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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移民城市都被称为“五方杂处”，但居民来源却不尽相同。北京的“杂处”，是以本地居民为核心，加上外乡的求官、求学者和底层人民，增添了这座城市的多元色彩
。上海的“杂处”，则以江浙民众为主体
，并没脱离江南文化的底蕴。古代天津的“杂处”，主要以华北农民为主体，加上商业的南来北往，主要特点是“土著”稀少。《津门保甲图说》统计本地居民仅有740户，占全城总户数的2. 28%
。开埠至清末，天津人口急剧增长，从1860 年的20万左右增长到1911年的60余万，直到1928年112. 2万人
，增长如此迅速显然不是一个城市正常人口繁衍的结果。近现代天津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一为天津工业、商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另一则因华北频发的战乱和灾荒，导致周边民众大量涌入。这些移民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而进入天津后也选择不同的城区居住，少数由军阀、政客、商人等有经济、文化实力组成的人群迁入租界，绝大部分华北农村的赤贫民众则在天津老城区周边安定下来，形成包围城市贫民窟
。在这种人口背景下，加上被河流分割的城区结构，导致天津很难以某一种地域色彩来描绘——说它有华北文明的特色，实则有“江南”身影；说它有运河城市特有的码头文化，但开埠后海运文化也十分亮眼。
现代天津的移民特点与物质空间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空间。老城区继承了传统文化，虽然城墙被拆，但思想依然保守。传统文人成长、生活、工作于老城区，自然关注老城的点滴发展。作为新城的租界，则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发展出各式新式传媒与娱乐。如《大公报》开办于法租界，后搬入日租界，“新记”接手后又搬回法租界；《益世报》先设于南市的荣业大街，但印刷等设施随后很快搬入意租界；《天津商报》《庸报》《北洋画报》均开办于法租界。报界文人充分利用租界的政治优势与稳定环境，同时也是因应租界的消费特点和文化需求，从而形成重要的文化空间。在老城与租界之外，则散布着河北新区里的新式教育与“南市”“三不管”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贫民区。新式学堂是新文化人主要的活动空间，贫民区则受众多、分布广，以其“俗”文化影响着天津，成为城市的“底色”。三种不同城区的文化互相交织、互相影响，成为现代天津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空间。
城市的物质空间决定了城市意象的内容，但要产生重要影响却有赖于文人群体的努力。在凯文·林奇看来，城市意象的基础是个人感知，需要某一群体的理解与认同，并长期、反复地被一部分群体使用，最后才能形成“公众意象”
。所以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将是群体性的认识和感知
，使用“群体”而不用“团体”“群落”“派别”等，主要是考虑到天津的文人们较为松散，他们缺少明确的宣言、坚定的组织、固定的“同人”刊物，也没有创作出代表流派性质的作品，因此，用“群体”更能概括这些在社会层面上松散聚合的文人们。
按林奇的观点，群体要形成城市意象，还需要在城市里有熟悉而稳定的社会交往网络，应具备对城市物质世界的充分感性体验与对其历史的相关认知，并在此网络与认识之上形成对城市共有的“知识”与“情感”。以此标准看来，在天津，既能创造文化意象，又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这样的群体只能是天津本地文人群体。然而要如何认识“本地”? 这里的“本地”不是指以“天津”籍贯为标准，挑选下来的文人群体。首先，城市的“土著”稀少，以此标准衡量，能入选者寥寥无几。再则，以往研究已显示以籍贯为标准的局限，如天津的现代文学研究
，到底严复、梁启超要不要算是“天津文人”? 当代天津文学研究试图以“区域文学”
的设想突破籍贯的限制，但许多文人虽住在天津而能全国闻名，籍贯上却不属北方区域。因此，以籍贯为标准，将无法展开“天津文人”群体研究。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修过天津方志的高凌雯就提出相应的看法：
