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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务善（1896—1971），湖南津市人。1919年考取北京大学，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一大”早期党员之一，1925年受党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1955年回国后，朱务善先后任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
中国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大约是在20世纪初期。当时在日本的同盟会知识分子，为介绍西洋学术，曾写了几篇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并节译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片段章节。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在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像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但是李大钊同志这时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鉴于中国当时政治经济的混乱状态和十月革命给予他的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五四”以前，即在1918年当北洋军阀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就在天安门前高呼：这次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同时在《新青年》上面以《Bolshevism的胜利》为题的那篇文章里，李大钊同志特别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是如何热情向往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从此以后，李大钊同志就大力团结先进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前途，只有走俄罗斯十月革命的道路。
“五四”以后，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聚集在李大钊同志的周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赞成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时他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除开始致力于工人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外，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所读的是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以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其他如考茨基、河上肇等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也都辗转相传，争相阅读。这时不但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即使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曾几次讨论过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问题。实际上，在1920年年初已经组织起来这个研究会，不过还未公开登报而已。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主要是党、团员，也有群众参加。李大钊同志之所以未列名发起人，是因为当时我们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对外界说，他还是以一个教授和一个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同志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在党内指导。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常工作分下列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是将研究会成员分为若干小组，各自研究某一问题，然后开会集体讨论；第二种是定期讲演，约请当时教授学者如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国际工人运动作学术报告；第三种是通过公开辩论以达到宣传的目的。记得在这个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如胡适之流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深表不满，大肆诬蔑，另一方面梁启超、张东荪这一班人，也借着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素在中国讲学的机会，叫嚷什么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利用这一机会，在沙滩大楼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同志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连座位都没有了，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两方面辩论终结时，听众都想听一听李大钊同志的结论，一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慢慢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意识与感情所能左右的。记得评判员用了河上肇所常用的譬喻来说明这一点：譬如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内部，及其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李大钊同志最后说：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他着重指出：此地所说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会后，教室里还拥挤着很多人，在那里互相争论，喋喋不休。我还记得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像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样，同为北京党部外围组织。它的活动范围，不只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对进步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同时也常参加一般政治、社会活动。这个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设在马神庙西口北大第二院内（即理科）。在该院西头，辟有不少房间作为学生团体活动之用，研究会占了两间，平日借阅书籍，开讨论会，都在这里。
（1960年6月20日回忆，原载《一大前后（二）》，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有句古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很有道理的。记得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形成之初，参加者才十来个人，就是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党员也不过50余人。而现在我们的党发展到1400万以上的党员，领导6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飞跃前进，……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如何组织起来及其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阶段所起的作用，对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古语的联想，不觉油然而生。
