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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其中关键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了中国实践，社会科学理论既无法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又无法有效回应中国政策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越来越变成自娱自乐。有两个不同层次的自娱自乐，低层次的是拼凑文字，无病呻吟，较高层次则是以理论对话为目标，试图从丰富的中国实践中摘取只言片语来对话西方理论。
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如此状况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过早结束了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以及过早进入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
，从而过早地脱离了中国丰富的经验与实践，进入到了以规范化和对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科学研究阶段。缺少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消化与吸收，过于强调规范化的以对话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对话的问题很快就被西方社会科学带偏，甚至会丧失中国主体性，结果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少对时代实践与经验的理解能力、缺少对中国政策的回应能力。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屠龙术”。
正如我曾说过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循环，一种循环是“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从经验中提出问题，形成对问题的理解，再回到经验中检验，逐步积累出具有对经验理解的一般化的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就是理论，这个理论是从经验中产生出来又回到经验中验证的。还有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循环是“理论—经验—理论”的小循环。这种小循环从理论出发，通过经验来验证与发展理论，从而回到理论。小循环的典型特点是学术对话，目的是证实或完善理论。相对来讲，大循环的核心是理解经验与实践。大循环和小循环的出发点不同，着力点不同，研究方式、方法上也有不同。同时，大循环与小循环之间又是有联系的，即大循环是小循环的基础，小循环是大循环的延伸。大循环保证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出问题，获取滋养，小循环才有意义。又正是通过小循环可以完善大循环形成的理论性认识，拓展大循环形成理论性认识的适用范围。没有“大循环”，“小循环”就成了无源之水，只有建立在“大循环”基础上，“小循环”才不至于走偏方向。“大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小循环”必然繁荣起来。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缺少“大循环”所形成理论性认识前提下，过早将研究重点集中到以对话和规范化为主要表现的“小循环”中，更糟糕的是，因为缺少“大循环”形成的理论性认识积累，“小循环”中的对话很快就变成了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与美国的中国研究对话，就变成了补西方社会科学大厦中尚未安装玻璃窗的修补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失去了主体性，当然也不可能从丰富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中获得滋养。
要改变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几乎唯一办法是“呼啸走向田野”，在伟大的当代拥抱中国经验与实践，进行饱和经验训练。
一般来讲，我们说社会科学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之间，一方面，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讲，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是不够的，即使最接近于科学的经济学也是有大量前提与预设的，所以，“科学”的西方经济学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缺少基本的解释力。
另一方面，相对于人文艺术，社会科学仍然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其中关键是社会科学所要获得的是一般化的知识，或用一般化形式来表述的知识，是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是一般而非特殊。
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无法完全“科学”，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太复杂，涉及的变量太多，任何社会科学的结论都只可能是在受到时空条件限定、在有若干预设和前提下面的结论，一旦时空条件改变了，预设与前提不存在了，结论也就要变。任何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预设其他条件未变基础上对有限变量关系的研究，这些预设或明或暗，绝大多数预设的条件甚至都未被充分讨论。这种情况下面，社会科学对有限变量讨论所获得的结论，几乎必然会因为时空条件的变动而变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探讨预设条件不变情况下面的有限变量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讨论有限变量关系背后的时空条件，通过不断地将时空条件纳入进来讨论，又不断地将时空条件一般化。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不断地在具体分析中获得一般性结论，社会科学研究就可以逐步获得超出特殊的一般，就具有了与人文艺术所不同的“科学”品格。
