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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应当有相应的价值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必须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怎样的价值理论？ 如何统一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这些是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而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论证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优越性及相应的必然性，研究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更替的历史趋势及条件。正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历史的科学，作为历史的科学，必然具有相应的阶级性。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进步性、正义性，总是从一定阶级利益和立场出发的，因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代表的。而价值理论便是对一定生产方式正义性和必然性的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因此，一定阶级属性的政治经济学为其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和必然性进行论证时，必须具有自己的价值学说，并以此作为其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产生起，价值理论便成为其核心，在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价值理论成为基本内容，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古典经济学首创了劳动价值论，并且使之成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成为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理论，支配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之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主流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热点和核心命题，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三方面。
第一，论证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需要。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处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取得稳定的统治地位，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力基础（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并未真正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之人类以往的社会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势仍未真正体现。因此，特别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正义性和合理性加以说明，这是包括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等全部学术思想界和意识形态代表的共同责任。从经济学来看，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优越性，需证明其正义和公平。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的特征是市场机制（市民社会），在本质上，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法权规则，而不是特权准则，因而在经济关系上是公平的；在形式上，体现的是“契约主义”，而不是等级身份，因而在权利与责任上是对等的。但什么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的根据是什么？ 因此决定等价交换的基础——价值，便成为全部经济学关注的热点。此外，价值是怎么生产创造的？ 生产出来的价值又是怎样分配的？ 价值的源泉是什么？ 价值如何分配才公平并同时有效？ 因此价值创造和分配的理论又成为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优越，根本在于它在价值创造上更具公平竞争性（法权），所以有效；在价值分配上贯彻等价交换，所以公平。因此，价值理论的讨论便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紧密统一为一体，成为极具重要意义的不可或缺的热点命题。
第二，反对封建生产方式的需要。作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资产阶级有其历史进步性，其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阻力来自封建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恰恰相反，资产阶级需要联合无产阶级作为共同对抗封建阶级的力量，这种联合的基本方式是以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在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中对无产阶级的存在及无产者的劳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需要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认。这种承认在经济学中的体现，集中表现在其劳动价值论上，即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因此，劳动价值论成为自由竞争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学说。
第三，对产业革命的理论反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成为自由竞争时代经济学的热点和主流，也是对产业革命的理论呼应。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正是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革命的时代，要求其主流的经济理论对产业革命，特别是对工业制造业及与工业制造业发展联系得最为密切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加以论证。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也包括效用价值论的思想）就已有萌芽，但就整个社会时代而言，当劳动主要由奴隶所从事时，不可能被视为尊贵和正义的。虽然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感觉到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劳动本身并不被视为“高尚”的进而是有价值意义的活动；况且，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是从属于政治和美学利益的，研究经济问题并无经济本身的目的，而是为解决更重要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命题得不到重视。到中世纪神学家的时代，虽然人们对价值问题有进一步关注，但不可能形成经济理论体系，他们关注的热点是阐释上帝安排的人们的行为准则，在财富观上，他们视财富的积累为罪恶；在制度观上，他们排斥个人占有，崇尚“财富共有”；在生产观上，他们赞赏自然经济形态的农业，有保留地宽容手工制造业，严厉谴责商业，因此对与工业制造业大生产相联系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不可能予以承认。古典经济学倡导的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并赖以存在的产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回应。
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主流价值理论的演变，同样是适应历史发展变化、深入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及合理性的需要。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关于价值理论的分歧主要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关于价值理论的对立，是沿着这样的思想史线索展开的：①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长达百年以上；②效用价值论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先是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后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价值-价格”论即“均衡价格”论，以“均衡价格”替代了“价值”范畴；④后来的经济学家对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不断进行发展和完善，从局部均衡分析发展到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传统。
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一个世纪之后，到19世纪中叶前后，伴随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瓦解，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让位于效用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在思想史上的直接原因，在于李嘉图学派的瓦解。李嘉图在斯密之后把古典劳动价值论推向极致，把价值的源泉归结为劳动，并且视其为唯一的源泉。这种一元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封建地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无偿占有，为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根据，但彻底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还会对资本获得利润的正义性进行否定，这显然不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李嘉图的初衷。但由于其理论上的局限性，李嘉图没能区分价值和价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特别是对“劳动”的认识是粗糙的，不能回答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怎样创造价值，也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现象，从而面临一个根本性矛盾：坚持劳动价值论意味着在否定封建地租的同时，否定资本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承认资本的正当性则又要动摇或修正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学派的追随者为解决这一矛盾，不得不将积累的劳动（死劳动——资本）同样视为“劳动”，进而视其为价值的源泉，从而导致其劳动价值论的破产。
在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破产的基础上，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迅速取得了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与劳动价值论对立的效用价值论，其思想萌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但远不成其为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最初也是见诸于斯密的学说中，斯密在提出劳动价值论思想的同时，又提出收入决定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润，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同时也是价值的三个来源，这就形成了与其劳动价值论的矛盾。为解释这一矛盾，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应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应让位于收入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矛盾还在资本与封建对立之后，坚持劳动价值论对于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更为有利，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稳定之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进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首要，坚持劳动价值论便是对资本正义性的否定，因而需要以承认资本合理性的收入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可见，斯密之所以提出收入价值论，并指出到一定阶段需要以此替代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辩护。而李嘉图学派在把古典劳动价值论推向极致的同时又使之庸俗化直至破产，在思想史上为效用价值论对其主流地位的替代创造了可能。
效用价值论（即生产成本价值论或称要素价值论）是在19世纪初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系统提出的，到19世纪40年代替代了古典劳动价值论取得主流地位，其思想源头是继承斯密的收入价值论，综合了生产要素论、供求关系论、生产效用论和客观效用论等思想，核心是效用论，认为价值即效用，效用是由资本、自然（土地）、劳动三要素共同生产出来的，因此与生产有关的要素均是价值源泉。后来一些学者如约翰·穆勒等又对这种生产要素论做了系统的表述和综合，形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客观效用论学说。显然这种转变的经济史动因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进行辩护。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在此之后，主观效用价值论又替代了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即效用，但效用并非客观效用，而是人们主观上对满足欲望程度的评价，同时决定价值量大小的并非一般的主观评价，而是边际效用，即人们对最后一个增量给其带来的欲望满足程度的评价。发生这种转变，经济史上的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矛盾开始尖锐，特别是发生了若干次深刻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和谐。怎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效实现和谐（均衡）？ 需要确立新的价值理论予以支持，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目的就是要求资本主义的生产应把目的确定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若生产能充分适应和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便不会产生危机，也才真正有价值。显然，主观效用价值论主流地位的确定，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克服经济危机的需要而历史地提出的。
主观效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时间不长，便被马歇尔的英国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价值论所取代。马歇尔在综合以往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其体系中，价值与价格是等同的。马歇尔的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在分析方法上，马歇尔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在价值决定及均衡价格的形成上，既强调需求的作用，又强调供给的作用；既承认客观效用，也承认主观效用，并且十分强调边际分析。马歇尔综合价值论的实质是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其后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关注的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命题，而是均衡价格命题。之所以有这种转变，除经济思想史上的原因外，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已经十分牢固，比较而言，直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优越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已不如此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源配置有效，进而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因而，发现均衡的位置，分析怎样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进而为满足资本收益最大化创造条件，便成为经济学讨论的热点和核心。也就是说，论证的热点从直接论证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转变为如何运用资本主义，进而满足资本的利益需要。
总之，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之所以成为热点和核心命题，占主流的价值理论之所以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又从效用价值论到均衡价格论，根本上都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需要，核心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正义性、必然性及有效性。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来说之所以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它集中论证了一定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