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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金铖在天津方志的题叙里说：“天津地处偏僻，昔非冲要。自与海外列国通商以后，于此为往来出入之门户。轮楫交驰，冠裳骈集，遂蔚然成一巨埠。而时局之推迁代谢，亦因以千奇百变，每出寻常想象之外，方诸往迹，迥不相同。故一切政治风俗，势皆不得不改弦更张，以随机应务矣！”
他说天津“地处偏僻”“昔非冲要”其实并不符合事实，古代天津作为漕运中转地，已颇为繁华，但他强调1860年的开埠，使天津“蔚然成一巨埠”则符合事实。从当时清政府绘制的地图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天津开埠前后发生的“改弦更张”的情况。1846年《津门保甲图》中地标建筑主要以官署、城墙、寺庙、园林等为主，而1888年出版的《天津城至紫竹林图》
，它们已经被洋行、银行、保险公司、西药房、报馆、领事馆所取代。虽然不同的绘图主体会影响到地图的呈现，但同样由政府组织绘制，而且仅隔42年，却有如此巨大差异，表明了1860年的开埠对天津所产生的不仅是物质上城市扩大、居民增多，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借助租界进入天津，对城市文化产生了冲击，因此开埠对天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决定地图的重要因素取决于文化观念。”
城墙、寺庙等尚还存在实体建筑
，却在地图上消失，直接表明了传统文化空间在城市里急剧缩小，原先掌握着文化权力的传统文人在被不断削弱。但缩小与削弱并不意味着传统文人们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以严氏家族为代表的天津文人士绅们，利用雅集与诗社团结在一起，既坚持中国传统又吸收西方知识，积极参与到城市化进程里，提供了一种既有别于全盘西化也有别于“中体西用”的新型应对方式，由此引发我们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空间在城市现代化中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