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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植棠（1893—1952），广东佛山人。著名的三谭（谭平山、谭天度、谭植棠）之一。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校期间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北大期间谭植棠与谭平山等人创办了《政衡》期刊，针砭时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谭植棠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谭植棠（1893—1952），乳名亚定，字仙槎，广东省高明市明城镇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他与同乡谭平山、谭天度被世人誉为革命的“三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谭植棠是一位革命的先驱，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国民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实行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中，着力开展工农运动，成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时，在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是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中国济难会广东总会等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谭植棠为国民革命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在经过长达十年的与病魔作艰难的斗争后，又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解放战争时期，驻港从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肇庆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尽职尽力，一息尚存，战斗不已，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回顾他的革命思想发展及其革命实践，对于我们继承先辈敢于探索真理、勇于革命实践的革命精神，激励人们奋发进取，为人类的社会进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痛心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袁世凯封建统治政权的黑暗和混乱，要求中国进步和改革，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迅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自1915年起，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统治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场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传播适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年秋，谭植棠与谭平山、陈公博等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读书。在北京大学活跃的新文化氛围里，青年知识分子谭植棠聆教该校文科学长陈独秀讲授社会科学理论和教授李大钊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课程，使其受到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时，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但和会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一消息在中国人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由此，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学生是这个运动的核心力量，谭植棠是其中的一员。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冼礼，谭植棠的反帝爱国思想得到了升华。1920年3月，他与谭平山、陈公博创办了《政衡》杂志，以“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为办刊宗旨。谭植棠关心政治，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政权。在《中国历代政权中心转移之研究》一文中指出，“政权中心者，主宰一国政治之中心权力也”。他研究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君主专政政体，把执政权中心者分为“贵胄、王者、权臣”三种。认为“贵胄执政，为酋长封建时代群治所必经阶段。王者执政，为国家成立专制政体之进化。至权臣执政，乃国家衰微、帝政繁乱之表现，亦国民水深火热之时也。”提出“民主国家，以国民为主体”。只有根据代表民意之国会所规定而组织之中央政府，法定为全国政治最高机关，凡各行省区域之君民长官，皆当直接间接而受中央政府之支配，军事财政司法皆当统一于中央。他对自民国以来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封建统治政权、各地方军阀的封建割据的繁乱政治发出感慨，“法定军民分治也，而握地方政权者，尽为军人。法定财政司法须统一于中央也，而身拥兵权者，得私囊自饱，生杀从心。中央权力日薄，边省暴力益增，浸假成周代列邦、唐朝藩镇之势”。他认为“推原祸首，虽谓养成于一二军阀。然未当非中央政府不知行使法权，自弃责任有以致之也”。他对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新生政权态度鲜明。在新生的苏联劳农政府被各国封锁的情况下，发表《关于我国承认新俄罗斯的商榷》一文，在分析俄罗斯新政府统一这个国家的实力以及抱行的政策时说；“知道他们抱行的政策，是恪守国际和平，是尊重别国的人格，不主张侵略，不主张凌弱，是合乎国际间人道主义的大原则。既然如此，我们对俄的外交方针，只有按照本国自身的情况，及早承认，”这样“我从前被俄旧帝国所掠夺的种种权利，可以归还早一日，中俄两国间国民的好感，更比别国深远一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谭植棠于1920年4月1日在《政衡》杂志发表《平民主义最后的胜利》一文中，把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劳动界。他认为，劳动界“占社会的多数”，是他们在社会中发生势力的大的原因。只要把劳动界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实行“多数的结合”，合众力量就强。要通过“普及教育”，使劳动界的势力愈增愈高。要使劳动界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并“实行他们的发言权”，“增高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显出他们的其实社会主人的资格”。他写道：“结合多数的愚者，足以抵抗少数的智者，结合多数的贫人，足以抵抗少数的富人，结合多数的无权者，足以抵抗少数的有权者。”展望“从今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那一个国家，凡有已经开化的民族，必定向光明人道的平民主义道路上前进”。他推崇走俄国的道路，赞赏俄国“联合他的劳动同胞，来自己组织他们的劳农政府”。他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产物——新发生的新团体和新发生的印刷物，是平民运动的新现象，“实是国民自动自主的精神和自觉奋斗的表现的结晶体，即我国人的精神的平民主义的新进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凡事必先有他的精神，然后事实乃能实现”。有了这种精神，就能获得“用劳作来制富”的胜利。
