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南诗社与盛大的雅集

在现代白话文兴起后，面对现代城市的人际关系转变、现代教育体制的冲击与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报纸传媒的影响，传统文人的诗词唱和逐渐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场合，许多诗词创作或者是自娱自乐，或者只在朋友、亲属、师生等小范围赠阅，并没有打算公开传播，而诗社、雅集等则因政治意图、网罗名士功能的消失而转为以文会友的松散团体。

城南诗社在现代天津兴起后，从私人集会逐渐转变成一个对城市文化空间有影响的团体。早期，城南诗社的集会主要是由严修招集的私人游戏，据王武禄所记：“林墨青庚申立存社，月课诗文。吴子通、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公（指严修）顾而乐之，乃于次岁倡为城南诗社，声应气求，先后力社者颇众，今且逾百人矣。” 陈中岳在《蟫香馆别记》里出于表扬严修的愿望，将诗社成名时间推得稍早，认为：“林墨青庚申立存社，月课诗文。吴子通、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公（指严修）顾而乐之，乃于次岁倡为城南诗社，声应气求，先后力社者颇众，今且逾百人矣。” 其所述的“逾百人”的诗社成员实际与事实有所出入。

早期“城南诗社”，实际只是小范围的社交行为，没有社名更没有形成相应的聚会习惯：“按诗社始于三数人，文酒之，严范孙先生实倡之。嗣以迭为宾主，不胜其烦，乃改为醵饮之举，期以两星期一集，柬则遍延，到否悉任其便，然每聚多则二十余人，少则十余人。” 这个说法比较合理。查《严修日记》，这时的诗社既没有像陈中岳声称定名为“城南诗社” ，也没像王武禄所说固定“两星期一集”。这时期的活动实际上只是严修与朋友们在闲暇之余的“游戏”。《严修日记》里仅记载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聚会，即1922年的中秋节：“是日，蝴蝶会，到者十五人，冯依甫、林墨卿、谢履庄、杨味云、赵幼梅、顾寿人、李琴湘、郭芸夫、刘渐逵、王纬斋、吴子通、周支山、王息侯、云孙及余也。仁安饭后至，作诗钟至五钟前归。” 从这个记录里可以发现这次聚会基本齐聚了1936年雅集的骨干，但有记录的大型聚会仅此一次，而且时间不固定，重阳与其他节日虽见聚会，但并没有定名与定时。由此可见，陈中岳和王武禄其实都对“城南诗社”的正规化与组织化的评价有所抬高。

1924年，王守恂 整理了历年诗集，辑录成诗歌集《城南诗社集》，涵盖了从1921 至1923 年间63 人的182 首诗歌。特别是在该集的序里回忆了“城南诗社”的历史，并追加了名字的意义：“‘城南’二字，故昉乎浴沂风咏之例，而尤以吾等集合地址界乎昔日天津城基之南。” 说“浴沂风咏”是追怀风雅，其实诗社里面基本为1860—1870年代出生的同辈，年轻一辈的身影极少，再加上聚会时间也不一定是春天，引用这个典故反而证明诗社命名的随意性。但这个诗集的出现标志着“城南诗社”的正式定名。这时的“城南诗社”俨然已成为天津传统文人重要社团。王揖唐在《今传是楼诗话》表彰“诗社”活动与诗歌创作：“津门城南诗社，范老实主之，吟侣甚盛，颇多旧识，报载《城南十子歌》，直可作小传读也。‘范孙岿然鲁灵光，头白先朝旧侍郎，温柔敦厚诗教昌。（严范荪）乡人更有比部王，说诗每道范肯堂，淡语能真混宋唐’。” 但王揖唐也说：“孤桐、蘅、醇士均先后被邀入社，偶有觞咏，尚不寂寥。遐庵书来，以津门吟事方新，几复水西之盛，极致推挹，则又不免声闻之过云。” 外界注意到他们的活动，只是诗社要有较大影响还必须有固定的集会、强大的创作团体与固定的诗集出版。在1930年代之前，城南诗社虽然成立，但聚会不定，创作诗歌不多，影响不显。而作品也未能出版，除了1924年的《城南诗社集》外，其他雅集就未曾出版，1928年《城南诗钟》五卷未能刊刻，1930年《城南诗社集》只有个人手迹，甚至都没有抄正。

1933年，诗社的接任者李金藻 更为积极地策划诗社活动。《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显示此次雅集参与者16 人 ，成诗14 首。这次雅集标志着“城南诗社”开始正规化活动：首先，确立了雅集以创作唱和诗词为主的传统，原本是宴余“游戏”的随意挑韵开始变成有主题、有仪式感的诗词创作。再则，城南诗社的活动开始固定化，每年均会挑选较为重要的节日，如“重阳”等传统节日进行雅集。据李金藻回忆：

