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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文化通史
世界观的斗争
一元论和二元论
多少个岁月，都是这么快乐，
精神热切追求，
去体验，去探索，
创造中的自然如何生活，
世界是永恒的一个，
却又显示为许多：
小变大，大变小，
万物各按其本性。
近移远，远移近，
坚持不渝，变动不停，
这样在创造，这样在革新——
我对此惊异莫名。
歌德
19世纪末为没有成见的有识之士演出了极为壮观的一幕。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士都一致认为：19世纪在许多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世纪，解决了本世纪初尚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真正的自然认识领域里，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在技术、工业、交通等等方面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两者都给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生活打上了鲜明的印记。然而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这样重要的领域里，与过去世纪相比，我们却取得很少或者干脆没有取得什么进步，甚至令人遗憾地出现某些严重的倒退。这种明显的矛盾，不仅使人产生一种内部支离破碎、虚妄荒谬的令人厌恶的感觉，而且在政治与社会领域里还会有引起重大灾难的危险。本着极端的责任心来解决这一矛盾，消弭由此而产生的危险，这不仅是每一位正直的满怀人类之爱的研究者的美好权利，也是他的神圣义务。我们确信，只有积极努力去认识真理，树立一个明确的建立在真理基础之上的合乎自然的世界观，才能达到上面所说的目标。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初对自然认识极不完善的状况，并拿它和本世纪末所取得的光辉成就相比的话，每一位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所取得的进步都会大吃一惊。在本世纪里，特别是在后半个世纪里，自然科学每一个部门所取得的深入的巨大的进展，那真是有口皆碑。借助于显微镜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借助于望远镜对宏观世界的研究，都取得了极其宝贵的见解，而这在一百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对微生物和生物的研究方法的改进，使我们在一个无所不在的单细胞原生生物王国里看到一个形态千变万化的“肉眼看不到的生命世界”；不仅如此，还使我们了解到，在极其微小的细胞中存在着共同的“基本机体”。所有多细胞的植物和动物，人体也一样，都是由基本机体的社会性细胞群即组织构成的。这种解剖学的知识具有重大意义，它又为胚胎学的证实所丰富。每一个较高级的多细胞机体都是由个别单细胞即“受精的卵细胞”发展而成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义重大的细胞理论，才使我们对生命的物理、化学和心理过程有了真正的了解。以前人们求助于超自然的“活力”或“不死的灵魂”来解释这些神秘现象。关于疾病的本质，医生也是通过对与细胞理论有着密切联系的细胞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清楚了解的。
19世纪无机界的发现同样是伟大的。在物理学的所有方面，在光学、声学、磁学、电学、力学、热力学方面，都取得了极其惊人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物理学证实了整个宇宙自然力的统一性。热力学理论表明，各种自然力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直接互相转化。光谱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构成地球及其有生命的居民的物质，也就是构成其他行星、太阳和最遥远的恒星的物质。天体物理学大大扩展了我们的宇宙观。在无限的宇宙中，有几百万运转的天体，都大于我们的地球，也像地球一样处于永远的变化中，处于“生与灭”的永恒的变化中。化学使我们知道了许多以前不认识的新物质，这些物质都是由少数不可分割的元素（大约有90种）的化合物所构成。其中有一部分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元素之一的碳——这一奇妙的东西——可以促使无数形形色色的有机化合物构成，因而可以称之为“生命的化学基础”。物理化学方面所有的个别进步跟认识重大定律即实体定律
的理论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实体定律将所有个别的进步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焦点上。这个“宇宙基本定律”证实了力和物质的永远守恒，证实了整个宇宙中的能与物质保持不变。因此，这一定律成了一颗可靠的北斗星，在它指引下我们的一元论哲学会越过宇宙之谜的庞大迷宫而将它加以解决。