举例来说，仅从空间上讲，因为历史、地理等等原因，中国农村存在三大具有显著区域差异的农村地区：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其中关键是村庄结构的差异。南方农村普遍存在聚族而居的宗族型村庄，我称之为团结型村庄；北方农村则普遍存在以五服内关系组织起来的小亲族结构，村庄结构具有明显分裂特征，大多数村庄都是由相互竞争的若干小亲族集团构成，村庄具有明显的分裂对抗特征；长江流域村庄的农户家庭往往缺少强有力的血缘联结，村庄原子化程度很高，这样的村庄结构是分散的。村庄结构的团结、分裂和分散，就使得不同结构村庄在对接外来力量（比如国家、市场等等力量）时会有完全不同的方式，从而就有完全不同的逻辑与机制，也就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不仅如此，在不同类型村庄成长起来的农民会有相当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人格特征。因为村庄社会结构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无论是政策落地、法律进村、市场关系，还是农村人情、农民行为模式，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中国南中北地区就有如此巨大差异，何况中国与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必然导致不同地区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只能是地区性的或地方性的，仅就中西差异而言，西方深受基督教影响，而中国缺少超越性宗教，使得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行为与心理模式差异很大，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就很难直接套用到中国实践中，西方理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与中国现实要求可能也是错位的。
除了空间与文化以外，时间差异、发展阶段差异也是重要限定条件。在不考虑时空条件的情况下面，用抽象经济人预设来进行研究，往往是取消了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获得几条抽象的理论结论，而是要有还原具体经验的能力，要有理解乃至指导政策的能力。
所有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没有脱离时空条件的绝对社会科学。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在西方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有其历史和现实语境。西方社会科学内部也有差异，不过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现象，西方社会科学共享问题意识、时代条件、问题预设、历史文化等不言自明的前提，并且在互动中形成了一个相对一致的整体。经过两百多年发展，西方社会科学不仅已经有了相对高度的内部整合，而且有了相当完美的一般化形式。
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对照下，形成了对非西方世界的“东方学”，这个“东方学”研究的是非西方的东方世界，所要映照的或所要认识的却是西方社会自身，是按西方社会的需要提问及按西方方式来组织的。
更糟糕的是，因为西方社会科学本身相对完美的一般化形式，以及西方经济军事政治的强势，客观上形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势，西方社会科学在脱离西方时空条件情况下，作为一般化的“科学”入侵到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在西方社会科学霸权话语下面，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沦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附庸，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依据西方社会科学提出的问题、预设的前提、规定的路线开展研究，非西方世界的经验与实践仅仅是证实或证伪西方社会科学的证据，且这个证据是被割裂的，是碎片的，是从非西方世界整体中抽离出来的。非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变成在非西方语境下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论证或补充，非西方的社会科学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提出问题的权利，也就丧失了主体性，依附于西方社会科学，当然也就无法回应非西方的时代问题，既无法理解非西方的经验与实践，又无法为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指导。
非西方的社会科学，或者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主要任务显然不只是要为西方社会科学打补丁，而是要理解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要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为中国政策提供理论服务。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从中国语境中发育出来，形成基于中国时代条件的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进一步厘清同样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时空条件。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以及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通过将中西社会科学不同的语境条件揭示出来，逐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发展基于中国时代条件的中国的社会科学。
西方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复杂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概念工具、逻辑体系、方法和前提预设。前面三个方面是公开言明的，第四个是未公开言明的，却是最为重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就需要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过程中，不仅引进言明的原理与方法，而且要以西方社会科学作为工具来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与实践，要逐步清理出中国与西方所不同的未言明的前提预设、时代条件。要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中“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
无论是西方社会科学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都是或应当看作是地方性知识，虽然这些知识大都是以一般化形式来表达，背后却都是有前提和预设的，只有将这些社会科学原理放置在或转入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语境中，这些社会科学原理才是有意义的。社会科学要有还原社会现象和揭示社会规律的能力，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形成社会科学原理，所有社会科学原理都只能或只应是中层的，甚至是具体的，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有一些社会科学原理本来是具体的，在理论演进过程中却可能变得脱离了语境，变成了抽象的一般化原理，这种超出具体的一般化原理，只应当是启发性的，是立场、观点、方法，而不能是结论，更不能变成可以到处乱用的教条。