40年前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了那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以很大的鼓舞，皆以为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式已经过去，而俄国十月革命为现代世界革命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因此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旧思想和反帝反军阀的光芒万丈的同时，闪出了一道红光照耀中国，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为后来在上海、北京、长沙、汉口、济南、广州、杭州等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打下了基础。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因为当时国内及国际的政治环境的要求，北京社团林立，新的期刊著述如雨后春笋，到处皆是。他们互相争论，各执己见，大有所谓百家争鸣的气象。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有进步的，必然有落后的，有革命的，必然有反动的。进步的革命的势力可能遇到暂时的挫败，但胜利终必属于他们；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可能在一定期间内获得保存，但最后必归于崩溃失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古今皆然。记得“五四”运动的时候，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认为“五四”的群众运动如罢课、罢市、罢工、火烧赵家楼，“搞得太过火，没有英美式政治家风度”。称罢课为“自杀政策”，而且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毫无羞耻的谩骂谈主义者为阿猫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五四”运动中的这一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如胡适、罗家伦、康白情、傅斯年、段锡朋、叶麟等是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是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与此同时，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对中国革命运动主张采取坚决的彻底的办法，并且吸取了运动中的教训，深入的研究了十月革命经验，认定只有俄国十月革命才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只有扩大和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得到解放中国的正确方法。关于这一点表现的最突出的，要算是当时影响最大、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集中的大本营——新青年社之由空洞的宣传民主与科学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无怪乎胡适这时大声叫嚷，说什么“《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已成为苏维埃俄罗斯之汉译本了”。尽管如此，《新青年》杂志在李大钊和当时比较进步的陈独秀等人领导下，终于坚持真理继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奋斗，乃至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与列宁及其所建立的党是分不开的。远在1900年，特别是1912年和1913年，列宁就写了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论文，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列宁作了专门报告。当列宁知道了中国所发生的有工人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就于1920年年初派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维经斯基同来者还有一位中国人杨明斋同志。他是山东人，自幼即到俄国，参加过革命战争，是一位很老的苏共党员。他们到达北京，即由杨明斋同志找到线索，认识了李大钊同志，讨论了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问题。会散之后，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诸同志常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问题，介绍有关中外文著述期刊。大约在1920年五六月间，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一道与当时革命青年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及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所以中夏同志在其所著之《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称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当时并无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后来大概因为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所以称各地在此以前成立之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小组，但也许其他地方有用此名称的，亦未可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成立后，多半由李大钊同志的建议或受了他的影响，先后在上海、长沙、汉口、济南、天津、广州、杭州等地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我和邓中夏同志在学生会及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工作时认识，有时也谈到这些问题。有一次，中夏同志到宿舍找我谈话，问我是否赞成共产主义？是否同情俄国十月革命？我们谈了很多，所见大略相同，我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然后他说到了与李大钊同志等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大钊同志愿意介绍我加入组织，我亦欣然同意了。老实说，我们小组成立之后，既没有盟誓规章，也没有组织形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感兴趣，但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们那时并没有想到经过20多年，我们的党能够掌握政权，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革命遵循十月革命道路，以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这是我们信守不渝的公约。记得在此以后不久，中夏同志找我到北大图书馆开会（秘密的），讨论如何组织研究马列主义，如何展开工作等问题。到会者除李大钊、邓中夏二同志外，还有何孟雄、高尚德（即君宇）及后来变为托派的刘仁静等人。以后我又认识了李梅羹及后来成为叛徒的罗章龙、张国焘等，他们也是参加组织最早的人。不久我们发行了刊物《劳动者》，当时重视劳动观念普遍加强，一变旧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想法。一般青年人都主张自食其力，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办法，是最公平最好的办法，所以工读互助团、勤工俭学、新村生活的风气甚炽，通行一时。邓中夏同志和我乃开始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名义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活动，同时在北大又开设校役夜班。到1920年“五一”节，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组织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兹将1920年5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所载的“北京之劳动纪念”转录于下：
