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的变革是建立在民族危机感日益强烈的基础之上的，自1840年以来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列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由于世界上各落后的民族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文学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当时西方列强带给中国的除了炮舰的威胁之外，很少有什么真正先进的东西。1792年来到中国后返回的马戛尔尼在他的《纪实》里写道：“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他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与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主地位。”
所以说，驱使殖民者到中国来的动机，首先是追求经济的利益与政治的特权，而不是善意和友好的思想文化交流。1858年，马克思还预言了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晚清帝国的命运，“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既洞察到了野蛮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罪恶，也预见到晚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倾覆之下，无力摆脱自身困境的古老文化的悲剧。
而此时的中国则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况之下，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舰，加之内部的各种矛盾逐渐激化，一个朦胧的问号摆在了当时的国人面前：泱泱大帝国为什么会衰败至此？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复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深感文化的振兴才能带来民族的振兴。我们的文化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发展，不仅我们以往所尊奉的家国观念、社会理想、道德法规等无法适应新的现实的发展要求，从文学自身而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