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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意象是地理学科在城市研究基础上，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发展而来
。凯文·林奇
的研究使“城市意象”这个概念成为地理学、规划学科“研究感知环境的一个切入点”
。在凯文·林奇看来，“人”的感觉会对城市产生重要影响，他提出：“自古以来，感知并构造我们的周围环境十分必要，这种意象对于个体来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情感上都非常重要。”
而且“观察者在感知世界过程中应该充当能动的角色，在形成意象的过程中有创造性的成分，应该能够有能力依需要去改换意象”
。与物质化、固定化的城市外在物质呈现不同：“意象的聚合可以有几种方式。真实的物体很少是有序或是显而易见的，但经过长期的接触熟悉之后，心中就会形成有个性和组织的印象，找寻某个物体可能对某个人十分简单，而对其他人如同大海捞针。另一方面，那些第一眼便能确认并形成联系的物体，并不是因为对它的熟悉，而是因为它符合观察者头脑中早已形成的模式。”他注意到城市意象会因为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性情等不同而产生差异，“但在同一组的人群中，成员之间的意象似乎能基本保持一致”
。因此，在他看来，意象是某一群体共识的体现。他的研究发现了意识层面的“感知”与物质层面的城市相互联系，还强调了意识对城市的建造、重塑作用。因此，探讨天津城市意象的演变过程其实也是在探讨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层中形成的“共识”，这对于加深理解“天津”很有帮助。
天津早期的城市功能单一，所形成的意象也较简单。与漕运相关的意象是较早形成并获得较多共识的印象。元朝诗人描绘天津：“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
体现了漕运驱动下，“直沽”的市场中心意象。“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
，或者“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
，这些诗都描绘了当时天津因“中转”而繁华的场景。而像《直沽客行》《直沽谣》
《直沽口》
等诗，则反映了诗人们从元大都送人至此，感物伤情：“高秋客未还，何处望乡关。”
“二水赴沧海，客行殊未休。”
这些诗虽然未正面描写天津，却点出天津的特点。不管是“直沽寨”，“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
，或者改名为“海津镇”
，“寨”与“镇”都体现了古代天津只是偏僻小城。明朝时期，天津的“中转”作用更为突出：“北近京师，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
更由于有文官进驻管理城市，城市意象有所丰富。明朝描绘天津的诗词，逐渐增多，影响较大的当为李东阳
的《八景》，他的诗常被当成古代天津的历史资料和城市方位图，其诗曰
：
百尺高楼拱帝廷，北山秋望入空冥。太行西带城烟碧，碣石东连海树青。吟客放怀朝拄笏，使游翘首夜占星。监司正属埋轮地，一夜朝天梦几醒。
五夜城头听早鸡，海东红日上云梯。飞鸟晓飐朱帘影，舞燕晴翻画栋泥。千里帆樯天远近，万家村市屋高低。客来不用愁风雨，无数风光入品题。
层轩南向坐薰风，极目平畴远近同。万里黄云吹不断，一天翠浪卷还空。阜财正借驱烦力，饱士新成偃武功。殿阁微凉天上句，拟将余兴续坡翁。
海门睛雪浸金鳌，百道沽来涌暗涛。望极远空知岸阔，卧欹残梦觉船高。遥疑梦泽相吞吐，不似胥江枉怒号。时有海舟随下上，往来沙口不辞劳。
李东阳的《八景》诗，有些是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如《天骥连营》），有些并非描绘景物或因景生情。但从四门景象出发，描绘出天津“千里帆樯天远近，万家村市屋高低”的景象，概括出了天津意象的主要特点，明代诗人也因此常有书写
，如潘榛（万历年间）的“鱼歌随棹远，帆影过墙来”“舸舰宁千万，纷纷此地过”
，同样表达天津“殆无虚日”的“千里帆樯”意象。李东阳更注意到天津漕运之外，还有“一天翠浪卷还空”的景象，使天津平添一番江南景色，但在明代尚未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明代天津除了漕运外，还承担拱卫帝京的军事重任，因此“卫”也是频繁出现的城市意象。曾棨的《过直沽》曾说：“近海严烽戍，孤城雉堞雄。”