1920年秋，谭植棠与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从北京大学毕业一块回到广州。谭植棠在广东法政学校任教，兼授广东高等师范的课程。谭平山、陈公博则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同年10月，他们采用办报的方式唤起民众。取发展人类群性，建立群众团体，团结互助，创立民主自由平等社会之意，创办《广东群报》。申明办报宗旨：（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并明确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主张。谭植棠在该报1921年1月1日的增刊中发表《最危险的——续出的顽固党》，文中通俗地宣传了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他说，社会主义“主张以社会为主，个人为从，认定现有的私有财产制度以个人为主、社会为从，为不适应。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度，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要进行社会革命。他指出，自从俄国劳农政府成功之后，各国人民受俄国影响，都已有了根本的觉悟，“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成了人类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已由空想地步，进到现实的地步”。接着又进一步提出“现在的政治不打破，无以摆脱自由网罗，现在的经济制度不推倒，万难得到多数的幸福”。他呼吁青年，做个独立的自由民，“快要信仰社会主义，去实现社会革命；不要做续出的顽固党，以阻碍社会的进化”。
关于社会革命问题，谭植棠在《防止过激派》一文中，评论当时时政，“现在我国社会上的种种情形，若内政腐败，官僚无能，社会组织不良，加上连年的兵灾，弄成四民失业，游民遍地，无处不是发生革命的地方，无处不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倘若长此不理，恐怕社会爆烈，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罢了”。若想免见这个危险，唯有顺应世界潮流，于共和政体的底下，发挥平民社会精神的一个办法。并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见解。在政治上，要以人道主义为前提，以安宁幸福为目的，以自由平等为归宿，而“实行全民政治”；在经济上“须革新主张，改进政策”，抛弃独占的个体本位，注意普遍的社会本位，国家只可施以自由平等的管理，对于国民生活应给以一种极巩固的保障；在教育方面，“须与人人以教育均等的机会”，贯彻平民社会的精神，而发展人类特有的个性。务使人人成为良好的社会分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循序渐进于人道主义的领域。对当时政府所谓防止过激派，他认为，社会革命建立新制度有必然的合理性，“凡社会发达至于某种程度，自自然然有适合于某程度的制度来适应他，这是人性发达自然的道理，本来用不着我们去防止”。
为着改造社会，要有一个先进的革命政党组织，这就是共产党。1920年的广东，孙中山先生命援闽粤军光复广州，驱走了桂系军阀，瓦解了以岑春煊为首的军政府，从而平定了广东。此时，广东又重新成为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孙中山由沪回粤。同年12月，当谭植棠的老师陈独秀来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负责组织华南共产党组织时，谭植棠与谭平山、陈公博即参加陈独秀在广东组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谭植棠说：“广东几经内忧外患，民气大伤，而今要改造社会，极需建立一个政党组织，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唤起民众，才能实现”。1921年春天，广州共产党小组（后来通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诞生。这个组织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9人。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陈公博任组织委员，谭植棠任宣传委员，并兼任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的经理。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成立中共广东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
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致力培养革命骨干。由于谭平山与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便以公立教育机关的名义，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广东注音字母教导团”“广州河南机器工人夜校”，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谭植棠担任宣讲员养成所的教导主任兼甲班班主任，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同时，他参加创办广州河南机器工人夜校，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号召他们建立工会，团结起来，为谋求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还为注音字母教导团的教师讲课，启发教师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卓有成效的宣传组织工作，中共广东支部陆续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刘尔崧、阮啸仙、张善铭、杨匏安、梁复燃、王寒烬、冯菊坡、谭天度等先后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早期成员，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
1923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已开始决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使政治局面为之一振。在驱逐了陈炯明叛军后，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革命政府。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国民革命为中心工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谭植棠坚决执行中共“三大”决议，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入了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孙中山一面努力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面建立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积极准备北伐。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使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为无产阶级开辟了一条通向工农的道路，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在广东营造了公开宣传和组织工农群众的环境，加速发展了中共党组织，使广东的工农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成为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
国共合作建立后，为了适应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的需要，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到1926年3月，在广州共办了六届。其间，谭植棠被聘任为第一、二、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任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社会发展”“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课程。指出：“今后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发动全国工人、农民起来参加革命，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建立一个中华民族自由独立繁荣昌盛的中国。”在主持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坚持以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和学习革命理论为中心教学内容，请彭湃讲授“海丰农民运动”、阮啸仙讲授“怎样做农民运动”、熊雄讲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课程。他还邀请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谭平山等给学员作专题报告，组织学员到广州郊区农村实习，并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谭植棠在努力做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同时，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主席团，分工负责农民运动和统战工作，与阮啸仙、彭湃共同开展农民运动，并分别于1925年9月、1926年1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和开展全国农民运动的工作，为培养农民骨干，开展农民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工人运动方面，谭植棠围绕反帝反军阀开展工人运动。中国的工人运动是与反帝反军阀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23年，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1925年，上海人民在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运动，遭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这两个惨案在广东引起了极大反响，谭植棠先后主持了“二七”惨案、“五卅”惨案纪念大会，通过纪念大会，以达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的目的。
