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以往的清末民初外国文学译介研究，无论是宏观的历史研究，还是微观的具体翻译家、小说类型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逐步从单纯翻译规范、文献整理过渡到文学史、文化史视野的研究。这些研究多少都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观点的影响。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入晚清的历程描述基础上，近期学者已从翻译规范、意识形态、传播接受等不同的理论视角，以文学史家的目光重新审视代表性翻译家的译述主张、译述策略、译述经验和启示；或者从史料的角度，对不同阶段的译介状况作描述，做了重要的归纳、发现了一些独特的现象，并从中引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可以说，对欧美文学进入近代中国的来龙去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和辨析，同时也对其进入中国文坛的规律，进行了有价值的总结。换言之，这些对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实践理路，已经描绘得相当详细了。在他人所做的具体工作的基础上，将实践层面的成果提升到理论层面，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百年前中国的欧美文学翻译界对中国近代进程的历史贡献，改变对中国文化语境下“欧美文学”的认识方式，进行总体性的文化影响与文学基础理论创新，是本课题要进行的主要工作。

我们认为，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肇始于清末民初。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社会处在伟大变革的前夕，是“提出问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大约是从1840年到1919年前后。我们知道，清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清帝国的大门，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英法联军以及后加入的俄国逼迫清政府先后屈辱地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及中俄《瑷珲条约》等和约，中国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使得中国人固有的“世界中心之国”或“中央之国”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什么中国会衰败如此？中国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可以说，这是经过几十年时间所累积形成的一个民族之问。在这段时间内，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做出了各种努力，复古派、洋务派等纷纷提出了各种主张。这些主张的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个历史之问。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欧美文学作品和政治、哲学、社会学等著作一样，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并且为中国的历史之问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有鉴于此，本课题正是围绕着“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才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历史之问的形成，进行了问题式设计和回答。本卷一共包含着十四个问题。

第一组问题，是要阐明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革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注意当时话语体系的生成及文学价值体系的倡导，以及文学译介的驱动因素。具体问题包括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不能解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为什么清末民初会出现欧美文学译介的热潮，为什么小说观念的变革与新小说翻译、仿写成为清末民初的显性现象，为什么欧美通俗小说率先进入清末民初的文坛。我们认为，晚清社会“摄取外国文学”的最初动机并非为了文学自身的革新，而是具有先进意识的士大夫阶层发起政治宣传的结果。他们所译介的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立意于下层社会民众的启蒙问题、情感问题、益智问题和人权问题的主题，是对中国社会诸种不足的“想象”弥补，以及满足改良群治、建构本土社会启蒙救国的话语体系的需求，是一种典型的“以西化中”过程。

第二组问题，具体讨论晚清翻译文学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和林纾，并在此基础上解析晚清文学译介中两个最重要概念：“启蒙”与“新民伦理”。梁启超不仅详细论证和规划了当时译介的方向，更是较早地系统译介西方启蒙思想的学者，其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建立在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上，许小说以“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在晚清知识界为新小说翻译和创作的迅速发展作了理论准备。林译小说在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框架下，通过对原著的主动增删改写与修辞重构，使其符合新旧文化交替时期作者自身的伦理认知水平，目的是不过于忤逆本地化的意识形态，又能够传达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使得传统汉语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内涵得以成功结合。通过考察晚清文学译介中“启蒙”的义理思路可以发现，救亡图存的历史需求注定“启蒙”在西方可以是历时数百年的思想演进现象，而在晚清，只能变成一场由弃绝传统仕途的知识分子根据自身对欧美模糊的经验和理解发起的“运动”。将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译介纳入开启民智的维新命题，实际上是在感性领域配合改造国民性这一时代基调。然而，晚清文学译介并没有清晰的哲学义理层面的思辨和反思，更是过于以改造社会为先声，这必然会导致晚清文学思想资源的引入难以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译介者挟裹舆论与印刷的空间以建构现代公共领域，其中形成了晚清独特的充分利用外国文学与文化译介以塑造新民伦理风貌的现象。受特定历史语境的影响，时人对外国文学和文化的“误读”形成复杂的伦理转换空间，尤其是对进化论“力”的秩序的错位性接受，在逻辑上与儒家“礼”的德性伦理之间构成疏离甚至激烈对抗，并产生了以强者为导向的译介观念以及国民人格想象。另一方面，又因在情感上与传统伦理难以割舍的联系，在这一时期又必然形成传统人格与新民伦理并置与交错的“伦理结”。在促进思想界试图运用现代理性对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进行反思的同时，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在民国初期也产生了特定的政治后果。

