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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晚清政局动荡、历史纷扰的时代背景下，小说观念的变革与新小说翻译与仿写成为当时的显性现象。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四种类型：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
进一步延伸王德威的观点到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政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实际上是以幻想的形式捕捉到当时所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对中国的现代性何去何从提出了最精彩甚至是最惊心动魄的观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各种形式来寻求国家的寓言、历史的预言，幻想国家与历史的过去与未来。过去中国人的乌托邦图景植根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继而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与创作，想象和描绘了未来国家景象，实现了对古典乌托邦的超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学现代性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兴起、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等价值观的不满，而对于受到西方国家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启蒙知识分子还无法分辨这些由翻译小说挟裹而来的现代性观念的批判性本质，但是已经能够以自己的智识来努力拣选和论述中国的现代文明发展方向，推动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人伦教化向民主革命启蒙转型。
晚清政治小说艺术成就最为一般，但也是最为符合启蒙宣传者建立理想社会的需求，带有鲜明的唯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色彩。政治小说的翻译与创作以1891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发表于《万国公报》的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回头看纪略》为开端，1895年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出的《求著时新小说启》为接续，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为标志，加上陈天华《狮子吼》、陆士谔的《新中国》、蔡元培的《新年梦》等作品，以“寓言”和“演说”的修辞方式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托寄着攸关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辩难。虽然政治小说内容的功用性超过形式的艺术性，但是它本身属于进步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何况这种在小说内部建立的一套政治话语的形式，在随后的虚无党小说以及五四新文学中得以延续，并渗透进其他各类小说翻译与创作意识中。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用科学和理性来开启民智，用哲理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来进行宗教和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弘扬，主要的立足点是对于理性和主体性的坚定信念，而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对社会政治主题的考察也从“文以载道”的对政治统治的维护迁移至对政治制度的讨论，虽然都属于政治教化、经世致用的性质，但是却有了确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循环论的进化论历史发展意识，对现存封建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对于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多有揭露，提出过“家庭立宪”“家庭革命”的口号，后来的虚无党小说甚至提出“三纲革命”和“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四无主义”，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这些以政治改革为目的的小说，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相信未来的信念、态度，唤起人们对新的政治制度的向往和渴望。
就科幻小说而言，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以小说来唤起民众对“科学”与“未来”的兴趣也成为一种潮流，梁启超、鲁迅、包天笑等重要知识分子都曾译介过各种科幻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和《新纪元》，陆士谔《新中国》都是从科学角度对未来世界进行乌托邦式或科学性的预测。在《新中国未来记》里，“到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将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到那时，世界列强皆派出头等钦差“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孔子后人孔觉民老先生为两万名听众讲演过去六十年的中国史，显然意味着这是一部从“未来”追忆的“革命往事”。而吴趼人《新石头记》则写道，话说贾宝玉修炼多年后重返人间，不料竟然来到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兵燹和黑暗之后，偶然闯入了一处“文明境界”，也是一个“科技乌托邦”。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乘“飞车”翱翔天际，坐潜艇畅游海底，见证了一个科技昌明、道德完备的乌托邦世界。这些科幻作品都以最神妙的方法引导我们进入对未来乌托邦的想象，然而又兼具政治小说与理想小说的特征——吴趼人自己都说《新石头记》“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如今这些科幻小说用文学诠释政治，处处投射着新的公理世界观、世界历史中的民族竞争图景与进步观，虽然在艺术上几无值得称道之处，但是激发并体现了晚清小说家对新文明的想象，“要改变现实，势必要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
清末民初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派别即社会言情小说。晚清政治小说主要是以小说为改革社会的药石，更倾向于群体、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故此小说中议论多、道理强，小说几乎成了表达政治宣传的手段。而言情小说则书写自己的感情，靠真实、深邃的内心世界感动读者，“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说的就是这个意义。从艺术的本身来看，政治小说的政治理念大大压倒了人物形象和描写细节，因为缺乏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而注定短命，反倒是注意个体的觉醒，个人生存环境、生存境遇的言情小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巴赫金曾说历史上出现“文学小说化”，是因为小说特别适合表现人生的历程、人的内在自我成长过程，其开放性表现为“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其实就是强调在世俗化的时代，小说适合表现普通人生活，而言情小说显然能够符合这一现代性的特征。对于清末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自由、独立的“个人”不是终极关怀的对象，而是以“合群”为中心；言情小说虽多通过情感纠葛和危机展现“爱情神圣”“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权利——当然并非是指低俗艳情小说，但作为小说译者和著者往往鲜有关注“写情”，忽视了其感性爱欲解放的价值，甚至像“鸳鸯蝴蝶派”都是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对象而存在的。言情小说对自由与秩序潜在表达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性质，事实上触及西方启蒙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不为拿破仑，便为贾宝玉”（何海鸣语），“唯理”和“唯情”本是现代性的两极，“‘唯情’催发的是一种将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浪漫主义的伦理观”
。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现代性的最大问题是“总体文化”的失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问题小说对觉醒后个体的重视，恰恰部分是来自于晚清言情小说中个体意识的探索。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数量庞大，然而能够传世的不多，也没有什么堪称典范的经典作品。但是，作为一个转型时代文学的共同兴趣与价值，迎合了道统崩溃时代民众普遍渴求的一种心理状态，亦即在小说的翻译、仿写与创作中去想象民族现代性的可能，使得晚清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旨趣之外，寻找到一个更为崇高的定位：小说成为表现人类理想的形式，成为整个社会精神的先锋与指南。这些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所铺陈的奇幻空间和政治想象毕竟过于天马行空，要逐渐为五四的现实主义以及写实主义新文学主流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