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出版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成为讨论现代性社会和文化机制的重要概念。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李欧梵、季家珍、许纪霖等学者都借用“公共领域”的理论来讨论近代中国报刊传媒所构筑的批评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前者主要是指国家的司法体制或暴力手段，后者是指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领域。在国家公共权威与市民社会之间，出现了公共领域，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指“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首先，公共领域是在人们之间相互话语交流所产生的虚拟空间，“这个空间原则上是一直向在场的谈话伙伴或有可能加入的谈话伙伴开放的。也就是说，要阻止第三者加入这种用语言构成的空间的话，是需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的”
，也就是强调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
其次，公共领域的交流与一般性交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公众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由贵族聚会转化而来的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后来是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传媒，使得散布在各处的参与者（读者、观众）得以交流，“公共领域与这种亲身到场的联系越松，公共领域越是扩展到散布各处的读者、听众或者观众的通过传媒中介的虚拟性在场，把简单互动的空间结构扩展为公共领域的过程所包含的那种抽象化，就越是明显”
。通过话语交流而进行的观点、内容交流的领域都属于公共领域。而从人们所讨论话题的范围来看，公共领域也可以分为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和科学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表达个体生活中的情感和体验，以及对社会的批判与阐释，侧重于个人情感与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在政治公共领域中，人们所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问题，科学公共领域所涉及的是外部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分对资产阶级的重视而忽视平民公共领域是后来学者主要诟病之处——聚集在一起，以理性论争的自由言论方式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公共的舆论，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进而构成不受国家干涉的“公共性”原则，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这种舆论是独立于现有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对于现存的政治权力具有批判性，同时又是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给我们几点有益的启示，哪怕他的理论在细节上与中国的具体语境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正如张灏先生所指出的，晚清以后的都市社会中，逐渐出现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即学校、传媒和结社
，三者合称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成为“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公共网络。就学校而言，事实上，更多的人会接触到教科书而不是报刊，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给人们的信息也比报刊更稳定、可靠。就传媒途径而言，相对于西欧的图书馆、剧院、咖啡馆、沙龙等举行公共活动的空间，中国的公共领域更多地体现在报纸杂志这一印刷文本空间，报纸杂志在公共舆论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
，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反过来说，这一新的社会空间又促使更多文学作者由士大夫转变成依靠稿费和版税为生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知识分子。严家炎曾指出，以女性作家为例，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只出现过蔡琰、李清照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性作家，而“五四”以后短短十年内竟涌现出了陈衡哲、冰心、庐隐、淦女士、苏雪林、凌叔华、石评梅、白薇、丁玲、陆晶清、谢冰莹、袁昌英、林徽因、冯铿等一大群女性作家，“其中就有近代传媒所起的巨大作用”
。
就结社途径而言，报纸杂志与结社团体也密不可分，几乎每个社团都有报纸、刊物或丛书作后盾，梁启超早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时就认为，兴办学会有利于振兴中国，“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时务报馆主办或协办了各种学会，如戒缠足会、大同译书局、蒙学公会，支持创办了务农会和上海女学堂
。相对于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清末民初的知识人在文化介入方式上的一个最大不同，便是与报纸杂志的广泛联结。作为清末民初文化市场的平台，报纸杂志不仅是传播新知、启蒙大众、进行文化和政治批评的重要载体，也是彼此进行交往的纽带，“用机器复制的中国近代报刊和平装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运行机制，从而也改变了文学的作者、文本和读者”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毕竟相当数量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报纸杂志出版商、赞助人是由士大夫阶层脱胎而来，以大都市为生活空间的知识分子，尽管离开了传统中国维系宗法体系的土壤，但他们很大程度仍然保持着非商业的士大夫价值观，与西欧报纸杂志出版商完全是依靠机器生存的早期资本家不同。汉学家戴仁在研究商务印书馆史时就认为，“中国的出版商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商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二者的平衡”，戴仁暗示传统的文化价值可能对现代出版商的生意产生重要影响
。图书，尤其是教科书、工具书、小说与科学书籍，在塑造中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和报刊同等重要的作用。
晚清小说译介和创作能够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之后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市场主流，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小说界革命”固然功不可没，但是小说得以持续流传的原因，相当程度上也归功于全新的商业化市场逻辑。袁进在《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一书中指出：近代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文学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早在明清时代，小说的商业化倾向已经初现端倪，而在近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近代报刊、平装书的问世，文学的商业化趋势得到了飞速发展：近代报刊和平装书与传统书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
。自从《申报》在创办不久就开设了文艺副刊《瀛寰琐纪》并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昕夕闲谈》开始，“就意识到了文学所特有的寓教于乐的特性，会使其在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中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识’开始成为小说惟一道德。”
在传统伦理价值作为精神支柱退场之后，人们开始从外来的感受、体验出发去重新理解现实、寻找精神的立足点，这也就成为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动机和起源。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清末民初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都市固然成为新思想、新知识的策源地，但也逐渐受到市场消费机制控制。印刷资本主义和市场消费机制，也促生了以市民大众为目标读者、以消闲文化为内容的大量读物，借助文化生意，经营新的都市文化消费。印刷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文学自身的审美逻辑，容易使得译介和在译介影响下创作的小说多数都是面向市民的通俗小说，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政治想象，“随着大众对新知的孜孜以求，商业印刷的繁荣，以及读者用小说想象来解决历史实际问题，作者借小说以构建对未来和过去的乌托邦/恶托邦视角等其他因素，其结果是想象中的现实与新建立的现代叙述正统相互龃龉，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这种文化下移在民族危机时代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在政治热潮影响下加强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容易受经济效益影响，使得创作和翻译容易受到读者口味的影响，从而促进翻译者和读者之间产生双向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