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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杰作，但总的来说成就与创作实践远不及诗文，再加上启蒙思想的宣传者对传统小说心存偏见，往往简单地视之为“诲淫诲盗”打入另册。当传统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晚清的翻译文学恰恰好顺势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满足“以西化中”的目的。具体动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型丰富的欧美小说翻译，极大地拓展了清末民初的小说阅读与仿写的空间。中国传统小说类型主要是描写帝王将相的历史小说、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英雄豪杰的英雄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等，而欧美自18世纪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发展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艺术类型趋于复杂成熟。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洛阳纸贵，加上康、梁一呼百应，使欧美小说的译介突然备受重视，使得欧美翻译小说能够成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前奏，成为我国近现代小说借鉴与创作的原动力。林纾曾经言及以译介作为“新民”工具的心路历程：“吾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
“译书”应当是指“翻译小说”，因为他自己所译的正是小说，也恰恰是林纾等人的译介深入人心，20世纪初期至1907年，欧美小说（往往从日译本转译）翻译的数量远远超过国人创作小说的数量；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十年左右的酝酿，至1908年，中国仿写与创作小说的数量才逐渐超越翻译小说，所创作小说的类型也远远超过传统小说。
晚清几种重要的翻译小说类型，都是传统小说中所没有的：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启示下，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新中国未来记》，随后出现了陈天华的《狮子吼》、怀仁的《卢俊魂》、春帆的《未来世界》等；就言情小说而言，林纾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迅速为中国读者和新小说家所接受和模仿，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出钟心青的《新茶花》、何诹的《碎琴楼》、林纾的《柳亭亭》、苏曼殊的《碎簪记》和徐枕亚的《玉梨魂》”
，更不要说言情小说还分为惨情小说、苦情小说、哀情小说、妒情小说、孽情小说、艳情小说、烈情小说、怨情小说、幻情小说、侠情小说、奇情小说、痴情小说等繁多的类型；在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影响下，自挽澜在《江苏白话报》1905年第1期上发表《身外身》后出现了大量侦探小说作品，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李涵秋《雌蝶案》，吕侠发表的第一部女性侦探作品《中国女侦探》，傲骨的《中国侦探砒石案》《中国侦探鸦片案》等不同于传统公案小说的侦探作品；受外国教育小说影响，包天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教育杂志》上连续刊载了《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孤雏感遇记》《二青年》《童子侦察队》《双雏泪》等一系列标署“教育小说”的作品后，发表了一系列长、短篇教育小说：《三千里寻亲记》（1903）、《儿童修身之感情》（1905）、《儿童历》（1913）等。实际上除教育专刊之外，很多“以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为宗旨”的报纸杂志都刊登过教育小说。尽管清末民初欧美小说的翻译屡遭五四知识分子的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的翻译为这一时期小说市场的繁荣、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诱导与培养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第二，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以及叙事结构多样的欧美小说的翻译，促进了读者的兴趣，也引发了中国小说写作手法上的创新。中国传统小说往往特有的程式和习惯，比如章回体、回目诗，起句“话说”、末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鲜有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结构方式明白晓畅，一般都是采用说书人的口吻来全知叙事，“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
。只有一些笔记小说、传奇小说中存在少量的第三人称内视角、第一人称内视角和第一人称外视角。清末民初小说的创作者和评论者还意识到中西小说明显不同的特点，“我国小说，起笔多平铺，结笔多圆满……西国小说，起笔多突兀，结笔多洒脱”
。西方小说的开头“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
市场影响最大的侦探小说，很大程度与自由转换叙事视角的新奇有关，觚庵指出福尔摩斯探案的叙事技巧在于有限视角与谋篇布局的巧妙结合，“因华生本局外人，一切福之秘密，可不早宣示，绝非勉强。而华生既茫然不知，忽然罪人斯得，惊奇自出意外。截树寻根，前事必需说明，是皆由其布局之巧，有以致之，遂令读者亦为惊奇不置”
。倒叙、插叙、推理、旁白、独白以及多人称的交替使用等现代小说艺术表现手法，随着欧美小说的翻译而进入中国读者与小说创作者的视野。林纾虽然出于迎合读者口味等方面考虑采用“归化”策略，大肆删改，但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文中的基本叙事形式没有改变：作者开篇以第一人称交代缘起，中间则以男主人公亚猛回忆的形式讲述自己与茶花女之间的悲欢离合，最后则以茶花女临终前的日记交代结局，这些叙事手法被中国作家所效仿和借鉴。随着译者对翻译性质的认识，“豪杰译”的风尚逐渐改变，越来越强调忠于原著，也容易让中国读者接触到更多叙事艺术技巧的细节。欧美小说的翻译，也进而促进了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变化。例如吴趼人在《九命奇冤》中对倒叙方式的运用相当成功，很可能是受到了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的影响。周瘦鹃的短篇小说《旧恨》，写慧圆师太二十岁削发为尼，到了七十岁时偶遇她昔日的情人，在两人相逢对视中，慧圆师太扑地“圆寂”，对慧圆一生的描写并不是直接描述，而是通过小尼姑的眼睛勾勒而来，这种类似于莫泊桑《项链》截取生活的截面来展现人物一生、间接描写的手法显然是源自外国小说；而在周瘦鹃《旧约》这部作品中，不仅有了景物描写的铺垫，而且还不断地灵活自如地切换视角，显然与他翻译过莫泊桑、欧·亨利、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有关。
第三，欧美小说翻译以及仿写，促进了语言与文体的现代化，扩大了读者接受的群体。晚清启蒙者为开启民智，意识到推行白话是进行思想宣传的必要手段，但从梁启超到早期的鲁迅，受旧式教育背景的局限，驾驭白话远不如驾驭文言自如，所以在五四以前的欧美小说的翻译、中国近代新小说的创作大体上还是文言占据优势。然而，必须看到，在文言为浅近化白话文取代方面，或者说中国小说语言通俗化方面，小说翻译与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言文一致（俗语的运用）、新译词使用、欧化句式的使用。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强调俗语文体是文学进步的方向，“造出最适之新字”“文言参半”“用各省之方言”。而包天笑则直接认为“词章之笔”不宜翻译欧文，应该用“活的语言”翻译欧美的“活的文学”，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清末民初时包天笑、周瘦鹃等人创作的小说采用相当标准的白话，更不要说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文言合一的问题。面向市民阅读市场的小说需求与小说的翻译和创作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促进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中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之一，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问题中详细论述。
总之，在古典思想衰落和现代性尚未成型这一历史断层中，晚清小说的翻译与仿写、创作，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营造公共领域的平台，也成了它们搭建观察世界、审视民族和自我的平台——这意味着动摇了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优越感，扭转了传统文类秩序的观念。从表层看这是一个逐渐从模仿、吸纳欧美小说情节结构，挖掘新的题材素材，更新语言文字形式，汲取叙事形式，讲好故事的过程，从深层看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学会从现代性的角度，去思考什么是民主、自由、科学，去寻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对封建观念和旧礼教的批判，对尚武精神的倡导，力图改变中国的思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