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现代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即文字（阅读）的印刷资本主义带来的认识论和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为民族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这个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民众进行新的政治目的的动员。
出于政治改革运动的需要，梁启超的维新报刊《强学报》和《时务报》先后创立于1895年和1896年，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之后，他在那里仍然创办了两份权威性报纸《清议报》（1898）和《新民丛报》（1901），到了1906年，宣传新思想的报纸和杂志已经蔚为大观，“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因素作为文化和社会环境条件，梁启超对文学革命的呼吁不可能取得如此势不可挡的效果”
。张仲民先生曾整理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梁氏主持报刊的评价，有人评价《时务报》：“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新民丛报》，“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版本辄十数”，《清议报》的影响力居于两者之间，其刊登的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直接带动了政治小说的引进。晚清浙江名士宋恕曾对《清议报》“期期读、字字读”“恨不能销于内地”
。事实上，清代官员、文学家樊增祥也曾评价《新民丛报》：“世间报纸，惟《新民丛报》最易行销，言无文则不远，谁谓笔墨无用耶？”
而同属不那么趋新阵营的清末著名数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劳乃宣也称赞《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中议论，近颇改变，归于平实，甚有益于后生小子。”
历史学家吕思勉则评价：“《时务报》多论政事，《新民丛报》则多贬针人民。欧西思想习俗与中国不同之处，乃渐明了。自由、平等、热诚、冒险、毅力、自尊、自治、公德、私德诸多名词，乃为人人所耳熟。……其于政治，初主革命，自由主义，种族之戚，情见乎词。”
一些史料表明，在日本发行的这些报刊居然能够以上海为中转地，向浙江、江苏、武汉、广州、四川等地发散，温州趋新士人张棡将《新小说》中的内容讲给女儿听。读了《新小说》中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后，觉得此书“尤有无穷新理，不得与寻常小说一例观也”。郭沫若也曾回忆年幼时远在四川县城学堂就读到了梁启超编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经国美谈》，“他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
。
庚子事变之后，随着海外留学尤其是日本留学者渐增，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快速发展，壬寅、癸卯间，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这些具体的影响足以说明报纸杂志成为当时知识散布、思想宣传与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以印刷媒介为平台的交往空间逐渐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之出现直接反映了两种现象：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的意识
。梁启超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充分重视舆论宣传之价值，“《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自以为“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视为“一切文明之母”。报刊中原本发表文学与娱乐性质的文章，先是以“副刊”出版，后来作为独立的杂志单独出版，使得晚清一批影响颇大的专门文学刊物开始出现。这些出版物发表了大量的翻译、译作甚至伪称翻译的小说、诗歌和散文等作品，内容五花八门，既是为了激发民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觉悟，也为娱乐消遣服务。这一时期的刊物一个最为显著特点，就是予以“小说”这一文类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首先要归功于梁启超等开明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将启蒙意义的知识和政治意义灌输到这种为传统所鄙视的文学样式中来。
1897年是欧美文学中国化开启的重要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梁启超发表《论译书》，言“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同年康有为撰写《日本书目志》，其“小说门”收日本小说（包括笔记）1056种，并附“识语”云“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同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并拟“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以推动“政界之日进”。维新派领袖人物的这些理论倡导，不可能不对翻译文学产生影响。自1899年梁启超又依次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共同要义是师法西洋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在《夏威夷游记》里，梁启超指出，“诗界革命”是“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文界革命”则应“善以欧西文思”入文，而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直接源于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小说，由此大规模的诸种文学成分或观念逐渐影响中国文学，并就此融入中国文学中，并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一系列变革。这一宏观性的思想背景，为欧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提供了思想指南。
目前学术界一般公认近代文学翻译事业的正式兴起，是以1899年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标志。因为只有这部翻译作品的译本“不胫而走”，风行全国，被誉为“外国《红楼梦》”，有洛阳纸贵之誉，标志着翻译文学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虽然史料记载这部作品不过是为排遣丧妻之“岑寂”，应友人王寿昌之约合作翻译，然这部作品正值鼓吹“小说界革命”之时，符合了正在酝酿的社会需求。林纾虽未参加“小说界革命”，但其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却成了“小说界革命”鼓励翻译外国文学的最早收获。林纾每年都有十种左右译品问世，且多是中长篇之作，“林译小说”也因此成为一个专用名词。
一般认为，1897—1905年是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翻译的初始时期，除了有林纾、梁启超、周桂笙、包天笑这样不谙外文的译者，又有周作人、苏曼殊、马君武、陈冷血、徐念慈、伍光建、吴祷等精通外文的新人，以及不少佚名译者。当时国人创作的小说，虽然也有一些颇有影响，但基本上被外来的翻译小说抢了风头。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说：“狭斜抛心缔约，辄神游于亚猛、亨利之间；屠沽察睫竞才，常锐身以福尔、马丁为任。摹仿文明形式，花圈雪服，贺自由之结婚；崇拜虚无党员，炸弹快枪，惊暗杀之手段。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又如是。则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之文明可也。”
其所举之例均系外国之小说，也概括了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的基本特点。以陈冷血为代表译者的虚无党小说、以周桂笙为代表译者的侦探小说热的出现，原因在于陈冷血云：“我爱其人勇猛，爱其事曲折，爱其道为制服有权势者不二之法门。”梁启超、陈冷血等有意鼓吹，使得文学翻译不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开始有了有力的理论引导，逐渐形成浓郁的社会气候。此后的二十余年间，翻译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而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05—1912年间达到一个高峰，约有1000种左右。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借助报刊等媒介，共同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舍旧谋新”崇拜的形成，如康有为言：“而今学者，乃以欧美一日之富强而尽媚之，以为无一不超出吾国者；见吾国一日之弱，遂以为绝无足取焉”
，严复言“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与不可解间，便得利市三倍”
。张仲民先生对此现象予以了解释：这个崇拜的“权势”在当时是与时俱增，然而“这时所谓的新，更多其实是表面上的新、形式上的新，系对‘新’的误解误用，“到了此时，风气大开，打这面旗儿的，也就一天多似一天，无论是人非人，乐得借此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