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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历史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经济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性发展要求。顺应这种伟大历史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以此来总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以自觉认识和更好地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领导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以问题为导向，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必须坚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发展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范畴，阐释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上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重要任务和根本目标，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体系和基本特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
从“政治经济学初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伟大历史实践的理论反映，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深入实践的创造性发展要求，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历史运动规律的科学，“经济”的古希腊词源是指家庭管理，如色诺芬的《经济论》。“政治经济学”出现在17世纪初，源于古希腊文中的“ Πóλη” （polis，城邦国家与政治意义）与“经济学” （οικονομ α）组成的复合词，首次使用这一范畴的是法国重商主义学者安·德·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 ，把“经济”从家庭管理上升为国家治理，并使之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根据辩证唯物史观，考察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生产方式是生产的社会方式和自然方式的统一，前者体现的是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后者体现的是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产的自然形式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具体物质承担，社会形式则体现生产的社会历史本质，不能机械地将两者混同或割裂开来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即以生产劳动中人与自然的相互能动物质交换过程为基础，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即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统一中，揭示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最终目的是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明确的，“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关系”
，这里所说的“物质生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这里的“物质”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相对于“精神”的客观存在，“物质生产”指的是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能动的交换，这种物质交换的方式即为“生产方式”，包括人与人的社会方式和人与自然的自然方式。
因而，考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与考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不能把生产的社会形式与自然形式割裂开，不能把生产过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割裂开，不能把作为经济基础的分析与上层建筑的考察割裂开，而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在人与自然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中展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有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辩证唯物史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前者主要指马克思的哲学研究的发现，后者则指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这两者又是紧密联系的，辩证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的历史价值观，又是其分析的基本方法，将其运用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来便形成其政治经济学说，而其政治经济学说又是其历史观最充分的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而恩格斯不仅多次强调辩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进而指出“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反杜林论》），而且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历史观和政治主张的全部理论阐释基础。
把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命题及所要达到的目的便可以概括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一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的历史要求，阐释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目的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考察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回答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需要建立特定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即为何需要某种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制度。二是怎样运用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怎样实现代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运动是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上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因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是有阶级归属的。
古典经济学自产生起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特别是研究与生产和分配相关的制度、社会、道德乃至人性等因素，如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直到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种观点进行的又一次系统整合之后（思想史上，一般认为在马歇尔之前的约翰·穆勒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整合，马歇尔为第二次系统整合），“政治经济学”才被“经济学”所取代，而这种取代本身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恰是这种历史原因深刻证明着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就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和分配的性质是其研究核心，价值理论与相应的收入理论构成其基本内容，特别是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成为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一百多年中的主流价值理论。之所以价值理论和相应的收入分配理论成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根本原因出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公正、合理性的需要，进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因为它在经济生活中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正”的，进而需要在经济理论上进一步充分论证这种公正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而这种论证恰好是价值理论要处理的核心命题。英国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提出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出于对产业革命进步性的历史呼应，另一方面是承认无产阶级存在的意义，以满足联合其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反对者——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需要。斯密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之外又提出“收入决定论”，肯定要素包括劳动、自然、资本等均是收入的决定因素，因而也是价值的源泉，目的就是为资本的正当性保留理论根据，以避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及资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无偿占有的矛盾；李嘉图“一元劳动价值论”之所以被后来的正统经济学否定，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后来西方主流劳动价值论逐渐由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所取代，根本也是出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必然性辩护。