在下面几章，我们的任务是对19世纪自然认识的状况及其进步作一个概述，因此，这里我们对个别领域不再进行深入探讨。我们还要强调的一个特大进步就是进化论的建立。它与实体定律同样重要，而且丰富了后者。几千年来，一些有见识的研究者虽然一直在谈论着事物的“进化”，然而进化这个概念支配整个宇宙、宇宙本身只是永恒“进化的实体”这一伟大思想，只是19世纪的产物。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一伟大的思想才完全搞清并予以普遍运用。依据经验创立的这一最高哲学概念得到了广泛运用，这一不朽功绩应当归于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他在1859年给我们奠定了物种起源学说的坚实基础。天才的法国自然哲学家让·拉马克在1809年已经了解到它的要点；而我们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沃尔夫冈·歌德则早在1799年就已预先理解了物种起源学说的基本思想了。由此，我们得到了一把钥匙用来解决“一切疑问之疑问”，解决“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及其自然起源的重大宇宙之谜。在1899年的今天，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整个自然界是由进化规律——而且是“一元论发生”来支配的，并能够把它与实体定律结合起来统一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这首先要归功于这三位天才的自然哲学家。他们是19世纪伟大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像三颗明星一样照耀着我们。
自然认识在人类文明生活各个领域的丰富多彩的实际应用与自然认识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是并驾齐驱的。我们今天处于“交通时代”，国际贸易和旅行都取得以前所意想不到的意义，电报与电话使我们克服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一切我们要首先归功于物理学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蒸汽力和电的应用。我们借助摄影术，在一瞬间把任何对象的逼真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地摄取下来；我们在农业方面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惊人的实际进步；我们在医学方面用氯仿和吗啡，用灭菌和血清疗法，大大减轻了人类的痛苦。这一切我们都要归功于应用化学。技术上这种或那种发明，使我们大大超越了所有过去的世纪，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无须我在这里详加论述。
在19世纪里，自然认识及其实际应用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自豪。可惜在现代文明生活不无重要性的其他方面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令人痛心的景象。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引用一下阿尔弗雷德·华莱士
的话：“拿我们在物理科学及其实际应用方面所取得的惊人进步来对照一下，我们的行政、司法、国民教育制度以及我们整个社会和道德体制则还处于野蛮状态。”只要公正地观察一下公众的生活，或每天浏览一下我们的报纸——舆论机关，那我们就会确信这一痛斥不是没有道理的。
先让我们大致看一看我们的司法——“治理的基础”的情况。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们今天司法的状况符合人类和世界的先进认识。没有哪一个星期人们不读到和“健康的人类理性”相违背的法律判决。我们的高级和初级法庭所作出的许多判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看到在不少现代国家里，实际上实行的还是专制主义，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法官进行判决，不是依照自己真诚的信念，而是为了迎合“上级的意旨”。自然，绝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还是凭自己的良心来进行裁判的，但也往往由于人类的弱点而犯错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大都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结果。一般都认为正是这些法官才受有最高教育，因而他们可以优先混个一官半职。这种被人们所称道的“法律教育”，绝大部分是纯形式而非真实的教育。法官们对其活动涉及的主要对象——人类机体及其最重要的功能、灵魂的认识极其肤浅。比如，法官们对我们每天所碰到的所谓“意志自由”“责任感”等问题的奇怪看法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次我曾向一位著名的法官保证说，每一个人都赖以发育起来的微小的球状卵细胞是活的，它与2个月或7个月或9个月的胚胎一样都赋有生命，而他却向我报以难以置信的微笑。绝大多数研究法学的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应该去关心一下人类学、心理学和进化史，而这些正是对人类进行正确判断的首要的先决条件。他们对这没有“时间”去研究，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精心研习饮酒和“高尚”的决斗里去了，剩下来的宝贵学习时间又必须用来啃成千上万的法典条文。在今天的文明国家里，法学家只要会背诵这些法典条文，就能找到金饭碗。
现代国家生活的恶劣状况是人所共知的，每人每天都能感觉到，所以对政治上的可悲局面我只想大略提一下。政治生活的缺陷大都是由下列因素引起的：大多数国家官吏是法官，是一些受过典型刻板教育的人，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只是一知半解——对人性只有通过对比较人类学和一元论心理学的研究才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对社会状况也缺乏了解——要了解社会的真相就得研究比较动物学、进化史、细胞理论以及原生生物学。我们只有掌握了关于人和细胞的结构和生命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才能正确了解“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也就是国家的结构和生命。因为国家是由人来组成的，而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果我们的“执政者”以及与其合作的“人民代表”掌握了宝贵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基本知识，那么，我们每天在报纸上就不会读到如此连篇累牍的社会学谬误以及政治上的无稽之谈。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绝不会给我们的议会报告和政治法令增添光彩。