《敬乡笔述》以旧志及《津门诗钞》《津门征献诗》皆收外籍，谓为借重于人，攻之甚力，作（遂闲堂张氏、于斯堂查氏考）。余尝签其上云：张氏由明宇迁天津，查氏由天行迁天津。鲁庵、莲坡辈，实皆生长兹土，无异乡人。籍贯之说，用以限制应试士子，防其侵冒，不妨从严。至于桑梓仪型，义主观感，苟其人久居里党，有事可传，虽不入籍亦当以乡人视之。况天津更无所谓土著耶？又云：铁云为莲坡子，莲坡宛平，而铁云天津，是父子异籍矣。春庭为憩亭孙，憩亭天津而春庭宛平，是又祖孙异籍矣。盖查氏分占两籍，实属一家，可不必如是龂龂也。
在高凌雯看来，只要是“久居里党、有事可传”即应该算为天津文人。这种认识确有见地，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移民城市与分割城区决定了天津文人不应以籍贯为标准来划分。只要是那些熟悉天津，在天津形成本地社会群体的“久居”者，对天津有所影响、有“事”“可传”者就应该被看成“天津文人”。当然，如果在“久居”与“有事”之上，还有认同感与归属感，那就更属“本地”了。
然而，因历史、地理、经济等原因影响，天津本地文人的集结时间较晚：“建卫四十三年始有举人，又十九年始有进士，自有明以迄清初，寥寥不数觏也。改县以后，文运日启，获第渐多。迨至光绪庚子以前，登乙榜者几占全省中额十分之二，甲榜者占全省中额四分之一。科名之盛，亦云极矣。”
另据《续天津县志》载，自乾隆至同治年间，天津有进士12 人、举人836 人、拔贡40人、贡生130 人、武进士52 人、武举258 人
。虽说“科名之盛，亦云极矣”，但是历朝历代都未曾出过科举状元，对一个自以为拥有“畿辅”之便的城市未免不太好看。随着清代天津的发展，以梅成栋、李云湄等人组成的“梅花诗社”，扎根天津，整理乡土文献，投身文化教育事业，努力传承天津诗歌传统，成为天津本地文人较早的一次集结。
进入近现代以后，本来人数很少的天津本地文人被大量外来人口所稀释，加上城市的现代化，导致直到清末民初天津文人才再次大规模集结，主要体现在两个事件上，一是1902年《大公报》的开办；另一则是1904年严修在天津创办私立中学堂，后转变成南开学校系列
。1902年，英敛之主持的《大公报》从参与立宪、强国、自治的角度切入到天津的制度建设上，在文化上努力“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这些活动都显示了报人们开始对天津有自己的判断。必须承认初期大量开办的天津报纸更关注国家兴亡，而忽略天津
，然而正是因为报人们关注国家与民族未来，文人才得以集结在新兴舆论工具周围，形成相当的文化力量，1920年代开始逐渐影响天津的城市文化。1904年，在严修与张伯苓的努力下，老城区里的私立学塾演变为南开学校，并很快形成了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完备教育体系，吸引众多天津文人的积极参与。南开学校是天津文人们在报纸之外，以学校为中心实现的另一个重要集结。这两个事件标志着天津文人群体因现代城市发展而集结，也因各自理想不同而分化，同时也标志着文人群体开始酝酿新的城市意象。
1928年的迁都，使天津文人又迎来一次重要的集结。失去首都地位的北京，在经济上“衰败”，文化上对华北诸城的影响力、控制力明显下降。而从经济上看，天津未随迁都而衰落，城市里出现一批具有较高知识、有消费能力的阶层，文化市场能量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政治上则因升格为“特别市”
后，首次与北京平起平坐。这些变化影响及文化上，一是增强了天津文人的文化自信，二是增强了天津的文化吸引力。据1931 年统计，天津31 种报纸里，有45%是1928年后创办的
。陈平原所说：“天津不仅是拱卫京师的大门，还是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洋务中心，很长时间里，其工商业及消费水平均比北京高。至于文化建设方面，学校、报业、戏剧、曲艺等，也不比北京逊色。”
这段话所指的天津，实际上是专指1920 至1930 年代时的天津。这时期的天津重要性急剧上升，天津文人再一次大规模集结，传统文人利用城市市政更新而出现在舞台上，新文化人的话剧引起城市娱乐业的关注，报人们更是引导新阶层形成自己的独特审美标准，多种文化力量纷纷亮相，争夺在城市中的发言权与主导权。
现代天津的“面目”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被塑造，然而言说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文人群体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哪个文人群体才能成为言说天津的主要群体？而为何选择这样的文人群体？判断的标准不在于籍贯，也不在于文化影响力，而在于是否具有“天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