西方社会科学从回应西方工业化以来的时代需求开始，在西方特定历史、文化、宗教、世界体系位置下面发展成熟起来，现在变成了脱离其特定时空条件的一般化原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当然不能只是将西方社会科学照搬照抄，而是要依据当前中国发展的时代需要，将西方社会科学作为工具，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发展重点，要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获得滋养，并在中国时空条件下发育完善。当然这也需要有中文期刊和母语优势。只有不断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获得滋养而发育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才可能也一定能与西方社会科学平起平坐、平等对话，也才可能做出中国的贡献。
社会科学表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体系，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化表述。因为经验都是具体的，都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就需要从经验中抽象出最本质最一般的部分，通过概念来建构理论。脱离了具体经验的一般化理论，因形式简洁，抓住本质，含义深刻，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传播性。通过不断阅读理论，就可以形成想词的能力，可以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去分析和理解经验。理论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视角，掌握了一种理论，有了想词的能力，就可能透过理论的视角去观察经验分析实践，就可以看到没有这个理论视角就无法看到的东西，或者正是通过理论看到了应该看到的东西。这个意义上，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经验与实践，因为所有经验与实践都是透过理论视角所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经验与实践）不过是我们所掌握的理论视角让我们观察到的。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能看到的或想看到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有什么样的想词能力，我们就观察到什么样的现实。
因此，要真正做到客观，就必须同时在三个方面着力建设社会科学：第一，要允许社会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视角。多元视角可以形成互补；第二，要对社会科学得以产生的具体时空条件进行还原；第三，要将经验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与想词能力相匹配的想事的能力。以下重点讨论想事的能力。
所谓想事的能力，就是不借助理论来观察理解经验与实践的能力。一个长期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的成年人，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就可以有效应对生产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扰，从中获得自己行动的指南。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通过自己积累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轻松化解村庄纠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村庄熟人社会中，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村庄生产生活中的基本规矩，不依靠社会科学理论，而仅仅依靠传统，他们就可以保持住社会秩序。一些特别精明聪明善于思考的人士还会具有应对传统力量不足时的调整能力。
对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讲，他当然不能只是生活在熟悉而不自知的世界，他还必须要解剖这个世界，要深入到经验或实践的内部结构中去理解经验本身的逻辑，从而具备想事的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和农民一样生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在这个日常生活世界里，我们不用动脑筋也不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理论就可以如鱼得水一样自由生活。不过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仅仅具备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自由生活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要将生活经验陌生化，要让所有自然而然的事情变得不自然，再重建自然而然的世界。通过不断陌生化，不断提问，真正理解生活世界中的复杂性、复杂结构，才能具备想事的能力。
具体地，社会科学研究者想事的能力来自他们长期用心浸泡于其中的经验。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要知道梨子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熟悉但不自知的生活世界，到一个相对陌生或可以做陌生化处理的世界去观察，一定可以发现很多与自己想当然不同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追问，不断地在丰富经验追问原因过程中，深化对经验本身的理解。刚到经验中去，我们看到的是经验的抽象整体，进入后，将整体经验分解开来，形成对经验内部的结构性认识。这个过程中，从重点关注现象A，到发现现象之间相互关联从而关注到现象B，不断地将经验内部相互联系诸方面清理出来，由A到B到C一直到Z；再回头过来看A，则过去抽象的A就变成了具有具体性的A，基于对B—Z的理解，再来理解A，这个A至少不会是肤浅的。
要形成想事的能力，就必须反复地深入到经验与实践中去，不断地提出问题，打破旧常识，建立新常识，再打破再建立，在扩展中深化对经验的认识。在扩展和深化时，当然不反对甚至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理论预设和概念工具，要防止的只是不应仅仅依靠一种理论工具。尤其要保持观察经验的开放性。深入经验的过程中，理论只是手段和工具，应当沿着经验本身的逻辑向前走。实践或经验都是有自身逻辑的，是自洽的，是一个整体，调查或观察都充分依据实践或经验自身的逻辑，都应当将其当成有机整体来理解。
