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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文学作品被零星地翻译过来。1872年创办不久的《申报》于同治壬申四月十五日至四月十八日（5月21日至5月24日）发表了不知何人翻译的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部分，译名为《谈瀛小录》。同治壬申四月二十二日（1872年5月28日）美国小说家欧文的《瑞普 凡·温克尔》被翻译发表于上海英商创办的《申报》,1873年起蠡勺居士在上海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上连载他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但总体上波澜不惊，没有引起反响，只有蠡勺居士的一些散论值得后人注意，如他曾经在《昕夕闲谈·小叙》中赞《昕夕闲谈》道：“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像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犀者也。因逐节翻译之……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诸君子之阅是书者，尚勿等诸寻常平话、无益之小说也可。”将其翻译过来，至少具有“广中土之见闻”“记欧洲之风俗”的作用
，又在《新译英国小说》中言：
据西人云，伊之小说，大足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今阅之而可知其言之确否。然英国小说，则为华人目所未见、耳所未闻者也。本馆不惜翻译之劳，力任剞劂之役。拾遗补缺，匡我不逮，则本馆幸甚。如或以为不足观而竟至失望，则本馆之咎也。惟此小说系西国慧业文人手笔，命意运笔，各有深心。此番所译，仅取其词语显明，片段清楚，以为雅俗共赏而已，以使阅之者不费心目而已。幸诸君子少垂鉴焉。
因而，读之“庶不失此书之纲领而可得此书之意味”。亦即借助外来观念改良社会，匡正时弊之先声。这一时期国内翻译界倾心关注的仍是西方的声光化电、天文地理与历史算学之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战败，三十余年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使得中国改良派的知识阶层认识到引进西方的技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有了新的觉醒：“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
，必须输入新学，变革社会制度。谭嗣同在致恩师《上欧阳中鹄书》中云：“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被发左衽，更无待论”。梁启超更是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把以救亡图存和发动政治变革为主旨的维新变法运动推向历史舞台，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维新派意识到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学说必须提到历史日程上来。“公车上书”预示着中国要逐渐形成一种有独立意识的社会群体，原属于不同派别、阶层的知识分子逐渐蜕变成具有独立新意识的社会政治力量。新式学堂的出现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激增，促使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迅速扩大。过去为学习西方“器物”，购买和建造自己的“坚船利炮”，对西方文化的译介多集中在科技、经济以至国际法等方面，而甲午战争以后欧美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成了一个显性现象。1949年前后阿英先生编著《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录了光绪初年至辛亥革命（1875—1911）时期的翻译小说608种，他在《晚清小说史》的“翻译小说”一章中指出：“晚清的小说……‘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于1997年出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翻译小说4974件（含短篇小说、寓言、戏剧及同书异译与同一译本的再版、重印等），根据统计来看，1902年至1908年间，创作约有674种，翻译则有780种，特别是1907年，创作约104种，翻译198种
。阿英先生所言翻译多于创作还是可信的。这么庞大的欧美文学翻译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
晚清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开始的，故而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成为接受外来文化的窗口。其中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甚至内地沿江的湖南、四川为新兴人物的出现提供文化氛围。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以及江浙沿海一带航运发达，也利于西方思想的扩散和接受，为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江浙、广东兴办了一些新式教育、教会学校
、私立学校、学堂等等，也为培养大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打下基础。此外，在这些地区，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出版机构的出现，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渗透，加速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进程。欧美文学的译介与清末民初的商品经济与文化市场的兴起，政治舆论话语的营造与“舍旧谋新”趣味追求，新兴知识分子和市民读者群的涌现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