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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日葵（1899—1930），广西桂平人，革命家。1918年至1925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他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参与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黄日葵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和中国共产党广西地区组织的早期领导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著作被编为《黄日葵文集》。
1918年春夏间，湖南新民学会决定派三人去日本留学，我是其中之一（有一人已到了日本）。路过上海候船，住了一段时间，本来，船票已经买到了，恰遇发生了我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而罢课归国的事件，便推迟了行期。
我在上海，通过从日本归国中国留日学生李达等介绍，认识了黄日葵。他刚从日本罢课归国，参加了爱国学生在上海组织的救国团活动。他劝我们不要去日本留学。他说：“日本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很坏，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日本不能容纳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中国人，可以在中国学习，如果要革命，也可以在中国进行。我们还是到北京大学读书吧！”我们询问了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出版的情况。他的热情倾谈，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我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回到湖南长沙将情况告诉新民学会的同志，大家都认为不去日本的意见很对，因此取消了留学日本的计划。
当年暑假，我和毛泽东同志等十多人到北京，解决升学问题。我与黄日葵一同考上北京大学预科（文科），同一个时期入学。我选学德文，黄选学英文。我们大家都是南方人，彼此比较接近，联系很密切，还有一些广西的同学，如谭寿林等。不久（1919年2月），我们组织了新闻学会，加入该会的有：谭平山、陈公博、毛泽东、黄日葵和我等多人，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和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范鸿颉、何孟雄、李梅羹等19人都是发起人。这是我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
黄日葵同志当时在学校很活跃，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他能编、能写、能说，成为学生会的重要骨干，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
1920年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和我共9人参加。9月底，我们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我和黄日葵、邓中夏、高尚德等约40人参加。
1920年11月间，共产主义小组中，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于是，小组决定吸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进入共产主义小组。
根据黄日葵当时的表现，他应该是这个时期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他与邓中夏、高尚德等都是团的骨干，他们都应该是同一批补进共产主义小组。
大约在11月底，共产主义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教授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我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并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黄日葵同志积极参加北方区委工作。
（中共桂平县委党史办采访整理，1982年1月12日。）
黄日葵，号宗阳，又名一葵、野葵、布山，1899年6月12日（一说1898年6月23日）出生于广西桂平县城厢镇五甲街一户书香世家。他自小聪颖勤奋，1916年10月于县立中学毕业后自费赴日本留学，并积极从事爱国运动。回国后，他组织和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又积极参与了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建党活动，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企图在与西方列强共同干涉苏俄革命过程中，借机取代沙俄政府在中国北满的势力。1918年2月5日，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俄国情势于联合国（注：即协约国）日形不利”为借口，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商谈两国在军事上共同行动的问题，强硬要求中国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依据该《协定》，日军可在中国北满等所谓“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中国方面并要为日本提供“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地方政府要对日军的行动“尽力协助”，在日军进攻苏俄时中国不仅有义务派遣军队，而且其军队行动“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尽管谈判相当秘密，但消息还是露了出来。1918年5月初，在此《协定》尚未签订之时，中国留日学生便得知了条约的有关内容，随即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这次抗议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许多学生遭到侮辱殴打，一百多人被捕。为维护国家主权、抗议日本方面的暴行，在留日学生总会的动员下，大多数学生罢课回国。到8月，先后回国者近两千人，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黄日葵不但积极参与了此次抗议活动，而且很快就与李达、李汉俊等返回国内继续参加爱国斗争。