要是现代文明国家与反文明的教会相勾结，要是政党专门追求狭隘的利己主义，要是短视的政党领袖迷恋于支持教士政治的话，那才是顶顶糟糕的了。这样就会出现像19世纪末德国议会所带给我们的悲惨景象：有文化的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落在主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中央党的手中，处于罗马教皇神圣论的统治之下，而罗马教皇神圣论则是现代文明国家最恶毒最危险的敌人。它用以统治国家的不是法律与理性，而是迷信与愚昧。只有摆脱教会的桎梏，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普及教育，把国民的世界知识和人类知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国家秩序才能得到改善，不管怎样的国家形式都概不例外。当前最主要的大问题不在于采取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贵族宪法还是民主宪法，而在于：近代文明国家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是通过荒谬的信条和教会的专横来搞政教合一，还是通过合理的法令和公民权来搞法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一代培养成有理性的从迷信中解脱出来的国家公民，而这只有通过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改革才能完成。
正如我们的司法和国家秩序一样，我们对青年的教育也根本不能适应19世纪科学进步对现代教育所提出的要求。自然科学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科学，显而易见，它把所有的人文科学都吸收进来了，然而在学校里，它至今仍被当作次要科目，像灰姑娘
似的被冷落在一边。
相反，传授从中世纪经院学校因袭下来的僵死的经院知识还是绝大多数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文法游戏，耗费时间的古典语言和浮泛的各民族史的“精确知识”，却占有头等重要地位。作为实用哲学最重要的对象的伦理学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宗教信仰。信仰优先于知识，但这不是把我们引向一元论宗教的科学信仰，而是构成被歪曲的基督教基础的荒诞迷信。现代宇宙学和人类学，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这些学科的极其重要的知识在我们较高等的学校里很少或者根本不受重视。被装进脑子里去的是对理论教育或实际生活都毫无用处的一大堆哲学与历史的玩意儿。大学过时的设备和系科设置，中小学的课程也是一样，都与目前一元论世界观的发展阶段根本不相适应。
教会对现代教育及其基础、对先进的自然认识的反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无可争辩的。在这里我们完全不想谈什么主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教皇神圣论，或是什么正统的基督教派，它们两者对现实的无知和极端迷信的说教是不相上下的。我们还是听听一个自由主义的新教牧师的说教吧，该牧师具有良好的中等程度的教育，有信仰又有理性。这样，我们听到的是与我们的一元论伦理（参阅本书第十九章）完全相协调的伦理学说，是我们所完全赞同的人道主义宣讲。除此之外，还听到关于上帝和世界、人和生活的本质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是和自然研究的一切经验直接相违背的。很自然，那些对自然界进行精确观察并认真思考了的技术专家、化学家、医生和哲学家，对这一类说教是不感兴趣的。我们的神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家以及法学家都缺乏作为一元进化论基础的不可缺少的自然认识，一元论的进化论是我们现代科学的坚实基础。
这里提到的对立导致了在我们现代文明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的危险迫切需要加以消除。作为伟大先进的科学成果，我们今天的教育有权深入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理性的启发，教育可以使人类的知识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同时开辟一条更好的幸福之路，而这些都要取决于我们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可是，具有广泛影响的集团却竭力加以抵制，他们妄图使我们的精神教育在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上回到已被摒弃的中世纪的观点上去；他们对传统的教育抓住不放，要使理性屈从于“更高的启示”。在神学和语言学，以及社会学和法学的广泛领域里情况就是如此。之所以这样，并非都出于纯粹的利己主义和个人名利的考虑。部分是由于对真实情况的无知，部分是由于安于传统的习惯。理性和科学的三大敌人，最危险的不是敌意，而是无知，顶顶危险的要算是惰性。如果有幸将敌意克服，那么对后面两个敌人，甚至连神也是无能为力的。
