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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社会阶层是士与商，涉及传统士大夫阶层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型，传统重农抑商向市场经济的逐步放开转型。一些活动在苏锡常、上海、湖南和福建一带的较为殷实的实业家投资于矿产、盐业、棉纱、机械、烟草等领域。这些实业家往往也是绅商、士商，努力摆脱传统商业阶层在权力、文化、道德的边缘地位，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愿望，能够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市场潜力和推动文化转型价值，很快以资助人或幕后操纵者的身份跻身于报刊出版、文化教育等领域，向拥有民族意识、承担社会道义、敢于探索市场的现代商人转型，成为新文化运动市场的主导力量。此外，中央政权控制力的削弱，也使得印刷工业，大众媒介如报纸、杂志有了迅猛发展的环境。投资或资助文化产业的商人，对于推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以印刷品为载体的“印刷资本主义”能够同时实现道德价值和经济价值：一方面能够通过图书来影响民众对现实的看法与作为，另一方面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灵活地获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印刷资本主义”主要是指面向大众的、商业化的、世俗的、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营利的文本生产。阿英先生早年就说过，那时“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虽然宋代以来也存在手工雕刻印刷的民间书坊，但是毕竟不是机械化生产的结果，只有大规模机械化才能削减成本，达到更好的规模效益，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以通俗小说为例，明代万历年间《封神演义》价格定为纹银二两，而“万历时期的米价，平均约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厘，这样一本《封神演义》约值米2.75石，竟相当于一名知县月俸的三分之一强”
。这种高昂的价位到清代中期也基本相似，而晚清以印刷机印刷的《申报》的价格则只有“每份八文钱，外地十文钱”，图书价格也有大幅降低，才使得印刷品成为市民的消费品。此外，农业社会生存维系的艰难、审美欲望的抑制和文类秩序的观念等等，难以形成小说被广泛接受的市民消费热潮。而随着民族工商业与贸易的发展以及殖民化程度的加深，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沪商业城市群逐渐形成，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消费欲望的形成无疑也是清末民初包括翻译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上海无疑成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最为重要的中心，据张静庐编制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记载，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印刷工业规模增长了6倍，占据国内印刷事业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从1902年到1916年这14年间创刊的文艺期刊则有57种，从1917到1927年这10余年期间创刊的文艺期刊共有143种左右。这些出版物字体小、容量大，周期短、效率高，价格低、发行量大，使得出版商能够将翻译小说、现代小说、教科书、学术著作、科学著作等产品卖向全国各地，扩大了商业化的阅读市场，促进市民文化的产生，促进翻译文学的接受，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为文化市场的建立准备了物质基础，进而转化为20世纪中国文化重建与文明建构的有效手段。
晚清政府为抵制革命、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顺从时代潮流，于1902年8月下诏废八股，1905年9月又正式停止科举，改书院、私塾为学堂，颁布新学制，使得传统的士人阶层失去固有的仕途道路或求生路径，加上此前科场失意的文人、求仕无门的士子、家道中落的乡绅，为求得生存，也只得跻身于报馆、译局、出版社等新兴的行业。其中上海文学期刊、出版社创办的最多，作家职业化、作品商品化程度之高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很多知识分子陆续成为职业报人、自由撰稿人、职业翻译和创作为生者，从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韩邦庆、曾朴，到林纾、严复、包天笑、周瘦鹃，到稍晚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均与各类报刊、出版机构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夏瑞芳于1897年在上海创立商务印书馆时，看中的是废科举、办新学之际编印各类新学教科书的市场，聘请张元济主持编译，并聘请高梦旦、任鸿隽、竺可桢、郑振铎、周建人、叶圣陶、顾颉刚等编撰教科书。后来更是组织翻译了大批广受市场欢迎、不断重版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在旅日华侨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募集支持下，支持维新派的重要刊物《清议报》于1898年在日本创建。陆费逵颇有预见性地号准了共和政体对新式教科书需求的脉搏，于191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改立门户、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时，也聘请了梁启超、于右任、马君武、张闻天、徐志摩等人物，打破了商务印书馆一统天下的出版垄断局面，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自始至终由群益书社出版、亚东图书馆发行。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资金最为雄厚的出版机构，加上功不可没的亚东、群益、泰东、北新、新潮等小出版公司，与后来的开明书店、光华书店、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公司、远东图书公司一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市场主导力量，其创办之初，一般都离不开文化商人的经费赞助和出版支持。
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短短的十几年里，商品经济下的市场文化规律并没有被认识得这么明确，现代商人看中了文化市场的经济效益，政治变革带来知识分子仕途的弃绝，时代危机与外来文化传播促使近代知识分子观念转型和与之而来的从业观念的改变，城市兴起带来新型市民读者群的兴起，报刊、出版社的建立，几乎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发生。许多相当有文学天赋的知识分子加入自由撰稿人与译者的行列，既可以通过小说的翻译与创作来实现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又可以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近代知识分子高度地依赖文化市场，尤其是现代稿酬和版权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不谋与商”的传统，郭延礼先生曾指出，中国职业作家出现的过程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报人的出现，第二步是报人小说家，第三步才是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诞生。”