留日学生回国后，大部分先到了上海。鉴于当时国内很多地方的学生对《协定》的内容不太清楚，为扩大影响，回国留日学生与上海当地学生一起组织了学生爱国总会（一说是“救国团”），同时在北京设分部，在各省设支部，广泛宣传反日爱国主张，同时创办《救国时报》以扩大宣传，派代表到各地进行广泛联络。黄日葵到上海后，首先参加了学生爱国会，并担任《救国日报》编辑。1918年5月21日，北大、北京高师、北京高工、北京法文专修馆等4所学校的两千余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大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政府废除《协定》。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是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然而，此次请愿行动因为学生们没有斗争经验而归于失败。之后，黄日葵来到北京，先是在北大旁听，后于同年秋考入北大预科班。其间，黄日葵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进步人士。在李大钊的指导影响下，黄日葵除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外，还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件：一是参加《国民》杂志的编辑工作。1919年1月10日出版的《国民》杂志当时是与《新青年》并肩战斗的革命期刊，也是广大革命青年争相阅读的进步刊物。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其特点则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于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是起过促进作用的。”经李大钊推荐，黄日葵担任了《国民》杂志社特别编辑员（1918年10月至1919年10月），同时也是杂志社与李大钊的联系人，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如1919年2月发表的《东亚永久和平的基础》，列举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指出要保持东亚和平，日本应无条件放弃在中国、朝鲜的侵略活动，听任民族自决；认为“今后世界之趋势，由民主主义而进为社会主义，更由社会主义再经若干之阶段以抵于大同，固势所必然……今日世界进步之出发点，已远出民主主义旗帜之下，而近在社会主义之峰亦。民主主义今日已有不适文明进化人类生活之嫌。”因此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而“俄罗斯不惜使其国颦于危险艰苦卓绝，求脱去此后于时势不适进化之君主政治，虽一时陷于纷乱，其将来长治久安满足无憾之基础”。他认为，“盖自俄起革命以来至于今，君主政体之命运，已届最后一刹那，君主遗骸草草入殓之，际未履，而超民主主义之社会主义又呱呱坠地矣”，“欧战闭幕以后，世界之机还，日向大同之鹄，绝尘而驰……夫整顿其国，则民主其急也”，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向往。二是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该讲演团成立于1919年3月23日，由黄日葵同邓中夏、许德珩等14人共同发起。其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演讲“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一时后举行之。”“如有事件发生，或春假、暑假及国庆日，经本团团员认为必须讲演时，临时酌定”。开始主要是在街头或利用庙会进行不定期演讲，后来则利用官立讲演所在北大旁边进行定期讲演。内容主要“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大体包括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等方面。”讲演团的政治社会化努力为“五四”运动的发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讲演团成立……不到两个月，居然有‘五四’的运动、‘六三’的运动。这虽有其他团体的活动，但是我们同志讲演的影响也就不小了。”
1919年5月2日，北大学生得到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于是“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第二天，鉴于上海、天津等地都有女生参加“学生救国会”而北京没有的情况，黄日葵和许德珩等一起到北京女师联系。5月3日晚，北大、北京高师、工专、法专等校的代表千余人按前一天的计划举行大会。大会公推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黄日葵、孟寿椿二人负责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大会最后议决：（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地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黄日葵与邓中夏等组织北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与另外12所学校的学生汇合。北大的学生到得最晚。原来，当他们在沙滩红楼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突然遭到了政府教育部和警察总监派来的代表的无理阻拦。“黄日葵、邓中夏等人据理力争，这两个代表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学生才冲破阻拦，经北池子到达天安门广场。”在示威游行中，黄日葵等始终挥舞着旗帜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们先到东交民巷示威，后转赴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痛打在曹宅做客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后北洋政府步兵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领大批军警赶到，将未及离开的32名学生逮捕，其中北大学生20名。
当晚，为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校学生举行大会，决定联络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会后，北大百余名学生成立了干事会来领导总罢课。黄日葵和邓中夏等在文书股，负责编辑《五七》小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5月5日，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马神庙北大二院。黄日葵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北京学联的筹建和领导工作，与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作为北大学生代表轮流出席联合会，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事宜。经多方努力，5月7日，被捕学生被释放回校。
北京学生在爱国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加强全国学生的联合斗争。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再次全体罢课。“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北京军阀政府指学生此种行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内一律上课。学生表示拒绝，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呼吁援助，扩大声势。”因为三院会场被警察包围，黄日葵、许德珩“就跳墙出来，化装出京。”他们先后到达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最后来到上海。5月31日，上海学联联合上海工商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追悼郭钦光的大会。黄日葵以及其他北京、天津的学生代表应邀出席大会并讲了话。这次大会进一步激起了上海学生的爱国热情。会后，参会的82所学校的全体学生浩浩荡荡奔赴南市上海县总商会，动员商界罢市救国。6月3日，在上海学联代表陪同下，黄日葵、许德珩等北京学生代表再次来到总商会，向总商会介绍了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基本情况，指出上海学生已经罢课多日，北京政府仍然没有接受人民要求的表示，因此希望商会“通知商界，一致行动”。经过进步学生的动员，6月5日，上海罢课、罢工、罢市斗争终于实现，黄日葵等的串联工作为“三罢”斗争的实现与向全国蔓延奠定了基础。
