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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印刷技术为文化知识的产生与普及贡献了巨大的推动力量，梁启超等士大夫阶层或是通过兴办报纸、期刊，或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形式来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讲，报纸杂志与书籍的出版面向市场，也需要市场（市民读者群），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具有明显的流通性、交换性特征，不仅有利于强化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也有利于催生能够依靠市场经济来生存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强化了文学的主导者（作者、宣传者、翻译者等）与受众之间影响被影响、接受被接受的双向互动关系。很大程度上讲，时局的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契机因素，促进了进步知识分子试图以“文的觉醒”来促进“人的觉醒”。所谓“文的觉醒”，意味着传统文学在现代性启蒙宣传、市场经济的双重需求下，对文学自身的价值与功能，文类的秩序，题材与表现形式都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正因为传统文学所反映的伦理文化传统不能满足现代性启蒙的根本需求，也决定了传统文学对自身的价值与功能的定位上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既要强调文学外在特性——借助现代媒介宣传政治与启蒙的功能，也要看到文学应有、固有的人性的和审美的魅力，两个方面都决定了近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和体系的更替规律。我们当然承认传统文学有着巨大的感染力量，但是清末民初存在着救国图存、启蒙大众觉悟的特殊历史需求，故此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认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了不起的力量，可以起到“改良群治”“新民”的作用，这绝不只是孔子“兴、观、群、怨”之说的翻版，或一时情感的渲染，而是试图加强文学与革命的互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要让文学成为撼动死水微澜局面的力量。从文学自身审美性质上讲，古代传统文学奉先秦的文言为典范，虽然建立了严格而又悠久的文学传统，但是对于充分地、自由地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限制颇多，所以谭嗣同和夏曾佑提倡“诗界革命”、黄遵宪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裘廷梁等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推行“新文体”，呼吁“小说界革命”，周氏兄弟弃用先秦古文翻译《域外小说集》而用白话翻译和创作，新文化运动干将更为切实地以白话代替文言来进行翻译与创作，这些都是通过一种更为自觉的语言与文学意识来改变国民的“人性”，也促使文学接近文学的审美本原。鲁迅早在1907年《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强调过文学“不用之用”的特点，他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之声”出发，指出文学之“职与用”，“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在审美愉悦中触发人的“理想”，护持人的“精魂”，而无关乎“实利”和“究理”，此前王国维也有类似的观点。
在文类的秩序上，受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文类秩序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做出调整。第一，受儒家“道统”思想影响，中国的文学以崇实的诗文为上，小说与戏剧为末流，所以像历史、杂文、碑铭、书信等具有较强应用色彩的文章具有重要地位，而小说和戏剧等虚构文类一直受到正统的鄙视。班固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实际上欧洲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对文类秩序也有不同的理解，古希腊罗马以表现神和英雄人物的史诗和悲剧为上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受时局因素和外国文学译介等影响，清末民初的文学概念也进一步明确，使得小说和戏剧等虚构叙事观念与历史、论述、应用文等文字表述相分离，但是这种分离一开始并不是在西方文学学科体系影响下的自觉意识，而是清末民初以来进步知识分子看重小说与戏剧的独特感染力，将其审美的功用与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宣传紧密联系起来的，所以这种分离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二，与西方现代性兴起的情形类似，从文类角度来说，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文学小说化”趋势，因为小说特别适合表现人生的历程、人的内在自我成长过程，其开放性表现为“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
。黑格尔将小说称为“近代市民阶级的精神史诗”，其实就是强调在世俗化的时代，小说适合表现普通人生活。卢卡奇则认为，现代性的最大问题是“总体文化”的失落，小说主人公的追求是对已经失去的史诗意义的追求：“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英雄的心理状态是魔力；小说的客观性是男性成熟的洞见，即意义绝不会完全充满现实，但是，这种现实没有意义就将瓦解成无本质的虚无：所有这一切说明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这些论述都指出了现代小说这种文体产生的基本前提是，传统的总体性伦理——在西方是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是儒家传统——瓦解失效后，需要通过强化人自身的情感或勇气去探索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小说的具体类型上，清末民初富有时代色彩的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教育小说的流行，福尔摩斯、茶花女和鲁滨逊三个人物受到的热烈关注，都说明小说作为现代的寓言，是以足够长的复杂篇幅、诗性的思考来解决现代性的困境问题。杜书瀛先生在《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序论”之中说过：
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它们逐渐变成了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但都是“现代”的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
。
第三，梁启超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实际上是假以西方文学的社会声望为蓝本。这些观念往往有明显夸大其词之性质，如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声称“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仁人志士……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不过，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无论是法国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还是英国的写实小说的确都深入地关心和探讨了社会现实的复杂现象，表现新兴阶层的思想情感与渴望。清末民初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西方重视民众启蒙与舆论宣传之关系，尤其是革命思想与文学影响之关系认识基本是正确的，梁启超曾言“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以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而法国大革命产生于对中世纪神权专制政体之反动力，这种反动力又唤起于新学、新艺之勃兴”。中外启蒙宣传者对小说如此重视，主要看中的就是小说叙事“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感人之深，莫此为甚”的特征，以及承载更多思想宣传内容之体量。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今使执途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必佥对曰：‘知之。’”所以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处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康有为明确意识到小说“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他曾经与上海的书商交流：“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所以他认为：“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1898年，康有为刊行《日本书目志》，其中“小说门”的“识语”重复指出，“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侠民在《<新新小说>叙例》中也认为：“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近世学界论文綦详，比年以来，亦稍知所趋重矣。故欲新社会，必先新小说；欲社会之日新，必小说之日新。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变革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不其然欤？”
也就是说，推动小说从传统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是启蒙宣传者觉得小说有利于开民智、启新德、宣革命，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制造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言论，就是为了确立小说的地位和功用，而西方小说真是“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吗？用陈平原先生的话说，“不过没必要过分认真看待这种‘理解的偏差’，倘若不是采用如此夸张的语调，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跃而为救国济民的利器，焉知梁启超们不是为了提倡小说而故意制造一个西方国家以小说立国的‘神话’？”
诗文代变实际上古已有之，只不过清末民初中国文学文体结构的调整，是在域外文学的冲击和启蒙宣传的目的之下进行的，1898年之后不仅涉及小说的调整，还牵涉到诗歌、散文和戏剧。此外，受梁启超小说是“改良群治的利器”的影响，小说由传统的神魔仙狐、人情世故、英雄好汉转向了现实的谴责和批判，带动了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等小说类型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