重阳之会，吾乡严范孙先生于城南诗社提倡甚早，但非必年年作会，亦非必会会有诗。自乙丑聚于择庐成为例会，如是连续者十年，满壁诗笺，笼纱久矣。甲戌范老公子持约继成先志，以移会水西庄商之。余不欲打破十年成数，约以来年，乃议定早水西而晚择庐。是日分韵诗，各印一小册，名《甲戌重阳雅集》。……今乙亥矣，仍依持约，约由择庐移水西。是日与会者二十四人，分韵赋诗，大抵有蓄念故人之意，间及于范老之提倡风雅，并溯及于城南诗社有以也。诗成名《乙亥重阳雅集》，为《甲戌重阳雅集》之续。

在他的回忆里，严修主持下的城南诗社只有“会”而无“雅集”。通过他的推动，从1925年开始，诗社才有了“例会”，地点开始固定，成为一个每年在重阳节必然举办的大型诗歌唱和活动。从人数与结构上看，李金藻团结了一批原来与严修交好的朋友，增添了新的力量，最重要的一个转变，是“城南诗社”确立对天津“水西庄”的追慕，使其从一个私人交流信息与感情的小集会，变成与城市息息相关的文化活动。诗社活动进一步固定化、仪式化，加上严智怡组织的“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需要定时召开例会，奠定了此后数年“雅集”能够稳定开展的基础。城南诗社年年在重阳召开大型“雅集”，成为吸引天津文人的重要活动。

李金藻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力推城南诗社的诗词结集出版。按他回忆：“是日会者二十四人，分韵得诗，大抵有蓄念故人之意，间及于范老之提倡风雅，并溯及于城南诗社有以也。诗成名《乙亥重阳雅集》，为《甲戌重阳雅集》之续。” 两个“雅集”的作品均有刊刻，使诗社作品有较为规范的文字传播。《甲戌重阳雅集》（1934 年）现已无处可寻，《乙亥重阳雅集》（1935 年）依然存到今天，可以看出出版对于诗社历史的保存作用。《乙亥重阳雅集》以《绝妙好词》所收吴琚作《浪淘沙》词的前半阕：“岸柳可藏鸦，路转溪斜，忘机鸥鹭立汀沙。咫尺钟山迷望眼，一半云遮。”27字分韵，辑录了城南诗社24 个人的作品。可以说，通过1930年代持续不断的这几次雅集与宣传，并辑录成册，使“城南诗社”和重阳雅集开始产生较强的号召力，由此，1936 年城南诗社才能在天津召开前所未有的盛大聚会。

1936年9月《益世报》登出《复兴水西庄文物槐厂落成》消息，预告将在“水西庄”召开“雅集”：“西院槐厂，昨始建成，其工料系由邑绅严智开宅捐助，巍峨壮观。兹悉阖津名士，定于本年重阳节（下月二十三日）正午，在水西庄槐厂雅集。” 随后《大公报》也相应跟踪了这次活动，23日“雅集”那天，《大公报》登出报道：

地点：城西水西庄 时间：正午十二时

（本市消息）距津市三里、南运河畔、水西庄遗址，前由津绅陈宝泉、李金藻、陈中岳、吴象贤、俞品三、姚品侯等，组织复兴委员，擘画复兴水西庄文物事宜。所有芥园东查慕园别业，业已整顿一新、西院槐厅，亦已建成，其工料系由邑绅严智开宅捐助，巍峨壮观。兹悉阖津名士，如华世奎、赵元礼、陈宝泉、姚品侯、陈中岳等，特定于今日（重阳节）正午，在水西庄槐厂雅集，饮酒赋诗。昨日陈宅特派人将新种菊花百余盆、运往水西庄，以资点缀清兴，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云。

虽然《益世报》与《大公报》关注的是整理“文物”与“赏菊”，并未登载诗词创作，但显然可见其活动的影响力。

与《益世报》《大公报》关心的不一样，诗社关心的是“雅集”里的“饮酒赋诗”。田维蓝用诗记下了“雅集”的具体活动：

姚侯最先至，犀轴光莹炷。众宾如缄滕，文采相委属。于役赴津南，薢茩适良晤。故人欢在颜，绸缪见情素。纵酒滌尘襟，赏花压凡俗。豹叟饮尤豪，巨斗不能酗。张陈两醉翁，翻使庐陵妒。酒半激高怀，诗兴涓涓注。宁祇洪都宾，秋水长天赋，万仞既游心，八极恣驰骛。轩然一笑间，珠玉联翩吐。乃有逋租人，重阳辍佳句，吾儒贵解脱，得失奚暇顾。扰扰九衢尘，眼花看成雾。姚侯陈古义，旧雨堪四沂，分赠秋吟篇，不厌至百读。赏奇复奚疑，交嘲讼亦互，极宴适娱心，渊明讵独步，酒酣睪然望。斜阳已在树，宾客唱言旋，曲诘辨归路，沉吟聊自坐，诗傧捱于痼。操瑟立竽六。愧对箫韶护。寄语谢诸贤，明朝挂帆去。