6月1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以及留日的学生代表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全国学联筹备会，决定致电全国各地学联，要求各地学联于两个星期内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共同商讨制定学联章程，并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6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和留日学界代表60余人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学联。此后，全国学联出版《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由许德珩任主编，黄日葵是编委之一，继续推动“三罢”斗争。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了曹、陆、章3人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年秋，黄日葵从上海回到北京，一面继续在北大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各地青年学生频繁组织各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学会）就是其中一个。该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周太玄、曾琦、陈愚生、张梦九、雷宝菁等7人发起于1918年6月30日（一说7月1日），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919年7月1日学会（主任李大钊）正式成立时，黄日葵还在上海，返回北京后他立即参加了学会，并和李大钊等一起担任了学会最高领导机构评议会的评议员，同时担任学会编译部编译员、学会月刊《少年中国》编辑员、文牍股主任。1920年8月19日，李大钊率先提出：“对内对外，似均应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以与人为联合行动也。”黄日葵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进一步主张，学会标明的主义“不可不为社会主义”，要在学会内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中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邓中夏、高君宇等主张学会应表明主义；左舜生、邰爽秋等则反对把社会主义作为学会的共同宗旨。其间，黄日葵多次发言，强调学会会员要信奉社会主义。他说：“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须有一种主义的必要”；“会员事实上已无法避免政治活动，不能无一定主义以为活动的标准”；“会员社会上各种活动，以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善恶各执一说，每引起误会，由这所以不可无共同的主义”。因此，“必须对旧宗旨重新诠释一番”。此外，他还对那种“不加入旧政界”的高调进行了批判。虽然在中共成立后少中学会最终分化，但黄日葵通过学会工作既锻炼了自己，又影响了他人。
与此同时，黄日葵还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研究会是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张国焘、朱务善、何孟雄、刘仁静等人发起的。研究会最初是秘密的，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启事，从而走向公开。研究会成立后便积极筹集资金成立专门的图书馆，收集有关研究的汉、英、俄、德等各种文字的书报杂志达数百种之多。研究会通过召开讨论会、举办讲演会、开展特别研究、编译和刊印马克思著作和其他有关的论文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
1920年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1月底改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之后立即推动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黄日葵是最早的团员之一。罗章龙在《关于黄日葵同志情况的回忆》中说：11月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吸收社青团的中坚成员进入小组，黄日葵是团的骨干，因此得以补进共产主义小组。入党后，黄日葵主要担负社青团的工作，其间担任了北京团地委委员长并兼管学生运动。他不但积极在北京推动学生运动，而且还到南京、上海、济南、重庆等地进行革命宣传，甚至在回桂平探亲时，也大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促进了桂平工农运动的开展。
加入中共后的黄日葵，更加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撰写了大量相关文章，其中包括《新村之说明》《我们劳动者的枷锁》《日本之劳动运动》《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等。他在《最近英美的劳动运动》一文中指出，英美工人阶级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提高了觉悟，已经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他们正在提出更根本的要求，向政府资本家作最后的挑战”，“无论如何，总想以自己的手段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此情况下，中国工人阶级也应组织工会进行罢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小史》一文则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的派别、分歧、主张，指出以抽象的平等福利等道义观念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黄日葵积极倡导妇女解放。他在《国民》和《少年世界》上，先后发表了《四种妇女运动》《各国妇女运动史》等文章大声疾呼。其中，他的《妇女问题评论》一文倡导大学要开放女禁，认为男女“同是人类，同是一样的智慧”，应有享受社会利益的权利，鼓励妇女为平等教育权利而斗争。而《何故不许女子平等》一文则批判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道德，斥责反对男女平等、妇女运动的顽固派“简直失了人类的本性，要发挥他的兽性了”，号召“男女当发挥互助的精神，完成人生的意义”。此外，黄日葵还经常为社青团团刊《先驱》撰稿，组织编译各种丛书、小册子，大造革命舆论声势。
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引下，黄日葵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共成立后，他继续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区的工作，是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骨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