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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取向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集中起来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以此为根据建设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体制、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中，这种制度观的坚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基础，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要求。二是始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适应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并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三是努力推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统一起来，在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上闯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僵化的集中计划经济的“老路”，又不同于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路”。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上，把所有制结构及实现方式的改革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创新统一起来，既坚持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在企业所有制及产权制度改革上，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与国有经济分布结构调整统一起来，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又坚持增强和发挥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在调控机制上，把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市场体系培育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统一起来，在推动市场秩序完善、培育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努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全面深入创造性结合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次结合” ，到改革开放时代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利益实现的按劳分配为主的制度，与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尤其是作为主体的公有制本身能否与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关系相互兼容；另一方面是如何在资源配置和调控机制上协调政府与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在以往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发展史上，前一方面的问题被视为无解，后一方面的问题被视为难解。两方面问题相互联系，但最根本的在于前一方面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具有深厚的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传统。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马歇尔新古典理论，再到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不断演变的主流经济理论，以及早期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到当代的货币主义、合理预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等流派，都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的可能，都把政府集中计划经济视为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把竞争性市场经济视为资本私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竞争性市场机制根本对立起来，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获得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性效率的可能，以在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传统。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是产生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历史上才真正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机制提供了基本制度基础，在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社会共同占有制否定了资本私有制，商品、货币及市场经济关系将不再存在。公有制下不可能也不应当，更不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盲目地、间接地实现资源配置的社会性，而是以自觉的直接的方式实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改革实践上，真正难以突破的难题也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结合。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初衷也是力图在保持公有制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引入或培育市场经济机制，并使之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体制，从而同时兼得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好处”，既有公平又能保障效率。在国有制垄断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斯大林模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力图在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因素（如“柯西金分权式改革”的实践和利别尔曼等人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但都未能真正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之后，为取得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配置效率，这些经济转轨国家纷纷放弃了公有制的制度基础，以全面资本私有化来支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即采取“华盛顿共识”所表明的私有化加市场化的制度改革逻辑。
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坚持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与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统一起来。在制度层面上，通过深化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使之既不失其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又能够与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相互兼容；在运行和调控机制上，通过深化市场化进程和完善市场秩序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努力推动使市场既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