人类特殊说是那种落后的世界观的最强大支柱之一。“人类特殊说”集广泛流传的错误概念之大成，它把人类机体和整个自然界相对立，把人类机体看成是有机造化有意安排的终极目的，看作是与自然界有原则区别而和神相类似的东西。这一错误观念的流毒极为深广，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错误观念实由三个错误教条，即人类中心说、人神同形说和人类崇拜说所构成。
1.人类中心说教条的意思是：人类是一切地球生命（或广义地来说是整个宇宙）的有意安排的中心和终极目的。这一谬误特别迎合了人类的私利，又与地中海三大宗教的有关创世神话及教义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所以它至今还统治着文明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
2.人神同形说的教条也和上述三大宗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创世神话有着密切联系。把上帝的创世看成是能工巧匠的艺术创造，把上帝对世界的治理看成是贤明君主对国家的治理。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统治者的“天主”，被想象为像人那样的思考和行动。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人和神相类似，“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较古老朴素的神话学同样纯粹是一种有神论，它赋予众神以人的形象和血肉。新近神秘的神智学则更加不可思议，它把人格化的上帝当作“看不见的存在”来崇拜，并使上帝按人的样子来思考、说话和行动；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气状脊椎动物”的奇谈怪论。
3.人类崇拜说的教条是将人和神的灵魂活动本身进行比较之后而产生的，它将人类机体加以神化，以致成了“人类特殊说的自大狂”。由此又出现了极受推崇的“人的灵魂不死的信仰”，以及人的两重性的“二元论学说”：“不死的灵魂”只是暂时寄居在必死的躯体之内。
这三种人类特殊说的教条经过多方面的完善，适应各种宗教变换的信仰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获得了特别的意义，成了最危险的谬误的根源。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特殊说的世界观与我们一元论的自然认识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然而，这种世界观首先要受到宇宙学前景的驳斥。
只要我们从一元论宇宙学前景出发，批判地来观察一下这三种人类特殊说的教条以及二元论哲学和正统宗教的其他许多观点，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些明显的无稽之谈。
我们将下列的法则理解为无所不包的宇宙整体观，这种观点我们是从一元论的最高角度出发所获得的，我们坚信下列的“宇宙学法则”是重要的，而且大都是已被证明了的。
1.宇宙是永恒的、无限的、无边无际的。
2.宇宙实体及其两个属性（物质与能）充满了无限的空间，并永远处于运动之中。
3.这种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进化过程，在无限的时间中进行着，并处于周期性的生灭交替、新陈代谢的状态之中。
4.无数个天体都是分布在充斥于空间的以太之中，要受到实体定律的支配；在宇宙中运转的天体有的在逐渐衰老陨灭，有的在逐渐形成和发展。
5.我们的太阳是无数个会毁灭的天体中的一个；我们的地球是为数甚多的围绕太阳运转的会毁灭的行星中的一个。
6.在有机生命赖以生存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液态水在地球上出现以前，我们的地球经过了长时间的冷却过程。
7.其后的生物进化过程，无数有机形态的缓慢的进化与演变，需要几亿万年的时间（远非一亿年！）。
8.在地球上，在生物进化过程后期发展起来的各种动物中，脊椎动物的进化竞争过程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动物。
9.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的极为重要分支，它只是在晚期（在三叠纪）由较低级的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进化而来的。
10.哺乳动物进化得最完善最高度发展的那一分支，即灵长类，大约是在第三纪的初期（至少在300万年前）由最低级的原始胎盘动物演变而成的。
11.灵长类最完善最新的一个分支就是人类，人类只是在第三纪末由一种类人猿演变而来。
12.所谓的“世界史”，即人类文明史，不过是数千年的短暂时期，它和有机地球史的漫长过程相比，只是一个极短暂的插曲；有机地球史与行星系的历史相比，也只是很短暂的一瞬；我们的大地之母地球在无限的宇宙中仅是一粒会毁灭的太阳微尘；而一个人在会毁灭的有机的自然界里只不过是一粒极其渺小的原生质。
我认为，从一开始就规定这个伟大的宇宙学前景作为一种尺度和有远见的立场，来解决围绕我们的重大的宇宙之谜，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这样一来，不仅清楚地证实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而且也使盛行的人类特殊说的自大狂遭到了驳斥，使人类把自己置于无限的宇宙的对立面和自封为宇宙最重要部分的那种专横跋扈的态度也受到了打击。爱虚荣的人类的这种极度夜郎自大往往把人引入迷途，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翻版”，本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却硬要“长生不老”，并想象自己具有放荡不羁的“意志自由”。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的荒诞不经的恺撒狂便是人类傲慢独尊、自我神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我们只有把这种毫无根据的自大狂抛掉，以适当谦逊的态度接受合乎自然的宇宙学前景，我们才能解决宇宙之谜。