这首诗大体描绘了“雅集”的起因与经过，指出了“东道抑如故”的“择庐”是这次雅集的关键人物。“择庐”是李金藻的号，他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虽然有官位在身，但“雅集”并不具明显“结党”的政治意图与效果。诗里还展示了雅集的详细进程，像姚彤章最早到，当场挥毫作诗；豹叟酒量大，诸位纵酒高谈，还描绘了“赏奇复奚疑，交嘲讼亦互”的热闹而富有“雅趣”的场面。如果不是注意到1936年的背景，实在难以分辨其所处朝代。

此诗展示诗社聚会热闹的场面，而在其他留存诗里，则展示了参与者的人数与身份。高凌雯的诗里透露：“水西旧诗窟，群贤思续武，集者卅四人，履綦接堂庑，词翰满壁间，旧典一一数，陈詹二点缀，移花自老圃，当筵傲霜姿，摇曳晚芳吐。” 又可见：“是时草枯天已霜，万绿代以黄花黄，三十四人集一堂，璀璨四壁皆琳琅，快哉一咏复一觞……但冀明年身更强，以菊为枕萸为囊，振衣陟彼千仞岗，重话人间沧与桑。” 而从留存的照片来看，有33 个人，而从分韵赋诗的情况来看，有28 个人分到韵，再加上《广智星期报》上所发表的唱和诗作，参与人数应该超过了34 个人。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复杂，有政府部门官员，像李金藻、王人文 等；有家族式商人，像严氏家族的严仁泽；有像陈实铭 、俞祖鑫 这样的学校老师；还有一些在企业工作的职员，像杨寿枬 、郭春畲 ；同时也有像金梁 这样的遗老。在“分韵”表上具名的还有陈嵩若、章一山、程卓沄、马仲莹、张一桐、王什公、许琴伯、孟定生、韩补青、马诗癯、管洛声、杨子若、陈病树、杨协赓、张梅荪、方地山、高凌雯等人。从他们的身份与经历来看 ，此次雅集网罗文人之多、范围之广确实是天津自清以来的诗会之最。受此盛会的鼓励，许多耆老们倍觉欢喜，诗词里不免流露出高昂的情绪：“但愿明年此日倘不死，拈韵勿再分九青。”

如此众多“名士”，又加上“水西庄”的复建，使众人对于此次“雅集”有着较高的自我期待：“斯会倘获百年长，家家雅韵传贤嗣。” 虽然语调平乏，但希望通过聚会将所谓的“雅韵”长久流传下去的愿望还是美好的。这还是比较含蓄的自我表彰，有些诗则直接将此次“雅集”提高到振兴天津文化的高度：“前贤未了事，吾辈莫敢遑，赓举重九会，意岂仅咏觞，文化赖以振，潜德赖以彰。” 如果从古代文人传统来看，他们说自己要担负起“文化赖以振，潜德赖以彰”的任务其实也没错。但这毕竟是在1936年，是在天津已经急剧现代化的时代，是在“五四”新文化冲击之后的时代，是在新式教育、报纸等文化传播手段已牢固占据着主要位置的时代。如何利用“雅集”来“振”以及“彰”他们心目里的文化，作者徐兆光 估计也没有具体想法，所以只好“停杯且赏菊，宾主乐未央，摄影志雪鸿，佳话说重阳，少长列有序，剑珮何趋跄”，无奈和无力的情绪在诗作结尾隐隐流露出来。