不断深入到经验与实践自身逻辑中去，沿着经验的逻辑向前走，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经验质感，即对经验整体的判断能力，或者说就是想事的能力。不借用理论也可以想事，也可以对经验有本能的基于内化于心的判断能力。
一旦有了经验质感，有了想事的能力，再与基于理论的想词的能力形成平衡，理论就可以从经验中吸取营养从而让理论得以成长，同时经验也可以借理论来得以更深刻地呈现。一个缺少经验质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因为缺少想事的能力，在具体研究中用想词代替想事，活生生的整体经验被切割，理论就变成了教条，而教条主义害死人。
经验质感就是一个研究者对经验的总体的直觉式把握的能力，这种能力类似骑自行车时的平衡能力，学游泳时的平衡感，以及学习语言时的语感。这是一种已经深入到身体的本能与直觉。只有具备了经验质感，才具备真正想事的能力，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才能做出一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如何形成经验质感？最为重要也许唯一办法是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当前最为重要的经验训练无非是阅读史料和进入田野。史料是已经逝去的现实，田野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无论是史料所记载的历史经验，还是田野中正在发生的现实经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经验有其自身的结构，有其内在的发生逻辑，且经验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不同经验现象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进行经验训练就是进入到复杂的经验结构内部去探险，寻找经验自身的逻辑，将复杂的经验全貌揭示出来。在揭示经验全貌时，要尽可能保持开放性，多角度看问题，追根溯源，由关注A到关注B，到关注C，一层层深入进去，沿着经验本身的逻辑向前走。在反复进入经验及反复受到经验本身逻辑牵引而更加深入理解经验的过程中，研究者就开始形成关于经验的复杂思维，就开始具备与想词不同的想事的能力或直觉，就开始具有经验质感。
因此，形成经验质感一般有两条进路：一条是阅读史料的进路，一条是进入田野的进路。阅读的史料是过去的现实，是历史的现场，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信息片断。这些史料是死的，往往是片断的、碎片化的，不连贯的，还有一些史料是被刻意篡改过的。整体来讲，史料所包含历史信息的质量往往是不高的，也是残缺的。要通过阅读史料来还原历史现场的难度很大，要探讨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结构就更加困难。试图通过大量阅读史料来形成对历史经验的把握能力（经验质感）必然是难上加难。因此，史学研究一般“板凳要坐十年冷”，通过连续十年阅读史料方有可能形成对历史经验的把握能力，形成想事的能力。
与阅读史料不同，进入田野的经验训练，因为田野现场中有着极为完整丰富的经验，有着对经验有理解记忆能力的在场者，尤其是相对容易进入且相对完整也相对封闭的村庄田野，具有十分完整的熟人社会关系，具有相当稳定的内部结构，就使得研究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凭借容易获得的高质量信息来重建对村庄较为深刻的整体理解。若干次进入田野，若干次依据高质量信息建立对进入村庄的深刻整体理解，很快就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形成经验质感。因为田野现场具有更加丰富且高质量信息，就使得通过田野现场来形成经验质感远比阅读史料来得容易。一般来讲，经过两年左右的连续田野就可以形成做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的经验质感了。
通过田野现场训练经验质感与通过阅读史料形成经验质感是相通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说有了对现实的把握能力，就更能读懂历史。“读史使人明智”，是说读懂历史就可以更好理解现实。一个真正懂得现实的人必定有理解历史的能力，一个真正懂得历史的人也一定更能理解现实。缺少经验质感的历史研究者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因为缺少对经验的理解能力，在面对具体经验时很容易“强词夺理”，即以抽象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大词”去压制或歪曲经验的内在逻辑，“想词”压倒了“想事”，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显然是没有前途的。
如何从阅读史料、进入田野到形成经验质感，关键就是要进行饱和经验训练。所谓饱和经验训练，关键就在于不间断地不带预设地进入到经验中去，沿着经验中的发现或提出的问题往前走，不断地发现意外，一路进行经验的探险，找到经验内在的复杂结构，理解经验本身的复杂性乃至某些偶然性。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经验的探险，尽可能全面深入完整地理解经验，理解经验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结果却反过来形成了我们对经验的感知把握与理解能力。这个意义上，作为经验训练的阅读史料和进入田野本身并非研究，而是通过大量史料阅读和田野调查让社会科学研究者受到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一个真正经受了长期经验训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才可能真正具备想事的能力，才可能做到“想事”与“想词”的平衡，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没有“想事”能力的学者必然是教条主义、书呆子，而不可能做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
长期进入经验（无论是阅读史料还是进入田野），进入经验时不带预设，让经验自己说话，保持开放性，对经验保持好奇与敏感，不断扩展经验的边界，不断地由经验A到经验B再到经验X，一直到Z，再来重新理解A，A就成为有了具体的抽象，有了结构的整体。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进入经验，形成对经验更加丰富深刻完整理解的过程中，研究者本身就开始形成经验质感，就开始有了想事的能力。正如儿童长期学习语言就可以形成语感一样。
一旦形成经验质感，有了想事的能力，就可以具备真正做中国经验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有了理解文献的能力，就有了理解经验与实践复杂性的能力，就有了理解西方社会科学发生语境的能力，就可以防止研究的“强词夺理”，就可以避免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就可以在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中大有作为。