没有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和未开化的原始人一样，到处都受到无数个自然之谜的困扰。文明越是进步，科学越是发展，宇宙之谜的数目就会越来越少。一元论哲学归根结底只承认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之谜，即“实体问题”。根据情况，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总可以命名为实体问题。埃米尔·杜布瓦雷蒙于1880年在柏林科学院纪念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科学讨论会上曾发表一篇著名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七个宇宙之谜”，按先后次序列举如下：（1）物质和力的本质；（2）运动的来源；（3）生命的起源；（4）自然界的（似乎是有意的）合目的的安排；（5）简单感觉与意识的起源；（6）理性思维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语言的起源；（7）意志自由问题。柏林科学院的演说者在解释这些宇宙之谜时指出：三个（第一、第二、第五个）宇宙之谜是先验的，是无法解决的；三个（第三、第四、第六）虽然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第七个“宇宙之谜”实践上是最重要的，即意志自由问题，他却不置可否。
由于我的一元论哲学和那位柏林演说者的看法有着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对“七个宇宙之谜”的见解受到各界很大的欢迎，所以，我认为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表示我的鲜明态度是适宜的。那三个所谓“先验”的谜语（第一、第二、第五），按我的看法，通过我们对实体的见解（参阅本书第十二章），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其他三个所谓困难、但可以解决的问题（第三、第四、第六），通过我们现代进化论是可以得到彻底解决的；最后第七个宇宙之谜，即意志自由问题，根本不是批判的科学探讨的对象，它作为彻头彻尾的教条是建立在虚妄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解决重大宇宙之谜的手段和途径，只能是纯科学的认识，即第一条是经验，第二条是推理。通过观察和实验，我们才能获得科学的经验：这首先要通过感官，第二要通过大脑皮层的“内部感官灶”的活动才能达到。感官的显微基本器官就是感觉细胞，大脑皮层的显微基本器官则是灵魂细胞群，经验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那些无价之宝的器官从外界所摄取来的，它通过大脑的其他部分而转换为表象，这些表象再通过联想而综合成为结论。这些结论是用两种不同但同样有价值和必不可少的方法——归纳和演绎而得出的。更复杂的大脑活动，相互联系的连锁法的形成，抽象和概念的形成，通过幻想的广延活动对悟性的补充，以至于意识、思维和推究哲理等，都是大脑皮层的神经节细胞或神经元的作用，前面所提到的较简单的灵魂活动也是如此。这一切我们都归结为理性的最高概念。
我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然认识，解决宇宙之谜。理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人类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优越地方。理性具有这样高的价值是由于不断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由于科学发展的结果。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开化的原始人与近亲的哺乳动物（猿猴、狗、象等）在“理性上是相差无几的”。然而至今还广泛地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除却神圣的理性以外，还有其他两条较为宽广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认识途径，即情感和启示。对于这种危险的谬误，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坚决加以反对。情感与认识真理是根本不搭界的。我们所珍视的称之为“情感”的东西是大脑的复杂活动。它由喜怒的情绪、好恶的表现、取弃的欲望等所组成。在这里，人的机体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起作用，比如感官和肌肉、胃和生殖器官的需要。所有这些情感状态和情感运动根本不能促进对真理的认识；相反，它往往妨碍对真理认识独具能力的理性，并且时常深深地损害了它。还没有哪一个“宇宙之谜”是通过情感的那种大脑功能得到解决或对其解决起促进作用的。所谓“启示”和所谓由启示而达到的“信仰的真理”也都是如此；“信仰的真理”只不过是幻景而已。这些幻景部分是以杜撰、部分是以有意无意的虚构为基础的。我们在第十六章还要讲到这一问题。
唯一能导致解决宇宙之谜的两条途径——经验和思维（或经验与思辨）在现代越来越被人们所公认，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同样重要的认识方法。这对宇宙之谜的解决确实是一个最鼓舞人心的进步。哲学家逐渐认识到，纯粹思辨的方法是不足以达到真正认识的，比如柏拉图和黑格尔所说的“理念世界结构”就是运用纯思辨的方法；同样，自然科学家在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纯经验的方法对于世界观的完善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培根
和穆勒
