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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后社会群体心态发生一系列剧烈震荡，随之而来的维新变法唤醒了士人阶层广泛的公共参与意识。“《天演论》的流行，则终结了读书人的传统继嗣者心态，树立起一种面向未来的进步主义信念，由此推动社会形成一种崇新、崇洋的时代风气，为晚清时期文学的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
。长期滞留在传统文化边缘的小说，一跃成为清末民初文化格局中的一种优势话语，必然是各种文化势力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说观念自身的进化演进。
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阿英称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
。其论述小说功用甚详，强调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并提出小说乃是表现人类的“公性情”。“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进而论及历史上各种政治体制的兴衰，以及由“男女”关系衍生而出的人类秩序；指出曹操、刘备等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留传于世靠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不是陈寿的《三国志》。因此“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处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势力消长而言的，由于小说“更能曲合乎人心”，而战胜了“经史”，成为一种更有魅力、更有势力的意识形态。何况“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所谓“开化”，实质就是“启蒙”，已经有超越“载道”“劝善惩恶”等传统思想范围的意图。康有为对这种正史不传而小说传世的现象也做了论述，“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具体的方法就是放眼世界，“泰西尤隆小说学哉”“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
戊戌变法的惨败使得东渡日本的梁启超意识到“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
。继而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更是直接把原处于传统文学结构边缘的小说推到中心地位，很快形成一个小说批评和理论研究活跃、新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
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有助于小说市场的推动与繁荣。
第一，赋予小说唤醒民众、启迪民智、积聚民力的启蒙要求，营造了以小说为载体的公共话语空间平台。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自鸦片战争以来，进步知识阶层一直反复思考这一问题。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思想家们基本结论是，“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西方之所以富强，是由于所行使民主制度之下“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
。中国之所以贫弱，是由于所实行的君主专制制度“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以至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必然道路就是“兴民权”，“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如何才能“兴民权”? 梁启超认为“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权之与智相倚者也”。千年君主专制统治之后，必然要以“塞民智为第一义”，造成中国“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因此，“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经历了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等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走不通，必然要将注意力转向群众，而新思想的宣传者普遍认为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小说。国人素来讲求名正言顺，只有给小说正名，制造“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言论，才能真正提升它的地位。历来被视为末流的小说在很短时间一跃而为救国济民的利器，可谓知识分子为利用小说进行思想宣传而故意制造一个西方国家以小说立国的“神话”。学者陈平原及袁进先生等都已指出过，梁启超等描绘的小说在外国的地位并不真实，只不过是梁启超等人制造出来的虚构“神话”
；夏志清更是提出，开化显然是指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但‘开化’一词用来讲欧美，则不知所云。英法二国到底何时开化？文艺复兴时？启蒙运动时？还是产业革命时？……只有在明治维新的日本，小说才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明显的角色，唤起了民众，帮助了政府现代化和进步”
。
而在文学领域，小说的兴起迎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1898年冬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将自己所译《佳人奇遇》在报上连载，并发表了专论《译印政治小说序》，正式提出与传统章回小说所不同的“政治小说”，表示“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于今日来看，梁氏对外国文学并无专攻，对日本文学乃至西洋文学并不可能有深入了解，“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更是无稽可考，选择“政治小说”作为译介对象，就是因为梁氏看中了小说容易被百姓喜闻乐见的特点，可以对广大读者群进行因势利导，其实质目的就是要改良政治，利用变革政治的愿望来制造抬高小说地位的“神话”，“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
，图“政界之日进”
。正如黄摩西所说：“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而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
，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振臂高呼，自此争夺小说市场的话语阵地成为小说译介与仿写、创作的重要意图。陈平原先生有言：“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晚清小说家没有不关心‘改良群治’的，只不过立足点着眼点不同而已。纯粹‘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理想’的政治小说，本身成绩并不可观；可影响于‘谴责小说’的写时事与发议论，‘言情小说’的借男女情事写时代变革、‘社会小说’的政治热情与寓言式象征……，以至在晚清大部分小说中都隐隐约约可见政治小说的影子”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当时各种小说单行本序言以及随附的前言后记、序跋评语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就是“化民”“群治”“教育”“改良”，如《小说与民智之关系》《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论小说之教育》《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等，各种期刊发刊词也是如此：
傅兰雅：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求著时新小说启》，《申报》1895年5月25日）
新小说社：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新学，开发国民起见，……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新小说》征文启，1902年10月31日《新民丛报》第19期。）
商务印书馆教育小说：述旧时教育之情事，详其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为主；社会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厌胜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实业小说：工商现状，述现时工商实在之情事，详其不能制胜之故，以筹改良之法。（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广告，《中外日报》1904年11月6日）
新小说丛报社：吾国社会之欲改革诚亟亟已，然欲求其改良之法，自以小说为最有效果。以稗官野史之记载，寓诱智改革之深心，以为前途之预备。（新小说丛报社征求小说广告，《时报》1906年9月10日）
改良小说社：本社以改良社会、开通风气为主义。宗旨纯正、辞义浅显……藉稗官野史之势力，为开智革俗之津梁。（小说改良社征求小说广告，《申报》1909年6月26日）