前文已述，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培养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经验与理论两张皮，即无论是否有经验都不影响论文的结论。经验不过是一个摆设。经验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理论，理论也不是从经验中长出来的。两张皮的博士论文显然不是好博士论文，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做经验研究的博士论文绝大多数都是两张皮的状态。
更让人遗憾的是，不仅博士论文普遍存在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的问题，而且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很少有真正从经验中生长出来的理论，而大多集中到对话式的研究中了。这种对话式研究就是我前面所讲“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在缺少对经验深耕、缺少深入丰富的“大循环”提出问题形成理论预设的情况下，“小循环”无法从中国转型时期丰富深厚的经验与实践中获得滋养，当然也就很难长大，以至于当前经验现象如此丰富，社会实践如此复杂的当代中国，却找不到研究的问题和话题，这真是一个笑话。
在无法真正从中国经验中获得滋养的情况下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以对话为特征的“小循环”研究变得十分繁荣且显得“政治正确”，社会科学研究在缺少经验滋养的若干所谓理论问题上不断地对话，不断地“打补丁”，不断地将有机的经验整体割裂开来，从而产生了大量看起来很规范却基本上是同义反复的低水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者越来越多，论著不断出版，研究水平却没有提高，社会科学越来越无法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也越来越缺少回应中国政策实践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当前出现了严重的“内卷化”，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研究者的“自娱自乐”。这就很悲剧了。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当代中国丰富的经验和伟大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必须通过大循环打通理论与经验的强关系，呼啸进入田野，大胆建立假设，运用一切理论和方法作为我们理解经验与实践的工具，形成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的概念和中层理论，从而开始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旅。
大循环必须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并且以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为基本依托。没有经验质感，就无法从无限丰富复杂的经验与实践中正确地提出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提纲挈领，直击要害。
从经验中产生并不断获得经验滋养的理论，就会具有无比丰富性与可能性。所谓理论，就是一套可以理解或解释经验与实践的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在同等解释力下，理论逻辑越简单、概念体系越清晰，就越是好的理论，检验理论好坏的根本标准就是经验与实践。通过无限打补丁从而无限复杂的理论，就变成了极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变成了烦琐哲学。烦琐哲学必然是要死亡的，因为烦琐哲学无法掌握群众。
2002年我们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三原则“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放在这里也许正好。
饱和经验训练的关键在于饱和训练，不断地不带预设地进入田野。进入田野的过程正如层层剥笋，随着经验积累的增加，而产生对经验认识的质变，产生一般化的对经验的认识能力，形成经验的质感。饱和训练有一个基础的标准，就是必须具备想事的能力，但饱和经验本身没有终点，即所有过去的经验积累都可能随着新经验的加入而被重新激活。每一次激活就是打开一扇窗户，增加进来更多阳光，从而照亮经验本身。这样一个激活本身就是理论建设，就是理论建构，就是理论发现。
经验是具体的，所以是无比复杂的。理论是抽象的，所以很简单。具体经验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经验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发生的，任何一件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都受到特定时空条件的制约，是具体时空条件的产物，离开特定时空条件，事件的发生发展逻辑就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具体经验要具体分析，具体研究。脱离具体分析就没有了社会科学，就没有了政策研究。
经验无限复杂，我们就要从经验中抽出一般性就是要提炼出理论来。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一种神化理论的倾向，似乎理论就是那些晦涩难懂的抽象的哲学讨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进入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讨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叫做社会科学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是，脱离时代条件，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微言大义，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版本学、考据学，忘记了所有理论与方法都只是指南，是启发性的，不能用理论的只言片语去武断地切割经验与实践。不真正深入到经验中去，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出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不经过饱和经验训练，中国就不可能有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承担建立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经验的滋养。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又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不能辜负这个伟大时代。
20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