申用懋登天津城，感叹的却是：“不尽天风吹堕帻，何来云气上征衣。瞻天莫谓长安远，直北关河是帝畿。”
然而因为“卫”所，军队作风容易渗透民间，再则军队与居民相处，也容易频现各种军民冲突。明代文人们深觉这个“卫”重武轻文、民风“好斗”。李东阳评价道：“卫既武置，无州县，承平之余，故习未改，则肆为强戾，讼狱繁起，越诉京师者殆无虚月……”
看来除了漕粮“殆无虚日”运到北京外，天津人还“殆无虚月”地越级到北京告状。汪来
作为天津人，却同样批评家乡：“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兵马倥偬之际，而欲其和辑小民，不亦难乎？”
明代的《天津卫志》里所记的集体印象甚至流传至清代。清朝时期天津的军事功能已大为减弱，但官修的地方志对天津的“好斗”印象多有描述。乾隆时修的《天津府志》记录：“天津之屯种在焉，军民错处，悍鸷难驭；东为旧高乐，田多白壤，木棉之产颇饶，好鹰狗；东南为饶安西鄙，碛沙少获，骄狂喜斗；南为旧临津，土窄人稠，勤于耕作，弦诵力穑外，无他技巧。”
虽然介绍了四地情况，但忍不住批评居民“好鹰狗”或“狂喜斗”，呈现了民众难以控制的一面。到了光绪年间，天津整体环境已有较大改变，但说到民俗风气，地方志还是认为“好斗”之风不改：“然民间风气强劲，以义气自雄，而械斗之风遂炽，加以通商而后，商贾辐凑，盗贼因以生心，既有淮勇、练军各营环镇于外，又立保甲、守望各局周巡于内，而窃劫之案不能悉泯，此其由来久矣。刑律载有天津锅匪专条，附以备考。”
由于军事卫所与民风强悍，在码头等商业设施工作的人们为生存往往拉帮结派，加上盐商、盐贩本身也不正派，城市文化显示出北方强劲民风的一面。这些现象在历代文官眼里百般不是，颇多指责。近代以后，强悍的民风也未能为受过西式教育的报纸文人们所接受，但不同阶层里对城市的感知有所不同，“好斗”的民风成为通俗小说家们津津乐道的主题，更是孕育“北派”武侠小说的土壤。
天津人对河流是又爱又恨，因它才有漕运，却也因它而遭受许多灾难。古代诗文里有许多反映天津因河流冲决成为泽国的景象。如鲁之裕的《津门苦雨行》里说：“百川汇海襄大陵，千里滔天没封堠。天津市廛万灶沉，兼日百谋一薪槱。天子命下官祈晴，秋朔金乌晃然觏。哉生魄后复倾盆，屋倒墙欹径苔绣。”
清代由天津诗人组成的“梅花诗社”也对水灾体验深切。如“去年河水涨，河西秋稼伤。严冬寒且饥，老幼多死亡。”
“念年风鹤叹频惊，水旱交侵逼一城。”
但当河流平缓时，它又滋养了天津的土地，使其显出江南气象。明朝汪必东说：“小借江南留客坐，远疑林下伴人来。”
写出文官在天津城里建筑江南式园林的得意。胡忠桢在《过西沽戍台》里写道“太平无戍角，牧笛入清秋”
，军事色彩减弱，已有江南田园风味。在清代，由于河道的治理与土地改良，使天津农业有较大发展，再加上洼淀遍地，更具备了江南城市风景的样子。朱彝尊的“千里三沽使，倾筐异味传。……重马愁官吏，香粳忆野田。江乡好风物，罢酒数归年。”
表现了天津稻香与海产同丰盛的好年景。清代文人们对此多了一份欣赏和得意：城墙被夸为“从今不数赛淮安”
，即使跟江南成片稻田相比逊色得多，但也要夸说天津“津邑虽在畿南，颇有江南风景”
，城外农田“唤作小江南也称”
。最能体现文人们得意的是“二分烟月小扬州”
，直接将天津比成扬州。清代天津两个前后相承的文学群体“遂闲堂”与“水西庄”都有将天津比成江南的诗句。如张霔诗：“万象影出没，孤城势蜿蜒。微闻欸乃声，不辨鱼盐船。……星月复何赖？一路渔灯连。客久倦行役，到家胜登仙。”
张坦也有诗描写天津：“津门烟柳春风暖，遥望征帆北雁还。”
如果不提示“北雁还”的话，很难从诗里看出是在描写一个北方城市。同样，“水西庄”的查曦有诗：“绿杨阴里来佳客，红藕香中列绮筵。”
一派江南物产。查为仁则有“红菱正美喜分甘，采采新从碧玉潭。莫讶乡心又撩乱，果然风味是江南”
。围绕在查氏家族周围的诗人们也与之应和，写出天津的江南意象。如“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柳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潮轻”
，或者是“十里津桥闲骋望，云帆江店小金阊”
。“江南”意象成为较有认同感的本地文人一直追怀的意象。
不管是“沽”“津”还是“卫”，这些都沉淀成古代天津的城市意象。因漕运、盐商而兴起的商业，使天津逐渐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商业之城”。只是古代传统文人颇不喜欢天津的商业气息。如《天津卫志》里记载：“迩来五方杂处，逐末者众，讼狱繁兴，习尚奢靡。”
从作者看来，“讼狱繁兴”和“习尚奢靡”的原因显然是“逐末者众”所致。清朝杨一崑在《天津论》同样认为因商业发达而败坏了城市风气：
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看风光，人疑是广积银两，那知道内里空虚皆无实在项。不种田，不筑厂，亦