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界精英们为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而发起的小说革命，是要把时代使命与政治意义灌输到这种历来“遭贬”的文学样式中来。梁启超的确成功地将小说变为舆论宣传的重要媒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树立的外国榜样的幻象，就是让人们能够相信“新小说”能够通过“熏、浸、刺、提”对民族的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乃至文学创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将咖啡厅、图书馆和沙龙等空间作为公共话语空间，而是将报刊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平台：“‘公共’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领域，而是梁启超的言论——特别是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刊而产生的影响。”
清末民初近代知识分子交流的平台就是《国闻报》《时务报》《新民丛报》《国民》《江苏》《浙江潮》等报刊，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将刊载在报刊副刊与小说杂志上的新小说，作为向更广泛人群宣传思想启蒙的平台。
第二，小说观念的更新绝不只是“开化”，更是“启蒙”，适应了现代性的市民性、世俗性、民主性需求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与西方revolution有所不同
。梁启超1902年发表《释革》，专门解释“革命”一词的古今中西之义。“革命”之古义，仅是一个政治术语，梁氏称，“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lution之意也”。而西方的revolution，却普及“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不独政治为然。而按西方的revolution之义：“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亦即革命应是开民智、鼓民权，人人争做“新民”，更多是“变革”的意义。梁氏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文学与革命之间，其连接点就是民众。如果说过去的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遵从民心向背的“天命”，现在的革命则是通过通俗传媒直接向民众启蒙新知，实则赋予了“革命”一种极具现代色彩的正当性。梁启超从1902年起《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的10万余字专著《新民说》，一方面分析了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另一方面设计出了一个自觉的、爱国的、有公德、有学养、有进取心的新民族形象。塑造国民精神面貌的理想模式和实现途径之一，就是“新小说”的宣扬。梁把小说比作“空气”和“菽栗”，中国人“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小说对市民的影响力当然不是属于高雅的诗文所能比拟。
既然中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维新派把旧小说推翻，然而马上创造一种新小说必然是无法实现的，惟一依靠的便是外国小说。维新派一方面在理论上确立外国小说的地位，另一方面着手翻译外国小说，以作为创作新小说的楷模。黄小配（1873—1913）在《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文章里言道“以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翻译者为前锋，自著者为后劲”“先以译本诱其脑筋；吾国著作家于是乎观社会之现情，审风气之趋势，起而挺笔研墨以继其后”
。一方面，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新观念如科学、自由、民权、女性解放等伴随着小说的翻译、仿写和创作而得以广泛流行。这些新名词和新概念散见于小说序、跋、丛话、缘起、例言中，如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探案弁言》中谈论人权、法治，卧虎浪士的《女娲石叙》谈女权和女界启蒙，林纾、我佛山人在翻译小说中介绍西方文化生活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小说的类别也变得非常繁多，如《新民丛刊》发表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小说林社《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1905）以及《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三号发刊词（1906），大致将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国民小说、家庭小说等等，其内容基本反映了小说与各种新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如杨联芬所总结的，“围绕着政治、文化、教育、女权等话题而展开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讨论，是从晚清一直持续到五四的；这些讨论，在民初至五四主要是通过杂志的社评、杂说、游记、通讯、随笔等报刊文章进行，但在清末，则主要是通过小说来完成的”
。“醒世”“觉民”的小说观念绝不只是为启蒙营造舆论空间，而是直接、间接地对当时社会各种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批判，“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伦理、科学、法制观念输入中国，从而具有了面向市民、通俗易懂、宣传民主的全新内容诉求，使现代思想文化得到传播。
第三，小说观念的变革，还涉及小说艺术形式的丰富与拓展，加大了小说在市场上的吸引力。在小说理论建设明显不够丰富的情况下，清末民初外国小说的译介实践大大地弥补了这一不足，首次涉及近代小说理论的《<昕夕闲谈>小序》，就是以对翻译小说的介绍、评价来提出自己的小说观念的。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认真付诸实践。其共同主旨是师法外国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
。“诗界革命”提倡“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文界革命”倡导“善以欧西文思”入文；而“小说界革命”则直接源于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小说。梁氏于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被公认为晚清“小说界革命”发轫的“宣言书”。关于“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观点的历史性开创意义，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影响等方面
，前辈学者们作了大量的探讨和评估，大体认为“小说界革命”既给晚清小说在理论和创作上带来了广泛影响，又觉得梁文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在今天看来，梁氏文章还是在艺术本质上赋予了传统小说向现代性文类转化的条件，详细分析了小说“易传行远”的原因，除了“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还“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并且通过摹写人们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的怀抱之想象、经阅之境界以及常若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为哀为乐”，所以才有“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还运用佛家语汇诠释小说之所以支配人心的“四力”——熏、浸、刺、提，挖掘了小说艺术感人的真谛，揭示了小说之为小说的艺术本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意识形态混乱的情形下，梁氏的“小说界革命”一呼百应，让“想象”的小说负载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殊身份。开篇之“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本身就利用修辞的手段与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合，赋予“小说”对社会民众整体进行塑造的功能。随后梁启超也积极将“新小说”付诸创作和译介的实践。自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之后，时人自觉将“新小说”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国旧小说区别开来，甚至刻意在理论上予以比较，如称“旧小说，文学的也；新小说，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旧小说，常理的也；新小说，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
。在文学译介领域，为了达到启蒙教化目的和颠覆传统文类的性质，有三大类作品最受欢迎，即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因为小说界革命“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梁启超数年来大量使用的“新名词”，虽无学理建树，却有利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吸引大批有才华的文人来从事创作，梁氏“已经营造了一个现代的知识架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通过报纸期刊和交通运输系统，倾动朝野，迅速地传播到内地各个角落，事实上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使身居异地、素不谋面的国人迅速接受了梁氏的‘新民’想象。正是在这样的国族想象的语境里，梁氏为小说加冕，使之发挥号令诸侯的整体性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