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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津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它位处九河下梢，河运虽然便利，但也因此带来一个困境：河道众多，又是平原，非常容易发生淤积，一到雨季各河暴涨，四处改道，造成土地支离破碎、洼淀遍地，难以保持一个完整而稳定的生活居住地。“据不完全统计，从元末到解放前夕五百八十年间，海河流域共发生水灾三百八十七次，平均不到二年便有一次。人们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成为生产开发的严重障碍。天津平原的农业生产直至明清时期才得以逐步确立，完全是由于洪水灾害频繁的缘故，使平原的历史显得十分短暂。”
在古代，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差，难以抵抗的水患是天津建城较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天津周围土地“长期处于低湿的近海碱性环境，受洪涝盐碱的威胁，农业开发利用较困难，所以在元明以前，本区开发的重点仍在山前平原地带，以后逐步向东向南扩展”
。土地无法大规模种植，天津就没办法因农业而聚集人口，兴起为行政中心式的城市。天津能够发展起来与北京有着直接的联系。金元时期，首都设在北京，一方面出于拱卫北京的需要，另一方面首都的粮食主要依靠山东、河北的支持，因此天津河运的中转优势得以发挥，城市建设得到初步发展。金朝所设的“直沽寨”，首要目的是军事防御，其次则是担负保障漕运顺畅的任务
。可以说直沽寨是天津城市的雏形。至元代时期，北京的需要进一步增加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因此，元大都大力发展漕运，促进了天津在商业的发展，政治地位也随之提升。1386 年元改直沽为海津镇，“命右卫副都指挥使伯颜往镇遏之”
。元代除了漕运外，还发展起海运，而这两者的交汇点就在三岔口，海津镇因而成为商品集散地，开始有城市的模样：“八月壬子，霸州大水，民乏食，下其估粜直沽仓米五千石。”
不过金元时期，由于河道经常堵塞，航行并不方便，城市单一的功能决定了此时居民较少，规模不大，受北京兴衰的制约非常明显。现在较为公认的天津开始成为一个城市的时间，始于1404年的建“卫”：
学士李东阳《修造卫城旧记》载：“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沧州，始立兹卫，命工部尚书黄公福、平江伯陈瑄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也。”程敏政《天津重修涌泉寺旧记》载：“我文皇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卫以守，则永乐甲申也。”1961 年我市发现的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月立石的《重修三官庙碑》，也记曰：“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清康熙十四年（1675）纂修、现存天津志书中最早的《天津卫志》，多处记述赐名之说。如该志卷一记载：“明文皇靖内难，驻兵于兹。及即位，永乐二年筑城，三年调官军守之。文皇渡此，赐名曰天津”；乾隆《天津县志》，也记载了此说。
至于朱棣赐名时，是否考虑与天津有关的星、河、关等因素，那是另一回事。
但按此表述，这只是“天津”这个名字的来源，城市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明朝的“筑城”。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加强了天津的军事功能，首设三卫并逐步完善设施。据《天津县志》载：“按《明一统志》，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俱在静海县小直沽，永乐二年（1404）筑城，三年调天津卫并天津左卫，四年复调天津右卫以守备。则设卫在前，筑城、守备则在永乐二年后。”
三卫的设立使城池的修筑成为必然，由此天津城初步形成：
最初建成的天津卫城呈矩形，城垣周长9 里13 步，高3 丈5 尺，开设四个城门，城门上均有城门楼。城的位置选定在既靠近三岔河口又靠近运河的地方，东边距离海河 220 步，北边距离南运河也就是卫河200步。
城的布局不大，而且因为河流的关系使城址设在河的南面。河南面并不利于防涝，但因北面地方狭小，又被三条河流所分割，且“按风水之说城址也不能选在那里”
。所以只好选择在河流南面。城里布置得像“算盘”，城门分别命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有意思的是正门设置：“四门以北为正门，最尊。凡举行丧仪者，虽将相之尊，灵柩不得入。”
这在北方城市较少见，从中可以看出河流给城市带来的决定作用。明代在天津设卫主要目的在于军事防御，但很快北京的粮食需要使天津成为漕运的重要节点。筑城前为满足对北用兵的军粮，“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余石，饷北京、辽东”
。天津漕运因军事初步兴盛，迁都北京后，漕运为满足京城需要而成长为天津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天津的另一个支柱性产业是盐业。元代，天津盐业就为人们所关注，长芦“滩面宽平、盐卤涌出”
，元朝曾设有熬煎办，但产量不高。明代时，“每户不过年产10000 斤左右”，但“万灶沿河而居”，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拓展了天津的经济来源。及至清代，由于产盐技术改进，“每户产盐20 万斤，产量较明代提高了20 倍”。清初盐税“70 余万两，大约要占当时清王朝全部盐课的1/10 ”
。清朝的天津盐商逐渐成为城市里的重要影响力量。