在全国反帝浪潮中，1925年6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香港和广州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并举行了大示威游行。省港大罢工遭英、法等帝国主义的镇压，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农民的支持。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正值第四届农讲所学员因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迹日著，暂遣回原籍指导农民开展斗争。谭植棠在农讲所内办了一期罢工工人补习班，为罢工运动培养了五十多名干部。省港大罢工期间，谭植棠主持召开广东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征集各界意见，以求一致拥护解决罢工条件；使其底于实现，一致与政府合作，以巩固革命政府基础，以及与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奋斗”。他以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全国各界一律起来，准备武装”，学生组织学生军，工人组织工团军，农民组织农民军，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他主持拥护省港罢工周会议，组织广东各界发起援助罢工周活动，开展宣传、募捐、游艺等活动，带领广东各界代表慰问罢工工友，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办的劳动学院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他还以中国济难会广东总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发动广州工人代表会属下各工会团体全体加入了济难会，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的广州、上海等地受难同胞及烈士家属实行救济。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势力的强大，国民革命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单独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联合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强大的敌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北方的反帝反军阀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广东作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当时革命政权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占据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陈炯明的反动势力。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准备进攻广州，摧毁革命政权。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也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唐继尧、陈廉伯串通，企图摧毁革命政府。还有在英帝国主义直接培养下的商团武装势力阴谋活动，破坏革命。加之广东境内各派驻军只知争夺地盘，截留税款，开设烟赌，扩充实力，并未打算做革命的事情。因此，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处境是危险的。要脱离这个危险状态，获得巩固，以便早日实现北伐，完成国民革命，不得不采取武力统一的手段，对商团“以武力剿平之”，尔后东征陈炯明，平定杨、刘叛乱，又进行南征，统一和巩固广东全省。这一期间，在围绕反帝反军阀、统一广东，进而统一全国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谭植棠主持广东各界对外协会，议决“一致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速召集国民会议”。认为“广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无论其直接或间接破坏中国革命者，都是广东人民之仇敌”。陈炯明、邓本殷勾结英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的统一，段祺瑞、张作霖勾结英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的统一，都是革命前途的大障碍，我们人民一致起来打倒他们。国民政府乃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府，我们人民一致起来拥护它。面对当时“广东各地服从国民政府固多，而反革命行动，甘为帝国主义之走狗，如东江方面林虎、洪兆麟等，南路如邓本殷，近且居然受英帝国主义之运动，蠢蠢欲动”的局势，主张“于最短时间将其扫除”，统一广东全省，尔后统一全国，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统一广东为刻不容缓，谭植棠于1925年8月11日主持有十万多人参加的服从国民政府、反帝及其走狗军阀“统一广东大示威运动大会”，并亲递请愿书给国民政府，请求“在最短时间统一广东军事财政民政，肃清境内一切反动势力，驱除一切卖国分子，为全省人民除害，为中华民族坚固革命之根基”。同年9月7日，谭植棠主持广东各界欢送北上外交代表团大会，在欢送词中指出，我们此次反帝国主义的目标是：“一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以谋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二要打倒北方的军阀政府，以消灭此种帝国主义利用以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他坚信“无论敌人如何卑鄙险恶，只要我们能团结民众的力量，能贯彻革命的精神，最后胜利终属于我们的”。10月，谭植棠组织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慰劳西路军和南路军。广东统一后，华侨回国从事建设，谭植棠代表广东各界欢迎华侨参观团，使华侨与国民政府合作，使广东得以恢复原有之和平与富庶。1926年1月，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为反抗日本出兵满洲，组织广东各界反对日本岀兵满洲运动委员会。谭植棠报告说：此次日本出兵满洲帮助张作霖，压迫上海民众，本会“应当联络各界民众实力反抗以救国难”，“以联络及领导广东各界反抗日本出兵满洲为宗旨”，并组织农工商学兵各界举行了反日大巡行。为了深入反对英帝国主义，1926年9月，谭植棠组织成立广东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并发表通电宣言。宣言说：“慨自去岁五卅屠杀变起，吾中华民族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一致对于屠杀首凶英帝国主义经济绝交，以经济武器，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然而，英帝国主义仍执迷不悟，我广东各界“决议继续反英运动，扩大经济绝交”，表示“英国炮舰政策一日不取消，我等对英经济绝交一日不停止，五卅、六二三惨案及省港罢工一日不得完满解决，我等对英经济绝交一日不停止”。同年10月，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省港罢工委员会准备取消对香港的封锁，谭植棠主持召开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大会，发起一个扩大反英运动，以配合罢工策略的转变。10月10日，广东各界庆祝双十节及拥护自动的停止武装封锁、扩大反英运动示威大会，谭植棠在工农台上宣读大会宣言决议案，决议指出：吾人要“努力结成全国之联合战线，务使五卅、六二三惨案得以伸雪，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中华民族得以自由独立与解放，方尽我人之使命。”
