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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以构建？中国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成功实践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许多国家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规划制度，但是从结果来看，能长期保持成功并发挥作用的很少。因此，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对传统的规划学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规划被作为“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受到批评。
理论的创新往往诞生于独特的实践。中国虽然最早学习了苏联的规划制度经验，但是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规划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中国并没有盲从西方的所谓“真理”，而是始终坚持符合国情的规划制度，且几乎贯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全部历程。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的规划制度作为国家宏观战略和治理的独特机制，在创造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是理论的特例，应该反思的是理论本身。
中国十三个五年规划的丰富实践，比如从刚性走向弹性的规划制度，通过规划同时发挥“计划”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丰富经验和教训等，创新或加深了对“什么是规划”“为什么需要规划”“如何规划”这三个理论问题的认识，为构建新的规划学理论提供了最具特色的样本。
2.为何构建？理论与实践的需要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从历史来看，规划是国之大事，世界各国的规划有得有失，对各个国家影响深远。有的学者在观察到规划制度在某些国家的失败后，认为规划从理论上无法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因此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规划的作用甚至合法性，这必然是片面的。事实上，虽然规划制度在许多国家并不成功，但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成功却足以说明这或许是传统规划学理论的失败，而不是规划本身的失败。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外许多国家的规划制度失败，而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度能够成功呢？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规划学理论，仅仅将其归结为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因为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只是规划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构建一套新的、科学的规划学理论。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发现了规划的核心机制，于是也实行了发展规划制度，但学习中国经验不能完全照搬，而是需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理论逻辑，结合各自的国情加以应用，进而指导实践。因此，构建一套基于中国实践的规划学理论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此外，新的规划学理论还可以为中国未来的五年规划以及各个领域的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科学指导。从2021年开始的“十四五”时期，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挑战更多的时期，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做好未来五年规划以及各个领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挑战重重，也需要新的规划学理论的指导。
3.如何构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习近平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
构建中国特色的规划学理论需要回答“中国独特的规划制度是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这样的规划会成功”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学科，因此需要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有学者提出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史学为鉴”的研究范式。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指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比如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西学为用，就是在马学为体的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运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体”服务的。以史为鉴，就是要重视历史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要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为理论是否科学的评价标准。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构建中国特色的规划学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和政治的有机统一、良性互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突出优势，这有助于明确中国特色规划制度的定位——既是经济调控的方式，也是国家治理的手段，是经济和政治的有机统一。再比如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成功赶超的重要经验是要认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发挥比较优势，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因此需要延续的发展目标和资源、技术、环境、制度约束下的统筹配置协调，这可以为中国特色规划制度的表现形式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的规划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中国五年规划实践相结合的延伸，这是其理论目标和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核心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回答怎样实现目标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成为编制五年规划的重要理念、实施五年规划的方法路径，也是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的主要框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赋予了鲜明的理论底色，比如，规划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政党观、人民观；规划强调的动态性、整体性和开放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世界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观点；规划强调立足中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激励约束相结合、实事求是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由于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主要回答如何通过规划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问题，因此还要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包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换言之，制度是内生的。
传统规划学理论把西方的国情和制度作为最优制度及暗含前提，而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不仅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还广泛借鉴了世界上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规划经验和教训，因此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更为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更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其包容性上，即在坚持“马学为体”的同时，注重“西学为用”，广泛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
首先，规划是一种国家治理的制度，与国家政治体制这些政治的“硬件”不同，规划制度是一种政治的“软件”，具有独特的政策风格，因此可以借鉴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中国规划制度的典型特征。
其次，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规划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需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博弈论、一般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不同主体的多重博弈对规划制度的影响，规划实施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的互动规律等问题。
再次，规划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一种手段，那么规划的内容，也就是政府应以什么形式、在什么阶段、如何发挥作用呢？事实上，有为政府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常态政策，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比如国家安全等公共事务、税收政策等。第二类是短期政策，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些临时性政策等。第三类是中长期政策，比如产业政策（包括优先发展某些行业或者为某些地区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而规划可以看成是政府中长期产业政策的综合。研究这类问题需要借鉴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最后，规划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政府具备制定长远发展战略的能力，还要具备贯彻实施规划的出色能力，包括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激励各类参与主体积极有序作为，以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研究编制规划的科学流程和决策程序应该是什么、如何保证规划目标的有效实施、如何发挥党在规划制度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等这类问题需要借鉴管理学、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如委托代理理论、领导力相关理论、目标管理理论等。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从世界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规划制度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从中国来看，中国特色的规划制度也已经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程。丰富的历史实践为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规划制度的演变过程来探讨规划理论的规律。从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实施，到如今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收官、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编制，这一过程中，规划制度哪些方面变了，哪些方面没有变，为什么变了，为什么没有变，这些历史过程有什么内在规律，这都是规划理论需要深入总结和反思的内容。此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还可以用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检验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推断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规划与党史、国史的关系来明确规划理论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历程，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底色。规划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人民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过程中总结的重要经验。把规划放在党史、国史的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有助于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视角把握规划理论的历史定位和时代要求，有助于深入探讨规划理论的本质内涵和价值主张。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西方规划制度的实践对比来拓展规划理论的逻辑，也就是运用比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经济史学是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支，它考察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史过程的差异及共同点，分析这些差异及共同点的原因与后果，以加深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的认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既可以采取纵向比较分析，又可以采取横向比较分析，也可以二者兼用。纵向比较分析是指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或若干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探求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性。横向比较分析是指对一定时期内或一定时点上一国国内不同地区或若干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以说明待比较的各国或各个地区历史上的经济特色。
许多国家都在不同时期使用了规划制度，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来看，都有成败兴衰。因此，如果能够深入对比不同国家规划制度的差异与相似之处，并分析哪些是由国情差异导致的，哪些可以归为规划理论可以解释的内容，就能对中国特色规划学理论的世界性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