清朝同样定都北京，天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薛柱斗在《重修天津卫志·序》描述道：“天津为卫，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京师岁食东南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杂处，皇华使者之所衔命以出，贤士大夫之所报命而还者，亦必由于是；名虽为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
漕运带动了商业，盐业的推动，加上拥有出京入京的必经码头，天津人口大幅增长。清政府数次提高天津的行政设置
，天津开始以“大都会”的面目出现在帝国版图里。雍乾时期的天津因功能不同开始分化为城内与城外两个差别较大的空间。城内主要集中了官衙、寺庙与教育机构：“镇、道、府、县及长芦运使皆驻城内，余文武大小公所十有四，庙三十有一，大街四，小街四，街巷一百有六。”
城内布局是传统的中国城市构成。而城外靠近东、北门的地带则聚集着盐商与各地商人：“商旅辐辏，屋瓦鳞次，津门外第一繁华区也。”
因为这里地势较高，而且正好处三岔口，加上此处设有运河码头，商人们在这里陆续开辟了侯家后中街、估衣街、锅店街、单街子等，从街道名字就可以看出城外特点。由于各色人群对餐饮、沐浴、休闲的需要，在城外侯家后地区逐渐发展起各式娱乐。清道光年间的四大名园在这里就有两个：协盛园与袭胜园。袭胜园可以容纳数百观众，每日演出京剧与河北梆子。伶人寓居于此的有五十余家
。侯家后还兴起各种茶楼、酒肆、落子馆、书场、妓院。清文人崔旭
就曾写出侯家后的繁华：“市声若沸鱼虾贱，人影如云巷陌通。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
城外聚集地演变成供天津人交易、休闲消遣的商业、娱乐中心。
明清时期的天津，由于城市定位于拱卫北京和漕运的中转点，自身缺乏农业基础与良好的自然环境，虽然成长很快，但却未在帝国城市里有重要影响。“近代以前，天津不过是一个府、县的治所，与之同等地位的城市，在当时全国有近二百个。近代以后，全国先后有107个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而在这些被迫开放的城市中只有北方的天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上升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由此可见1860年天津开埠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作为通商口岸的天津发生了整体性变化，城市开始其现代化进程，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开始在这个城市上演，城市的人口、空间都得到急剧的扩展，城市功能也从服务于北京的京畿重镇开始向重要的地区城市转变，到民国以后，天津逐渐成为了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天津在清政府支持和封疆大吏主持下，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在全国鹤立鸡群的话，那么20世纪以后天津城市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功能的转变给带来城市全方面的改变。
开埠给天津带来最直观的巨变在于城市区域的扩张。古代天津由于主要以漕运为主，海运因安全等各种原因被明清两朝所弃，造成天津实际上只发挥了运河码头的功能。西方入侵中国后，发现天津的海运码头同样重要。早在1850年，西方人就注意到天津作为海运码头的区位价值。传教士丁韪良
就预见到：“天津位于大运河与白河的会合处，不仅是京城的货物集散地，而且是整个华北地带的商业中心。”
他已看到了天津作为运河交界处的“华北中心”，而列强更为重视天津能沟通海洋、内河、运河的三重区位效应。1860年英国照会清政府：“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栈房之用。”
由此拉开了各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的序幕。租界使原本统一于三岔口附近的城市开始裂变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此后，法国、美国沿用英国先例，在天津城东南紫竹林以下沿海河一带，划出了总共约851亩地方设立租界。随后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租界纷纷设立。与此同时，英、法趁机多次扩充租界范围，各国租界历经多次扩张，最后总面积为23350. 5亩，是天津老城区的八倍
。
租界的设立对于天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领土分割、权利丧失，导致天津长期处于市政无法统一设计、建设的尴尬中；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明的引入与商业化发展，带动与刺激了天津的现代化。租界本身的道路铺设、欧式建筑、照明引水、电车邮局等市政设施的兴建，使天津呈现出新面目。租界的法律为天津的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言论受到压制，而天津的报业反而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租界的新式教育也带动了天津教育发生变化。到了1920年代，由于华北动荡不安，特别是军阀年年混战，租界成为了华北富人、政客、名流的首选避难地。天津的商业、娱乐中心也随之转移，城市的核心区域发生重要变化。1924年在法租界开业的天祥市场成为天津当时最大的商场。随后，租界商场迅速兴盛。1927年，在天祥市场的对面，泰康商场落成开业。1928 年，劝业商场开业，标志着租界商业中心的形成。劝业场集百货、游艺、文化、展览于一体。一、二楼租给了各商户经营的店铺或货摊，多为日用百货、绸缎布匹、针棉织品、搪瓷玻璃器皿、钟表、照相机等。三楼设为珠宝古玩估衣等店。四、五、六楼主要是剧场、影院、茶社等游艺场所，即所谓的“八大天”，包括天华景戏院、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天宫影院、天露茶社、天会轩剧场、天乐戏院、天外天屋顶花园。其中的天华景戏院可容纳一千四百人，共三层，戏台布景都可以转动；天宫影院可容纳一千一百人，设计精致，非常符合电影院的要求。
