡这个。青年人不要见害就避，见利就趋，要当仁不让，不怕苦、不怕死，这不等于蛮干，而是革命精神的体现。说到不怕死，也有好几种，生活不如意，看不到前途就轻生，这样的不怕死不值得；为了个人私利，为了个人野心不怕死，遗臭万年。张春桥给他女儿的信中说，要做他家的女婿就得不怕死，这是反动；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四化而不怕死是崇高的，张志新就是榜样！”
许老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表现了对青年问题的关注和浓厚兴趣。
（写于1980年，刊于1981年1月9日《中国青年报》，载《人生的意义，前进的路标》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九三学社”创始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届、五届、六届副委员长……在翻阅许德珩的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介绍。
许德珩1890年生，1990年逝世。他生命的百年历程，正处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巨变的时代。
透过许德珩和他的后代回忆的几个片段，这位终生以“五四青年”自居、自律的、真正的革命老人的形象，逐步变得立体、清晰、具象。
“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许鹿希是许德珩与著名核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弟子劳君展的女儿、邓稼先的夫人，她曾回忆说。
“我父亲年轻时主张抗日，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营救才出狱。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当时我们一家的经历，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父亲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许鹿希说。
历史的车轮回到1919年。1919年5月4日中午，北京各校3000余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许德珩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在游行中，正在维持秩序的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许德珩吟诗一首，表示了不怕杀头的决心。
经各方努力，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看到学校欢迎他们的蔡元培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许德珩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对于这段历史，许德珩之孙许进曾撰文回忆：“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把五四运动中的经历又讲述了一遍。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在蔡校长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许进还谈道：“祖父晚年时曾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公公的一生，爱国有心，但无成就。”
事实上，许德珩一直支持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近代中国有两次影响最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前者传播了新文化并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这两次运动中，许德珩都是重要的鼓励者并走在游行的前列。
1944年年底，日寇进攻大西南，为了探讨民主与抗战问题，许德珩夫妇发起联络，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1945年重庆谈判前，毛泽东请许德珩夫妇赴宴。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谈道：“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并逐渐开始以政治组织的名义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许德珩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始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许德珩先生都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而并非像有的民主人士，想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走出一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路线。
许德珩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他的这种执着的信念终于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89岁高龄的许德珩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回忆录的最后写道，“我走过了艰难困苦的道路，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无限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