唱和诗自有其内在的形式和内容限制。一般而言“唱和”直接意思就是和韵，主要有“和古”与“和今”两种，“和古”即和前辈诗人诗作韵，“和今”即和社友或今人诗作韵。因此这种形式固定、内容限制的诗难有精彩的作品出现，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如果不是出于交往需要很难喜欢这种创作方式。再加上此次“雅集”已弱化了其中的“社团”性质与政治色彩，又没有强制性的纲领与组织形式，能使天津传统文人们的多数到会并积极唱和，颇为难得。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加之又是重阳节，唱和诗里出现众多怀念故人的诗句也属正常。其中最经常被提及的就是严修及其儿子严智怡 ，有诗人甚至将严氏家族与天津古代诗人查氏家族相并提，认为其对于天津的道德风气有着重要的意义：“吾津濒渤海，文化昔未昌，康乾有查氏，风雅冠一乡……严陵负硕望，思欲踵前芳，有志而未逮，继述有贤郎，复兴功未意，天命嗟靡常。” 这里的“严陵”即严修，而“贤郎”即严智怡，像张弧也有“零落山邱悼持约”等句子。严氏家族与复建“水西庄”、举办“雅集”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召集人”的李金藻的诗 ，也颇有意思：

择庐十载作重九，移会查园又二年，有酒有花循社例，嵩若送花，余备酒，前例也无风无雨肃霜天。今日为霜降节，天气晴和郑公置驿人斯盛，许佩璜赠莲坡句置驿郑南阳，嵩若备车送迎，郑公风也，去年到会者二十四人，今为三十四人滕阁催诗期不愆，此日此身及行乐，来朝一别复南旋。余来日视学去矣。

从这首诗及自注里可以看出，李金藻多有自我表彰，在他看来，虽然“重九雅集”首先由严修发起，但却是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惯例。但说他“作重九”达“十载”则有所夸耀。唱和里面的人就写出了与他不同的记忆：“重九秋禊尾附骥，年复一年次凡四，前年微雨去年风，未克畅怀游胜地，天气今年爽且清，主人远自樊舆至。” 在他记忆里只有“四次”，而并非十年。李金藻有意突出在他主持下“雅集”的历史与其任社长时的贡献，而且未提及严修家庭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即对“水西庄”的复建。客观地说，天津传统文人能在城市急剧现代化过程中不至于被文化界所淹没、遗忘，确实要归功于发起者严修与“城南诗社”所起到的组织作用；再则，也必须肯定李金藻在继承了严修的社长之位后，通过持续不断的“雅集”活动，使得传统文人能在城市文化空间中牢牢占据一个位置。

1936年的“雅集”规模确实可以与天津清朝查氏的“水西庄”诗会相比，然而处于现代城市里的传统文人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特别是从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 之后，处于冲突交界的天津能明显地感觉到战争的威胁。1936年，中国正处于日本全面侵华前夕，诗人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在赞赏此次盛会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同时，也敏感地意识到物极必反，流露出这次盛大“雅集”有可能成为绝唱的担忧。因此与历年“雅集”里其乐融融的场面不太一样，唱和里的“恶声”频出，特别刺眼：“老来躭乐厌苍凉，每话沧桑三日恶，悲秋况复悲故人，零落山邱悼持约，群公薄醉把茱萸，我对西风双泪落，古今万事若此庄，嘉会相逢宜痛酌。” 联系作者张弧 于次年逝世，还较可以理解其怀念故友而又自我悲伤的情怀，但下面这首则带着明显“恶意”：“分韵赋诗竞拈字，摘句取自查莲坡，古人往矣不可作，忍冬逭暑留行窝，茱萸编插沿曩例……我笑长房太多事，人相我相皆风魔，自愧恶诗负佳节，那有妙句同阴何，催租不到且高咏，多言喋喋圣所诃。” 由于诗里所透露的信息太少，很难体会为什么参与唱和多年，当初也是发起人之一的赵元礼 会觉得“长房太多事”。不过事后很快证明了他的不祥预感，随着李金藻的离津、严氏家族的式微，再加上日本的侵略，天津再也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盛大的诗词集会。1939年，不甘寂寞的赵元礼试图再一次召集聚会，但应者寥寥，许多人要么病逝要么远走他乡，他不禁感慨：“自从李君远游，遂尔中断……今岁重阳转瞬即至，插萸赏菊，风景不殊，四顾茫茫，而天时人事又不知变换如何也。” 国难中，唱和难行，倒是应验了他先前的恶声。

“文人雅集活动撇开它的文学性机能不说，但从它的社会性机能来看，它确实起到了强化集团统合和一体化的作用。” 从1920 年代开始活动到1936年达到高潮，“城南诗社”用“雅集”形式团结了一批传统文人。早期诗社所选的社名虽略显随意，也没有形成严密组织，但它将一批有能力的传统文人团结在一起，到1933年诗社慢慢走向固定化、仪式化，使天津的传统文人能够在各层面展开交流，并汇集成一股力量，从而才有可能在承继传统、空间再造、介入城市方面有所发挥。 5xcl0SLZlVwmGpLHSURwkLEp4FUVW9Pd78ENhISy96zqG1wEh0aJw0Db40o5ib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