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伦理人格而言，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轻薄无行，沉溺声色”，或是“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的年轻人，或是“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的绿林豪杰，“憔悴”“萎病”“惨死”“堕落”国民性都与小说的内容有关，“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传统小说却被视为“雕虫小技”“游戏笔端，资助谈柄”，在内容上是“诲盗诲淫，以致国家落伍腐败”“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的文字游戏，“莫之或补，劝善惩恶，哀穷悼屈”
，因传统小说宣扬“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更是成为“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进化论观念的译介，极大地震动了甲午战争以后知识分子对自然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想象，刺激国人主动选择“优化”自己的道路。严复进化论思想的核心特征是，他强调培养新国家所需要的民智、民德、民力合一的人格，“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以建设一种强有力的开明的现代文化。当传统礼的世界转向弱肉强食的力的世界的时候，晚清文学译介的政治小说主人公是可以纵横捭阖革命之前景的志士，侦探小说主人公是智勇双全的侦探，冒险小说的主人公是（或至少被译介为）开拓疆土的英雄豪杰，言情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有胆识的奇女子，他们成为崇尚进化论的“力”的时代的主要人格想象，而不是传统文学中温柔敦厚的君子，“仁”这种品德过于柔顺了。
所以，当中土小说不能满足需求时，最好的办法是翻译域外小说。严复与夏曾佑所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意思就是“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康有为也是主张“泰西尤隆小说学哉”，“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当梁启超等人批评中土小说、习惯于对中西小说甚至是中西文化背景做比较时，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实际上都暗寓着评论者对西方小说的理解水平和价值评判标准”。正是当时的理解水平和价值评判标准，使得清末民初域外以通俗的言情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为主的小说类型，被强行纳入主流启蒙救国的话语体系中。
从政治小说的译介来看，中土的确缺乏这种以“著者欲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的小说类型，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就是借助艺术的想象，来对中国的政治展开思想的议论，达到政治小说宣传政治理念之目的。“政治小说”改变了中土文学“虽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的局面，也使得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此后文学启蒙的一种重要表征。从言情小说的译介来看，显然改变了过去“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的局面，或是“拾取当时时局，纬以美人壮士”，或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多是通过感情危机和情场纠葛展现“爱情神圣”“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权利。从侦探小说来看，中国古代清官断案小说以清官的智慧和胆略为主要表现内容，而侦探小说的译介则代表西方的科学推理手段，以及证据理念、诉讼制度和法律体系。至于冒险小说和科学小说，均为中土小说不曾有过的类型，林纾在翻译的多部冒险小说序言中指出国人过于奴性与懦弱，翻译此类“壮侠之传”“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振吾国民尚武精神”
，鲁迅对科学小说的译介，则是为了“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以上种种，不仅符合“改良群治”之目的，也为各种类型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在现代小说中，伴随个体意识觉醒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本来就是重要的内容。现在学界总是有一种声音认为，改良派或者革命派主张小说要为“新民”“觉民”“开化民智”服务，将小说当作宣传工具是重回传统的文以载道之路，损害了文学的价值，甚至举出某些时人的观点，如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所认为的：“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激者也。……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文，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或王国维在评述《红楼梦》时所认为的“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某种程度上讲，将小说视为绝对的扭转乾坤的力量必然是夸大其词的说法，但是过度强调小说自身的“娱乐性”“文学性”等审美价值或个人情趣，未免是割裂了自古以来文学与社会的天然联系而已。谈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的自由意识、个体人生的痛苦不放置于历史与现实语境中的态度，显然是违背社会现实的态度。
从艺术风格看，启蒙宣传更需要现实主义的倾向，以及对社会的现实境遇深刻的认识和洞察。一般而言，域外小说的译介，多立足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以小说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时代的确有利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吸引大批有才华的文人来从事创作与译介，但就小说自身而言，不能仅仅依靠“政界之大势”，拯世济民、重整乾坤的夸大之词来谋得发展。事实上当译介者和启蒙的宣传者力图利用域外文学来解释当时中国所处环境的政治混乱状况时，他们会特别强调译介的“现实主义”，例如，林纾赞赏狄更斯小说“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
；张春帆称《苦社会》“几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文学的主人公由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专为关注小人物的安危，昭示了“平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的觉醒
。陈独秀曾批评传统文学的缺点，“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其实有明确的所指，就是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以及推动社会进步之思想，“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俱非其构思所及”。对于启蒙而言，的确需要的是一种“实利的而非虚饰的”“科学的而非空想的”文学，“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写实主义”不但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而且还能引导中国走向“科学”“民主”的富强之路，“药中国现代创作界的毛病”。
当然，我们强调古代的文化资源不适应历史文化需求的时候，也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首先，必须有不断地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外来的文化资源。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后，中土文化受到西方的现代文化的激烈撞击，开始了现代化的蜕变。中国文学也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许多观念性的变革在1898年前后发生，这一时期文类的代变，文学的主题意识和类型，艺术风格与伦理人格等问题，西方文学的引进与语言变革问题，表面上看与文学的政治改良、变革的工具化意识有关，实际上更是服膺于以国民的价值信仰、情感态度、观念意识和风俗习惯为要素的国民文化心理结构改造，毕竟中国的前途不仅取决于科技物质的发展，更取决于国民的认识、思维和行为的自我转化。正因为持续不断地“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才有孙中山埋头于“心理建设”，鲁迅要改造“国民性”，陈独秀提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再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资源的时候，也应注意革新传统文化资源，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做出努力。以五四新文学为例，五四新文学创作与古代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古代文学传统的改造、发扬，就没有新文学创作，与历朝历代的文学变革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继承古代文学传统，而且也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双重路径上进行了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能传达现代启蒙观念、自由表达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学，正是能够强调互补关系，强调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补，也强调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融合，才能够诞生像鲁迅、茅盾等一大批学贯中西，身兼作家、翻译家、批评家于一身的大师人物。
中国在清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介入欧洲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当代西方学者施威雪（EarlSwisher）曾分析道：“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一种故步自封的思维定式，他们过于受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以至于不太可能为了维持其领导地位而真的改变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观念。就中国知识分子坚定地维持孔学正统来看，19世纪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在培根引发知识革命之前，此前的欧洲知识分子浸沉于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诸多的德性品格，而且常常是十分聪慧、心态健全的人，可是他们缺乏变通，老是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思考与行事。”
也就是说，思想上的惰性使得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失利之后仍死抱着自高自大的心态不放，这就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公平，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欧美为中心的霸权话语，其实随着外来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入侵，以及前所未有的剧烈社会动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领域人士，为中国社会走出困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