直到19世纪末，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新古典综合价值论，其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至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讨论的主题由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论证的核心命题由为什么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即由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合理性、公正性、必然性，转而论证怎样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获得最大的利益，进而发现均衡价格的位置成为核心命题，求解极值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基础上而形成的，其基本内容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展开剩余价值学说的分析，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根据这种内在矛盾运动的逻辑，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逻辑，指出了以社会共同占有制度为基础的新社会对资本私有制替代的历史必然和科学道路。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统一。马克思揭示了公有制（社会共同所有制）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但马克思并未也不可能深入探讨如何建设和运用新型生产方式，以实现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这需要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对以下四个问题的回答中：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是重科学主义还是重人文精神。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当强的经验性，进而也强调在经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主义，通过基于经验的命题（假设）的证实或证伪，印证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性质。强调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应当说是正确的。在我国，人们对经济规律是否存在、是否具有客观性等最为基本的问题都曾存在疑惑，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政治经济学是否首先是，或应当首先是科学仍有争议。可以说，我国普遍承认并尊重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经过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说，承认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前提，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们社会经济关系运动的学说，因而其根本使命就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发现”，而是要在“发现”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有人类社会历史价值取向的质疑和批判。并且，即使是作为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即认识和阐释客观经济规律），政治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由人连接而成的“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要能够真正深入客观地认识社会，认识“人”，总还是需要特别强调人文精神的。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来说，他们更不应当缺失人文关怀，而支撑这种学术人文精神及学者人文关怀的，只能是一定的价值取向（世界观）。当一门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其中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越来越“淡漠”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学科越来越“虚伪”的时候，所谓人文精神的“淡漠”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掩饰，在其“淡漠”的表象下一定有其不想或不敢昭示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取向，这种掩饰也意味着社会发展逐渐“折旧”了这一学科。真正的科学应当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真正科学的决策应当是科学根据和人文根据的协调。当社会出现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割开来的时候，开始将经济学的实证经验性与历史社会性对立起来的时候，强调二者的统一和协调，就更加有意义——虽然也更加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是重内容的思想性还是重形式的完美性（尤其是数学意义上的完美）。按道理，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应当是统一的，统一的前提在于形式服从于内容的需要。表达方式的完美，特别是数学分析上的充分和简约，是为了使思想内容阐释更为科学和严谨，同时，也只有真正具有科学性的思想，也才可能通过简约的数学形式得以完美地呈现（大道至简）。
这就不能不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一定的学术问题或学说始终建立不起属于自身的简洁明快同时又具说服力的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一学说本身的思想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存在局限，甚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因此表达阐释方式上的冗繁和话语体系上的不清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思想内容上的不成熟和不自信，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自身生长发展的历史基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总结实践经验而形成其深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而且需要自身的话语体系，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不可能准确科学地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涵的。之所以出现在话语体系上系统性地而不是批判性地运用西方经济学说的现象，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一定的话语体系可以提升学术思想的准确性及深刻性，对于经济学来说，完美的数学表达方式可以提高思想的精确性和结构的逻辑性。因而人们常说，一个学科的成熟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个学科的死亡程度同样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也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也就是说，如果过于强调表达形式和修辞方式的完美，特别是一个学科本身的特殊批判性及思想性越来越淡漠、苍白，进而越来越仰仗于话语体系的外在显示或数学表达上的形式严谨，那么这一学科本身存在的价值也就不大了。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之所以自1871年“边际革命”后，数学的边际分析成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重要的原因首先在于其经济学的使命发生了重要转变，其基本使命不再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论述——为什么需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资本的收益最大化。因而，一般均衡分析及发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任务，相应地，数学的边际分析成为重要分析工具，数学的分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色。问题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与表达方式的完美性和简约性应当是统一的，而思想的多样性和理论的鲜明性又要求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及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不能割裂这种内容的思想性与话语体系上的同一性，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修辞方式、数学方法等整个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基本观念、政策倾向、逻辑结构间如何统一，是我们面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是重其历史价值观的阶级性还是重其解析能力的逻辑性。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科学，其阶级性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学者和学派都不可避免地受阶级历史价值取向规定，否定这种历史规定便是否定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质。但另一方面，一切经济科学都需要具有科学的解释能力和逻辑的说服力。真正科学的经济理论必定是阶级的历史价值取向与逻辑分析能力严谨性的统一。所以政治经济学才既是科学的又是历史的，本质上社会科学均是历史的科学，缺少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形态上的历史价值观，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便失去了其社会性，缺乏分析问题、解释问题的逻辑分析能力，便失去了其科学性。如何使这种社会性与科学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当人们开始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自觉与科学逻辑性分割开来的时候，强调这种统一尤其重要。
第四个也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间的关系（即所谓经济学研究上的中、西、马三者的关系）。简单照搬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出发，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但不能采取僵化的态度，而应使之中国化，开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中国实践在继承中发展；同样，也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科学毕竟是开放的，是在借鉴一切相关科学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待西方经济理论也需要通过中国实践在批判中吸收。最为根本的目的都是切实有效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否则会在理论上自卑而不自信，或者自负而不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