（一）工读互助团之出发。一日早8时，北京工读互助团雇定两辆汽车。每车载4人，每人各执一旗，上书“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劳动纪念”等字样，车上载有传单多种，大抵不外解释五一纪念的意义。8时半，由马神庙出发，一向后门而去，一向东城而驶，口呼劳工万岁，手散传单，但闻向后门者，行至西四牌楼，为武装警察所拦阻，向东城者，行至米市大街，亦被巡警阻止，并闻该团学生8人，已被拘入警厅云。
（二）平民教育讲演团之讲演。一日早10点，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分5组出发讲演，每组10人，沿途讲演“五一”历史及将来之希望，听者颇多云。
（三）北京学生之传单。北京学生，因为争外交，对于此事，未曾顾及。但闻该会亦于30日，印出《五一历史》传单多种。分散各校，由各校学生自行发散……
（四）北大校役之集会。北京大学校役夜班，特于上午9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纪念大会，到者该校校役与学生，共约500余人。会场门前，悬挂国旗，场内满布万国旗。先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继由该校夜班校役并教习相继演说，至11时始散会。是日并发散一种传单，首述“五一节”是什么，次述该夜班为什么纪念“五一节”……
记得这次北大校役夜班开会，李大钊同志也到会讲了话。从此可以看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活动了。
从此以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更加扩大和深入了。首先应当说一直深入产业工人中去的情况。这时邓中夏同志和我都是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最积极的分子，我们利用这个组织与长辛店铁路修理工厂工人发生联系，派人到那里作定期讲演，每星期一次，我就是讲演人之一。记得在1920年年底，我们就和工人们商议在长辛店组织工人补习学校，教职员由我们负责。吴汝明和王铮即为我们先后派去负责之人。经费由募集得来，白天是工人子弟学习，夜班是工人学习。在长辛店的一切活动，李大钊同志开始虽未亲自参加，但他是我们的领导者和支持者。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机会与工人长期在一起。还记得我在那里几次讲演，得到工人群众欢迎。讲毕还有人聚在周围提问题，我很乐意和他们接触，有时还被邀请到职工家里喝茶。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由我介绍几个人入党，到“二七”罢工时他们都变成了罢工运动的领导同志。
1921年我们决定组织“五一”节的纪念，《新青年》出了专刊。在长辛店也组织了工人示威游行，参加者在千人以上。因此引起了当时交通系所豢养的工头的不满和破坏，但因工人的觉悟提高了，他们终于自动地与工头斗争，而且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加入俱乐部的工人日益增长，俱乐部威望很高。在党正式宣布成立之后不久，我们又出版了《工人周刊》，不断地登载长辛店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的消息，各地铁路工人都很感兴趣，纷纷派人前来参观。这些代表回去后，也同样组织了学校和俱乐部，因此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在京汉路各大站和京奉、陇海、正太各路，都有了工人自己的组织了。《工人周刊》在各铁路间所起的通风报信作用非常之大，所以一时在北京方面引起了官方不少畏惧，屡思消灭这个周刊。我现在只引一则京师警厅给内务总长文照，即可想见：
……中一区署，复称该刊载明山东街平民教育讲演团内通讯员吴宣等字样。查得该处仅有北大学生朱务善在内居住，并无吴宣其人，设法探询，偶有寄与吴宣函件，均送东高房7号交王大鹏代收。复查该王大鹏将投考北大学校者，来京未久，现时已不在寓，且遍查北大学生名册，亦无吴宣姓名，恐有伪托等情。并有厅派员查得劝业场华盛书局、青云阁、佩文斋、东安市场华鑫书社、南池子新知书社等处，均寄售有此种非法印刷品，系由北大学生刘伯青送来各等语。当经分区队对于该刘伯青、朱务善、王大鹏等行动严密注意，并严行禁止售卖，将办理情形呈复鉴核。旋于10—11月间先后从交通部、大总统府军事处函，以及铁路警察在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函件内检出《工人周刊》多件，函请查禁。即饬区查明该刊印刷处、所，勒令停版。旋据复称，连日查得该讲演团内，实未印刷《工人周刊》。询话据听差人称，并无在彼印刷何项物品，检查屋内亦无印刷器具。并在北大出版部附近一带暨该校第一院附近之印刷科内严密侦查，亦无印刷及发行该项周刊情事。具复前来嗣复准交通部送来该项周刊第76期一件，内载发行通讯北大第一院收发课转白靖、广州昌新街28号3楼木社等语，饬查北大学生并无白靖，仅有刘伯青又名白靖诚其人，系陈独秀一党，即系前次将各种非法印刷品送往各书铺代售者。推查北大印刷科尚无代印该项周刊情事，且据该课声称，该刊标题所用之花边与本校出版物不同等语……兹奉前因，除再通令区队及邮件检查员一体严禁，并注意查扣处理，合将先后办理情形呈复宪部鉴核，仅呈内务总长。
京畿警察厅总监薛之珩
由这一文件可以说明：一、《工人周刊》如何广泛发行到工人中去，使北京反动军警如何惊慌失措；二、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形成后及至中国共产党宣告建立不久，党的发展情况和党在地下工作中得到了初步经验。由于1920年以后北京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当时领导工人运动的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以便领导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邓中夏即为书记部领导同志之一。记得他在长辛店工作时非常艰苦耐劳，终日号召奔走，埋头苦干。做具体工作是他，做宣传指导工作也是他，每天吃两顿窝窝头或几个烧饼，用凉水送下，工作忙时，常常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晚间不能回北京时，则用几条板凳当床铺，摆在学校课堂里睡觉。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形成之后，我们的工作发展迅速，这不仅表现在上述工人运动方面。而社会政治活动及青年学生运动也更加蓬勃展开了，如党的外围组织一天一天增长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党的组织在社会群众中的威望也在与日俱增。社会上一切政治文化活动及学生运动都有我们的同志参加领导。所以这一切不能不使北京反动政府对中国共产主义那时的思想领导者李大钊等同志，常思加以迫害，从下边两个文件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
一
懋萱仁兄巡帅阁下：接诵教言，只悉种切。前奉咨请转行各省通缉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一案，当即据情于本月11日通行各省长、各都统，暨川边镇守使、淞沪军使并分令京兆尹、京师警察厅，一体查照办理在案，即承锦注。特此函复，专肃，顺颂勋绥。
某某拜复
二
教育部为咨行事。兹据国立北京大学文称，顷据本校评议会函开，近阅报载内务部以工党一案，与本校教授李大钊有关，业经命令通缉，并有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等语。阅竞之余，殊深诧异。查李教授大钊从事本校，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术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得因此递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函请校长转函教育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于取消，以维学术……等情，理合据转陈，恳祈查照办理，等因前来，相应咨行贵部请烦查照办理可也，此咨内务部。
后来，在1927年4月北京反动政府终于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同志。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对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李大钊和邓中夏诸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的崇高精神，表示无限的敬意！
（原载《北京日报》，1959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