第三组问题，涉及如何分析和评价晚清文学译介的业绩与市场机制问题。主要涉及语言变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考察为什么删改节略、改译转译、译作杂糅风气能在晚清达成默契；清末民初的译介和引进出现了哪些问题与不足以及原因是什么。晚清文学译述既要综合权衡本土的道德规范、叙事策略、阅读习惯，把外国文学纳入汉语文学的表现体系与阅读传统中，又要满足“教化”和“群治”新民的思想性需求，通过半译半述或序跋借题发挥阐述政治主张，所以其必然着重于文化干预、思想启蒙方面，而不是文学性和技术规范方面，或文学的普遍价值方面。从宏观上看，广告、异国情调、聪明的包装成为外国小说翻译商业化的常用伎俩，如果将翻译研究的焦点从产品（即译作）拓展到产品、人（即生产者和消费者）、机构和翻译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交换关系，主张翻译是一种进口、操纵和转换文化货品和款式的实践，那么可以把晚清文学翻译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生产领域。翻译文化资本的运作，大体上包含翻译动机（赞助人或译者的动机）、具体实施（文本选择与翻译策略）和结果（译本所获得的利润）等阶段，也包括读者需求、赞助人、原语和译语的文化与语言的声望等语境干涉。

第四组问题，考察1909—1919年间翻译的转型，重点涉及周氏兄弟与《新青年》杂志翻译的业绩，回顾清末民初文学译介所聚焦的几个重大问题，以及整体总结清末民初文学与启蒙、革命之间的互动与得失。晚清外国文学在中国化进程中，拓宽了国人对文学本质尤其是小说本质的认识，却又具有明显的新旧交替时期的特征。一方面其通过“不能非不为也”或“不为非不能也”翻译与阐释的“创造性的误解”，满足“群治”教化与文化干预的目的，带来了近代思想资源的普及，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热情的消退，文学翻译必然要回归自身，从政治化模式向艺术化模式的过渡。鲁迅与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悄然宣告了严肃而忠实的外国文学的硬译方式，该翻译的重要性还在于将翻译作为一种体现“他国被压迫人民的不公和苦难的方式”，开始关注西方殖民主义和经济不平等之下全人类的苦痛，其现实主义的改良社会责任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转向。翻译由归化向异化的转变，实际上不仅意味着新旧文化资源在参与文化资本转换竞争时，传统文化资源交换价值的没落，也意味着晚清人与未来“五四人”文化本位的转换。而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看，从器物（科学技术）到制度（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再到国民性改造的文化心理层面的认知历程，反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中的政治混乱有所了解，也使得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精神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国家政治改革方面的缓慢，引发知识分子在媒体公共领域空间对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进行批判。清末民初二十多年的译介特点在于，它反映了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强烈感受，这种急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热忱，使得文学革命俨然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革命、民主政体之政治革命，有了共同的理想与目的。外国文学的译介以及中国文学的创作，不是来自精神上或审美上的考虑，而是来自对中国政治、文化状况的思考。这种改造社会的热忱必然变为爱国的载道思想，认为文学在这方面是比科学和政治更有效的武器，对文学审美特质，或者是人类的普遍问题并不是很重视。

限于篇幅，本书着重考察清末民初欧美文学译介之中国化进程，需要就研究范围做出几点说明。第一，在时间范围上，对于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无论是使用“近代”，还是使用“晚清”“清末”，都是为了界定一个思想讨论的核心范围，而不仅仅限于时间上的跨度。本卷讨论的背景是1840年到1919年，主要基于晚清翻译小说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肇始、发生、转变的进程，为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准备。西方文学的翻译，并不以1840年鸦片战争西学输入为契机，而是以1895年甲午战争引发的“公车上书”为肇始，此后作为文学运动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接连被提倡，以及作为这一运动实绩的“新小说”翻译和创作得以繁荣，标志着晚清最后十余年是近代纷繁杂陈、继往开来、衔接古今的重要年段。若要探讨中国具有近代性特征的小说与古代传统小说的联系与区别、外国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的演变机制，都很难绕开这一阶段。

第二，在作品翻译的具体情况分析中（译文学），重点考察译介动机、策略和效果（译介学）。自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开始，晚清外来文学译介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正是随缘附势、因时应世而变的适例。在这一改革思想大潮中，“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继之以“小说界革命”，“从晚清文学革命及其掌舵者的思想脉络的内在连续与断裂来看，充满了戏剧性反讽，其中冲突的激烈程度，恰恰是外在冲突的影像的投射。……所谓藉小说而达到‘群治’，出色表现了梁氏的政治及艺术想象，由此传达出噩梦似的预言：当小说戴上文学冠冕时，文本外的政治现实里，却活跃着酝酿暴力的群众运动，正移向历史舞台的中心” 。恰恰是充满政治想象与历史多方面局限的原因，使得当时外国文学的译介充满了“豪杰译”等“不忠实”的现象，这与当时译者的选择、译者的能力、当时接受文化语境等等密切相关，“在较新的理论里，翻译被认为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透过翻译所引入的新思想，既能够破坏以致颠覆接受文化中现行的权力架构及意识形态，又能协助在接受文化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及架构，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重大的冲击” 。

第三，在研究层面上，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具有及时反映社会文化的功能，文学叙述和形象塑造既要以具体的生活形态再现出来，也能够在这种再现过程中揭示出各种社会文化矛盾的内在规律。晚清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通过各种表征符号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中，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产生着或隐或显的深刻影响。晚清的文学翻译和阐释行为方式强烈渗透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反作用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因此，研究外国文学在现代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建立中的作用，也有利于拓展外国文学传统研究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