在促成国民会议民主运动方面，谭植棠引导民众参加民主政治运动。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当时正是北京发生曹锟、吴佩孚驱逐傀儡总统黎元洪的政变之后，在北京的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之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以争取建立民主共和政权。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国民会议应由全国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代表组成，而由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起。此后，促成国民会议运动，成为人民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谭植棠是广东各界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他于1925年参加了广东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又主持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告各县各地方组织国民会议促成分会，在传播革命主张、引导民众参加民主政治活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由于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牺牲了不少优秀儿女，间有不幸而受伤者，或有许多仁人志士入狱，他们的亲属生活困难。于是，谭植棠与林祖涵、邓中夏、苏兆征、邓颖超、谭平山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广东总会。谭植棠负责日常工作，主持召开各种会议，发动募款，对广州、上海等地受难同胞及其家属实行救济。他发动广州工人为革命利益一致加入济难会，在社会上反响极好。谭植棠还参加各式纪念革命先辈及死难烈士的活动，缅怀先烈，激励人们的革命精神。谭植棠还于1925年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秘书，协助杨匏安工作。在工作中，他同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
谭植棠在国民革命时期为革命忘我地工作，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谭植棠由于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艰苦繁重的工作，积劳成疾。1926年年底，不幸患了严重的肺痨病。在当时，此病是不治之症。“绝症”使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中共广东党组织多次安排他入院就医，他都谢绝，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同病魔作殊死的搏斗，直至昏倒在工作岗位上。幸亏及时送进博济医院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形势恶变。此时，中共广东党组织及时把他转送至东莞石龙的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治疗。此后，又通过其家人几经周折，秘密地把他安全转移回高明老家养病，避免了特务的追踪。谭植棠与疾病搏斗了十年，犹如一场噩梦，但他只要一息尚存，仍是革命，身体稍安，便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正值谭天度从南京出狱回家养病，谭植棠扶病参加了陈旺、谭天度等组织的抗日卫乡工作。他渐渐地与中共地方党的同志往来，并借裕丰米铺作联络站。他参加了组织地方抗日民众团体“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的工作，并在“青、妇抗骨干学习班”讲课。他还参与联络社会各界成立“高明县民众抗日统率委员会”“高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后期，谭植棠参加了高明人民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钟歧的“倒钟”运动，让出裕丰米铺作联络站，拨出大米供给“倒钟”队伍。在建立人民抗日武装之初，他利用“谭氏宗祠会”的合法化组织作掩护，公开采购运输武器，帮助发展人民的抗日武装。由于敌人封锁，粮食困难，谭植棠还毅然把存储在大幕村的祖尝谷分给群众。1944年年底，谭植棠接到谭天度东江来信，奔赴东江抗日根据地，在东宝行政督导处任财经科长，参加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动员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发展生产。他深入区、乡抗日民主政府、税站，督促征收公粮和税款，发动募捐，组织经商，筹集资金粮食，支持抗日前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冬，中共东江纵队党组织的尹林平、曾生、连贯、谭天度等联名将谭植棠的经历和表现报告中共中央，经周恩来审理，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批准恢复谭植棠的党籍。从此，作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建者谭植棠又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党组织，他感激万分。1946年年初，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前，党组织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决定让他留在广东坚持斗争。谭植棠于1946年春奉命到了香港，在中共驻港办事处、驻港统战委员会和中共南方局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遵照党的指示，发挥过去认识的老同事、老朋友多的优势，广泛与知名人士接触，使一大批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派代表参加了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解放后，谭植棠于1950年1月调回广州，由中共华南分局派往肇庆，担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长，兼贸易、粮食、百货三大公司经理。他抓紧时间集中培训经济干部，仅用两个月就建立了三大公司，为肇庆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尽职尽力。然而，在1952年春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谭植棠被一些人无辜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被“清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强令到广州名曰学习，实则隔离审查，于1952年6月在广州含冤去世。这个忠心耿耿为革命奋斗的人，逝世前无限感慨，自问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愧，唯一希望：以后党和人民能为其平反，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历史是公正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上的一系列积案。在谭植棠含冤九泉二十八年之后，中共肇庆地委正式作出决定：撤销1952年6月30日对谭植棠的错误处分，恢复其党籍，恢复其政治名誉。
谭植棠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他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是一位顽强的革命者。在漫长的风霜雪雨的革命征途中，不管道路多么艰难曲折，也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矢志不渝，顽强地战斗和生活，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不以官大论英雄”，谭植棠革命思想实践，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焕发人们的革命斗志，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奏出新时代的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