这些大型商业娱乐中心的形成，表明了天津城市开始分化与整合。刘海岩在分析天津租界融入城市的过程时指出：“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导致城区功能分工的明显化。”英租界成为了金融区，英、法、日租界靠近老城一带的发展成商业区，意租界成为了上层住宅区，俄租界则因铁路和水上交通便利成为了工业区和批发商业区
。而随着六个国家的租界被渐次收回，到了1937年，英、法、日租界其实已经被包围在城市内核里，老城与租界之间沟通增加，市政计划也在规划两者对接的可能，可惜历史没有给予天津进一步整合的机会。
租界的设立还刺激了天津华界出现新的变化。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老城区范围狭窄无法大规模开发，他在老城区东北侧、海河北岸设立了河北新区，开展洋务运动。新区面积为6. 534平方公里，约为老城的四倍。
1903年袁世凯审定了工程总局制定的《开发河北新市场章程十三条》，是为新城区发展的整体规划。袁世凯的施政使河北新区得以迅速发展，如设立了直隶总督署、直隶劝业道等行政设施；开办北洋大学、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水产学堂等新式教育大学，附设考工厂、实习工场等配套实习机构；开办恒源纱厂、华新天津纱厂、北洋银元局等工厂。通过这些努力，河北新区成为天津商业与工业发展的一个新热点。而且，袁世凯在市政上也与租界看齐，如设立公园；整理道路与照明；引入了方格网状的路网格局，设立经、纬路；开办自来水厂；等等，使华界出现了跟租界一样的市政新面目。
开埠也对老城区产生了重大冲击。如为架设电车，拆除城墙，以方便城内外交通；传统商业中心受到冲击，娱乐业开始大幅衰退；运河码头地位下降导致城区活力不足等。但开埠使天津的商业得到整体性飞速发展：“天津开埠通商至20世纪初，最突出的是对外贸易繁荣，近代工业兴起，标志着城市经济开始向近代经济的模式发展。”
逐渐开发的内外贸易，使天津开始成为真正的华北商业中心。从天津的海关收入就可以体会这种强劲的发展：“1902年为8947海关两，1906年为一亿海关两，1911年达到11653. 6万海关两。1921年上升到22477. 9万海关两，1931年达到35022. 9万海关两。1931年与1902年相比增长了近3倍。”
这些数据并不是全部由老城区的商业所取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8 年迁都后的数据，1931 年天津的收入依然获得增长，表明老城区商业也摆脱了依附于北京而生存的历史，天津开始转变成现代商业与工业聚集的大型城市。此外，租界与河北新区的设立也刺激老城区有所改变。像教育方面，林墨青等人在西贡院内创立义塾，私立新式学堂首次在天津萌芽。1904年严修将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南开学校初具雏形。1906年，“私立南开中学堂”在南开洼建成新校舍，促进了天津新式教育的发展。1919 年，严修和张伯苓一起开办了私立南开大学，成为了天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城市设施上也尽量有所调整，如严修借鉴欧美市政，提议改水西庄为公园，以微薄之力推动老城的更新。整体而言，由于老城区地窄人多，政府关心不足，经济力量又最弱，所以虽有变化，但并不明显。
历经开埠、设租界与洋务运动之后，现代天津逐渐演变成三个风格相异的“拼凑”式的现代都市。三个城区在清末民初都得到较快发展。这点从天津的人口急剧膨胀就可以看出：“1903 年比1840 年增加了81. 6%，而1906年至1928年，天津人口增长了164. 37%，平均每年净增人口31721人。”
城市的面积也急剧膨胀：“市区面积自1902年的16平方公里、1919年的33平方公里发展到1933年的54平方公里。”
但是三个城区发展并不均衡，老城区虽然有着较坚实的基础，但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其遭到重大损失。八国联军抢劫了旧城区内的衙门、银库、商店、当铺、钱庄及大户人家，随后纵火：“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城外大街虽未十分毁坏，然已十去其四。”
河北新区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但后劲不足，并因与老城区同遭1912年的“壬子兵变”
，使新区发展一再受阻。而同一时期，由于华界战乱与兵灾频繁，商人纷纷向租界区及南市区转移，这使租界和毗邻的“南开”城区得到迅速发展。从人口的数量可略见一斑：“1906年天津市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5692 人，其中中国城区高达53987 人，租界区仅为6827人。”而到了1920年代之后租界迅速发展起来：“1930年英、法、日、意、比五国租界共有131068人，全市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9077人，其中中国城区为19794人，租界区为15311 人，租界区的人口密度已大体与中国城区持平。”
从资料里可以知道租界的面积比起老城区面积要大，而人口密度能持平这点就可以看出一消一长之间各自不同的发展速度。
大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天津就是由这三个城区结构而成，它受到河流的影响，也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城市的物质空间、地理、建筑、景观与历史塑造了人们的体验与感知，而人们的感知也会反过来影响城市的物质空间，特别是如果个体的感知被普遍认同并频繁使用，那么就会构成城市意象，进而影响人们对城市的定位，最终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与物质建设，因此城市意象如何形成与演变也必须加以认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