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晚清小说观念的变革与新小说翻译与仿写能够兴盛的外在契机，应与晚明以来小说市场的成熟有关。在第一个问题里，我们已经说明在古代的文类秩序里小说是三教九流的闲书，阅读小说完全被视为消闲娱乐，写小说、读小说与谋生的手段或功名无关。
小说有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应发端于明代，明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产业的鼎盛时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规模。这一方面得益于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与商品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代嘉靖之后，湖州、歙州的坊刻书工艺相当发达，到了万历崇祯年间这些地区的技工向南京、苏州、常熟一带迁移。永乐建都北京后，北京的坊间刻书也迅速发展。但总体而言，福建建阳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事业最繁荣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也与明代后期和清初的市场分工、专业书肆出现有关，如建阳地区多刻戏曲、杂剧、小说、小说的评点本，具有明显的商业特点。书肆遍布全国各地，书商坊主已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他们及时把握市场信息，使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牟利的目的，如同一作品使用不同书名来编选小说作品集，甚至伪造、假托、剽窃知名作品。与此同时，李卓吾、金圣叹以及明清一些人物，已经有了将小说推向思想文化前台的意识，赞之为“天地之至文”“才子书”等等
。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与政治统治秩序密切相关的文类秩序中，必然是能够维护政治统治与精神秩序的经书为上，娱乐休闲的小说为下，但从商品市场来看，必然是小说更有市场，价值序列正好相反。这种小说发展的平民化、通俗化趋势受到了官方的压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和文，不仅符合官方意识形态要求，也反映士大夫文化的审美情趣，而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更多体现了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念、生活态度和审美习惯。程朱理学家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然而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带来的社会思潮的世俗化转向，则呼唤人性解放。王阳明称：“百姓日用即道”，“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晚明末期白话文小说作家以及编撰者冯梦龙有感世事纷纭、历史动荡，认为当史统不再是人们判断各种价值的唯一标准时，小说取而代之，亦即“史统散而小说兴”
。入清以后，明末刚刚兴起的小说艺术则又受到压制，特别是康熙朝以后，出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对通俗小说的禁毁日益严厉。康熙二十六年刑科给事中刘楷奏章中说：“臣窃思学术人心，教育之首务也。……自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臣请敕部通行五省，责令学臣并地方官，一切淫词小说，……立毁旧板，永绝根株。”
但小说这种具有通俗性和平民化特征的文类，生命力却极为顽强。虽然康熙之后历朝反复禁毁小说，然小说却禁而不止。这可以通过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看出来：“独江苏坊贾，唯知射利，专结一种无知无识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绣像镂版，极巧穷工”
，可见清代书商为了利润，寻求技术的进步和形式的精巧去占领小说市场。
明代中期以后的世俗小说的流行，高度依赖于其借以生存的小说市场。王学钧指出，“将小说市场的情形和书肆坊贾的经验化用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乃是‘小说界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基本原因，也即基本思路和策略”
。清末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就上海的图书市场曾询问过上海点石斋的老板：“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对江南的这些书商来说，“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春宫，以售多而利速也”。由此康有为才会转变传统观念，重视小说的价值：“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惮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
梁启超则在《变法通议·论幼学》（1897）中论道：“《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寓华西人亦读《三国演义》最多，以其易解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新小说》月刊，倡导“小说界革命”与“政治小说”，其实就是要争夺小说市场的文化主导权，“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于华士幼贾之手”
。
新小说的倡导者、译介与创作者正是凭借着这种市场的商业机制，来拓展其思想空间的。《新小说》创刊伊始就有了鲜明的市场经济特征，列出订价和预订方法，刊登广告的《告白价目表》，更重要的是在《本社征文启》里列出来具体稿酬
。除了《新小说》外，其他的小说刊物与图书市场也比较广阔，从1872年至1897年这25年中，总共才出现过5种文学期刊，而1902年到1916年这16年中创刊的文艺期刊就达57种之多。《孽海花》1905年出版，重印至六七版，已在两万部左右；柯南·道尔《华生包探案》1906年至1920年间印行七版。林纾（冷红生）笔述、王寿昌口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除了在林琴南家乡福州出版的木刻大巾箱本（畏庐藏版）,1899年上海索隐书屋委托昌言报馆代为发行，又有1901年玉情瑶怨馆、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等多个版本，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林纾与魏易翻译英国哈葛德《迦茵小传》，该作疑有更早线装本，1905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06年9月已发行三版，1913年、1914年几度再版，先后编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成为当时中国一大畅销书。伍光建翻译大仲马《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今译《二十年后》）两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欧美名家小说”分别初版于1907年的7月和11月，1915年10月出第三版，并与“林译小说”一起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第二集。苏曼殊取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沉沦》半译半作成《惨社会》（时译为嚣俄的《哀史》）11回，于8月18日《国民日日报》连载，1904年上海镜今书局出单行本，1921年10月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至1929年翻印5版。各版本翻印20次左右，足见小说市场之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