手空拳即可把钱想。第一是走盐商，一派纲总更气象。水晶顶，海龙裳，大轿玻璃窗儿亮，跑如飞蝗，把运司衙门上。……其次粮字号买手最吉祥，年深也把船来养，一年四趟，锦州牛庄，荒年一载大沾光，一只可赚三只粮。……
杨一崑还详细列举了各种天津的市民形象，像洋货杂货行和当铺的职员、放高利贷者、混混等。在他笔下商人们都过得风光无比，相比之下读书人却困窘非常：“最可悲的是教书匠，命苦作何商？”读书人既不会经营又不肯当讼棍，只落得“只可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三担粮，不作孩儿王”。最后他长叹：“如何是长方？如何是长方？”
商业发达确实引发了一系列奢侈之风，特别是“出大殡”这种由商人带起的恶俗，让文人们非常反感。清王韫徽描绘：“不论商贾与平民，每遇婚丧百事陈。萧鼓喧阗车马盛，衣冠职事一时新。”后代文人也大都对此反复批评：（出大殡）“一切费用，恒有糜千金者。殷富之户尚不足深惜，其左支右绌、东挪西移者，亦难以屈指计，……狐钻獾穴，触目凄然，是皆当年出大殡者也”
。甚至到了近代，这种不良风气还在延续。清末《大公报》曾刊登大量文章批判这种风俗，如《论天津殡仪之奢侈》
《天津戒浮华略说》《祝寿奇闻》
。1910 年，《大公报》“白话”一栏登“改良风俗俚言”，批评的还是“这样的阔殡，总算是穷奢极欲”
。直到民国时期，各大报依然不断痛斥“出大殡”等奢侈行为。商人聚集与斗富确实导致了某些不良的风俗与习性，不过这种情况在各个商业城市皆然。早期的扬州、上海同样有“出大殡”习俗，一样被批评奢华过度，只不过这背后有民间习惯因素与习俗原因，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商业发达所致。城市意象在古代主要由掌握着文化权力的文人来书写，他们从儒家观念出发，不喜欢商业活动，更不喜欢商人那种炫富式的行为，即使天津文人里有盐商出身的张氏家族，但他们同样遵守传统文人的审美习惯，所以很难看到天津传统文人对城市繁华的赞赏，更难看到“华北商业城市”的正面形象。
“华北商业城市”的意象主要由西方外来者所建构。西方人拜访天津，往往被其物资集散地的景象所震惊。如英国人第一眼看天津，就被巨大的盐坨所震惊：“走近天津城，我们注意到无数堆积如山的麻袋布盐包，其数量大约足够3000万人一年的消费。”
又如1858 年奥利芬笔下的天津：“第一眼看到的景象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大约两三百个巨大的盐坨在城市下面大约几百码地带的河岸上排列着。”
观察者以侵略的眼光发现了天津位置的战略重要性，认定天津是“威胁京城的基地”与“阴谋的巢穴”
。1860年，侵略者要求在天津设立租界，其目的非常明显，一是由此威胁北京，二则打开进入华北广大腹地的窗口。当然，租界的设立，也为天津新添了一个城市意象。1900年，俄国人震惊于天津租界的市政先进：“人力车在美丽的维多利亚大街上走过。这条街也和天津其他欧化的街道一样：笔直，宽阔，铺砌整齐，两旁种着杨树，有煤气灯光照明。……还有花园，风景秀丽的维多利亚公园，盎格鲁 撒克逊混合式的漂亮房屋，以及俱乐部、邮政、电报、电话、下水道、煤气照明。以‘霍尔霍尔茨公司’为首的几家琳琅满目的大商店，里面各色物品，应有尽有，凡是一个娇生惯养的欧洲人所需要的一切，这里都出售。”
可一到天津华界，俄国人立刻注意到市政设施的差别：“人力车把我们带到‘光明楼’。这家饭馆座落在中国地界口的一条昏暗的胡同里，是一座两层楼的中式房子，铺面暗黑肮脏。楼下是为普通欧洲人、水兵和士兵开设的食品杂货店和酒店，楼上是中西混合餐厅。”
英法租界的先进市政设施，也让日本人觉得佩服，夸赞天津“宛然成为欧美式的小都市”
，“那条街道——是天津市区中最气派的一条街，非常漂亮，走在那里仿佛置身欧洲都会”
。开埠改变了天津，而租界改变了人们对天津的认识，虽然早期的河北新区还未发展起来，但通过这些描述已经可以略窥在向现代化城市蜕变过程中的天津新意象。
从以上的天津意象梳理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物质空间对于人们感觉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城市意象的命名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基本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这些意象代代相传，成为后来者感觉、认知“天津”的基础，影响了人们对城市的判断。因此，本研究将通过考察文学作品如何展现城市物质空间，反映城市人心变化，同时，注重揭示不同的文人群体如何按知识结构、认识设想与未来预期，以建构其心目中的新“天津”，最终影响到天津的物质空间与城市精神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