曾把纯经验提高到真实世界观的基础。这两大认识途径，即感性的经验与理性的思维，是两种不同的大脑功能。前者要通过感官和中央感官灶来沟通，后者要通过在这两者之间的思维灶，即大脑皮层的联想中枢来沟通（与本书第七章和第十章比较）。只有通过两者之间的联合活动才能产生真正的认识。
至今还有相当数目的经院哲学家，他们只愿用自己的头脑凭空来设想世界，因而轻视经验的自然认识，他们对真实世界毫无所知。另一方面，某些自然科学家至今还认为：科学的唯一任务就在于取得“实在的知识，即对个别的自然现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哲学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自然科学（微耳和
，1893年）。对经验的片面的过高估价，如同对思辨的片面估价一样，都是很危险的谬误。两条认识途径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自然研究的伟大胜利——细胞理论和热力学理论，进化论和实体定律，都是哲学的功绩，而不是纯思辨的结果，而是先行的最广泛最彻底的经验的结果。
19世纪初，我们伟大的理想主义诗人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曾向两支敌对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队伍发出如下的呼吁：
你们互相敌对吧，联合起来还太早！
你们分头去找，真理才能找到！
自此以后，情况幸亏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两支大军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崇高的目标迈进，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并且互相接近，结成认识真理的同盟。我们终于在19世纪末重新掌握起一元论的认识方法。在19世纪初，我们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认识者和诗人歌德就已把它看成是唯一合乎自然的认识方法。
用今天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所有不同的哲学流派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营垒，一方面是二元论的或是分裂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是一元论的或是统一的世界观。一般说来，前者跟神学的和唯心主义的教条结为一体，后者则跟机械的和实在论的基本概念不可分割。二元论（广义上讲）把宇宙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物质的世界和非物质的上帝，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和统治者；而一元论（也从广义上讲）则与此相反，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唯一的实体，“上帝与自然”是一码事，躯体和精神（或物质与能）不可分。二元论主张超世的“人格化”的上帝（理想化的人），这必然要导致人类特殊说的有神论；一元论则与此相反，主张尘世的上帝（包罗万象的世界之物），这必然导致泛神论。
直到今天，一元论和唯物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还常常被混为一谈，就像唯物主义的各种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有着本质区别的流派也被混淆在一起一样。这种或那种类似的概念混乱引起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和层出不穷的谬误。为了避免所有的误解，我们想简略地提一提下列几点：（1）我们纯粹的一元论在理论上既不同于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唯心主义（最近常将它称为唯能论）。前者否定精神，把世界看成是一堆僵死的原子；后者则否定物质，把世界看成是在空间排列有序的能的组合，或者是非物质的自然力。（2）而我们像歌德一样坚信：“物质离开精神，精神离开物质，都不能存在和起作用。”我们坚持斯宾诺莎的纯粹的明白无误的一元论：物质就是无限广延的实体，精神（或者是能）是感觉的和思维的实体。物质和精神是包罗万象的神圣的世界本体（或宇宙实体）的两种基本属性或基本特性（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我的一元论与歌德的统一泛神论的世界观结了缘，与斯宾诺莎的“同一哲学”结了缘（正如我于1892年在阿尔登堡所作关于“一元论”的演说和1899年在《宇宙之谜》第一版里试图较为详尽地探讨的那样），在最近的10年中引起了许多相互对立的解释。我把“精神”（更确切地说是“宇宙精神”）这一概念分成两个属性：能（或力）和感觉（或心灵）。我想这样一来，矛盾和误解大部分可以得到解决，并会得到满意的说明，这就产生了“实体的三位一体”（对应“上帝本质的三位一体”）。自然，人们也可以把“感觉”当作能的一种形式来理解，许多生理学家和绝大多数的一元论者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做的。约翰内斯·弥勒
就首先提出了“感官神经”的“特殊能”，它与广义的能的概念是正好相符的。如果我们把三个同等的属性解释为物质（充满空间的或广延的）、能（过去称为“力”，叔本华称为“意志”）和心灵（广义上的下意识的感觉），这样我们的实体概念就更清楚了。
阿尔布雷希特·劳
在他的杰作《感觉和思维》（1896）一书中强调指出，“知觉或感觉是自然界中十分普遍的过程，从而同时也有这种可能，将思维本身也归结为这一普遍过程”。在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思想丰富的著作《感觉的分析》一书中对这有着更深入的探讨。耐格里
把感觉解释为原子和分子，并说“人类的精神只不过是精神过程的最高发展，这种精神过程使自然到处都充满了生气和运动”（18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