在中国古代所谓的稿费称为“润笔”，无统一规定，但无碍乎三种常见情况才会被重金求文：一是为活人写寿序，二是给死者撰碑文，三是写者为当时文坛名家。据研究最早支付稿费的报纸是英国人办的大名鼎鼎的《申报》,1902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刊登了一则“新小说征文启”，说明了要付稿酬以及所付标准；由于读者数量多，小说翻译与创作基本能得到不菲的稿费，而诗文基本没有，只有赠册；1907年2月创刊的《小说林》明确规定，凡小说入选者，“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尽管梁启超等人持续发起诸种文界革命，但是旧的文学样式如桐城派古文、旧体诗和骈文小说等仍然颇受欢迎，也有庞大的创作和读者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旧文学在商业化文学市场化上待遇差别很大，这些古代文学的主流作品在近代市场稿酬制度中一直颇受歧视，《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月报》《小说时报》等都声称，诗文杂著只酌情得到“奉赠一册，聊答雅意”，“‘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不索稿酬并非为艺术而艺术，对金钱不感兴趣；而是想索稿酬也索不到，因诗文只是点缀，报纸不靠诗文吸引读者，因而，诗文家的精神劳动便无法直接转化为生存资料”
。
晚清时期翻译版权观念一开始就受到作者的重视，严复在与张元济商讨翻译《原富》事宜的时候，明确提出了译作的版权问题，不仅索要稿费，还要抽取版税提成。1907年《小说林》杂志第三期上有如下广告：“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特此广告”。而到了1910年，清朝政府还颁布中国第一部《著作权律》，使稿费制度和著作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梁启超的稿费可能是最为优厚，千字20元；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使得商务印书馆“林译小说”成了市场的摇钱树，按照裴毅然在《稿费初始——推动现代文学勃兴的经济基础》中所言，在他人千字差不多只有一到两个大洋的时候，林纾稿费就高达五至六块，1900年至1920年，林纾日均稿费近十元，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可能高达20万银圆以上；包天笑翻译《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约四五万字，卖给文明书局，共得稿费100元，就“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所以“我于是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
。据胡适1909年至1910年日记记载，当时他在上海生活困顿，其师王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后此当实行之”
；周瘦鹃初次投稿《小说月报》得16元稿费后，便“益信小说之文，可售以谋生，竭其心血才力，专注于稗文野史”
；鲁迅尤为看重经济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它是人格自由的前提，“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有人研究鲁迅的收入，除稿费、讲课费之外，超过八成的都是他著作的版税收入，绝大部分是北新书局出版的著译。显而易见，那时稿费并不算低，写作者写稿、译稿、卖稿可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一方面小说创作因为广泛的销量，使得出版商愿意付出优厚的稿酬
，另一方面，为商业利益而设立的稿酬制度，又利于诱发和刺激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创作和翻译的行列，促使中国开始出现职业的小说创作和翻译者。翻译小说在当时迅速成为近代文化产业，是新近知识分子阶层参与社会、实现价值的重要出路，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职业观必然影响新一代读书人的入世渠道，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带着不同的心态进入文学翻译活动。
除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之外，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
，清末民初处于转型中的新知识群体，主要有以下几部分构成。一是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和来华传教士开设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自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各类新型学校约34所，在校学生约800人左右，而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至1899年，全国共兴办新型学校超过150所，最高峰时学生人数达万人；1866年，来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约19所，学堂44所，学生总数不及千人，然而到了1899年各类教会学校人数达16836人。随着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中国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完整学校制度，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官立学校之设，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友蒙学、女学各种私立学校之设立”，据学部奏报，1909年全国学生数已达160余万人。
二是出国留学的学生。清代到国外留学，是从19世纪50年代自费留学开始；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这些人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后来很多成为对中国进步做出贡献的人才，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主持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等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开始由欧美转向日本——因“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出洋留学有所发展，至20世纪初年大盛。据统计，1896年留日学生为13人，1898年为61人，1904年增至2400人，而到1905年至1906年，达到最高峰，总人数在8000人左右。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芨，络绎不绝”的留日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历史演进中，总人数均保持在8000人至1万人之间，其中60%左右为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出资官派，而国内民间赴日游学者也为数众多。梁启超后来感叹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就是西洋留学生未能全体参加该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留学生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只不过要到五四前后才取代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旧式文人，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央。
具有海外留学、游学、游历与任职经历的人，成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风气演进的引领者、小说翻译群体的主体。陈寿彭、王寿昌、戢翼晕、伍光建、苏曼殊、陈景韩、周氏兄弟、徐卓呆、杨心一、吴祷、徐念慈等人都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外国小说译介者。由他们翻译的小说，几乎囊括了清末民初大部分重要译著，其中科学小说、虚无党小说、政治小说几乎都是他们翻译的。第一批留欧学生陈季同游学欧洲以后意识到，“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
。这种观念对曾朴影响很大：
他（陈季同）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弗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
严复归国后曾创办《国闻报》，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为发轫，翻译了大量西方思想界的名著，而且也将西方的文学观念带进了中国。即便是林译小说，也普遍与游学欧美的人有关，比如晚清第三批留欧学生中的王寿昌归国后，把小仲马的《茶花女》介绍给了林纾，“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
清政府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派往欧美的留学生，主要学习的是西方科学技术，也办有少量宣传政论、介绍西方文明的期刊，但人数上比后来留日学生少得多，后者学文科者居多、思想更活跃，对小说的重视与鼓吹显得更为急激与强烈，成为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前奏。杨度《游学译编叙》以是否能促进国民进步为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我国民之不进化，文字障其亦一大原因也。夫小说文字之所以优者，为其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之精神故耳”
，对小说地位的抬高有超越传统诗文而上之的趋势；许定一《小说丛话》也曾言：“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
，提倡小说“必须以普及之法”“去人人轻视小说之心”;1903年由浙江留学生创办的刊物《浙江潮》，其《发刊词》中甚至称“小说者，国民之影而亦其母也”；王国维也是于1902年初在罗振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除众所周知的鲁迅以外，大批留学日本的学生加入小说的革新运动中去，梁启超曾描述这种盛况：“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所以，“中国的现代小说观主要是在晚清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学生——中萌生并初步成型的，这说明它是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直接产物……留学生对域外小说观的接受并非原汁原味，而明显表现出了选择上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过分强调小说的政治功利性……整体上仍未脱出传统小说观的羁绊”
。
三是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而来。传统中国士绅阶层与地方的乡土社会、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像梁启超、严复这样现代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因考场失利、科举罢废、政治立场等原因，从传统士绅阶层分化出来，被迫脱离乡土社会与中央政权，寄居于有商业化背景的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他们赖以活动或生活的方式，除了学校教书、自由结社之外，就是从事报纸杂志，因脱胎于旧身份的关系，对新旧文化认同感也就难免带有强烈的游移性、暧昧性与矛盾性。虽然从晚清政治层面来看，他们是为数不多的政治边缘人物，但在文化上却借助传播媒介，发挥重大的影响。例如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译介者严复与林纾，都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林纾30岁成为举人，直到45岁仍是科举仕途的失意者；严复虽早早选择了刚刚开始招生的福州船政学堂，但留学归来后仍于33岁至40岁间多次参加科举，希望走入“正途”。像林纾、严复这样的早期翻译者，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方面他们多数都是清末教育体制转变后的读书人，古文修养、兼济天下的胸怀，都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时代的转变使得他们人生出路的选择环境大不相同。另一方面，因“当年误习旁行书”，他们也开始逐渐不同程度地接受西方文明，尤其是其对传统文化中的批判性因素。在《闽中新乐府》（1897）中记录了中年林纾与福州船政朋友的交往，借此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而严复更是从福州船政学堂走出国门，他们都是从政治的失望或失意中走向文化事业的追求，从渴望经世走向退而译述。最后，市场因素也多少推动他们观念转型。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以及期刊、出版市场的介入，也多少改变了知识分子创作和翻译的价值取向，尽管在初始阶段很多知识分子并不能坦然面对市场，例如林纾早年翻译《茶花女遗事》，还属于传统文人生活的范式，“失意者的自我排遣，友人交往兴之所至”。但是个人的写作必然超越个人游戏与消遣的范畴，与某些期刊、出版社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商业运作的翻译和创作，成为新的施展文才、实现抱负的舞台。一旦文学与市场化、商业化相连，随着文学市场化的进一步扩大，读者的范围也就从传统的士大夫等传统读书阶层向普通民众阶层扩散，呈现出文化下移的现象，不同时期翻译者和读者之间“在救世与谋生之间，也在服务教化与表现自我之间，并存着各种层次的不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