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跨学科”和“整合性”

在讨论修辞学，包括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学科特点和性质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跨学科”“整合性”这样的描述。关于“跨学科”，目前存在两种较为典型的解释或观点。一种认为它可以用来描述一门学科借鉴其他学科成果或为其他学科发展提供经验的过程。这个意义上的跨学科，是一个双向的动态过程：一方面，修辞学将哲学、法学、文学批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理论视角和资源引入自己的实践领域，在发展成一门现代学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获得了“跨学科性”这一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当代修辞思想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可以被称为“修辞意识”的认知形态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进行放射和渗透，正如刘亚猛（2007:7）所说：“在其（指新修辞学—笔者注）新研究平台上形成的‘修辞意识’随后又被其他领域学者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解读工具和理论资源引入他们各自的学科。这一逆向引进到1960—1980年代蔚然成风，形成了所谓‘研究修辞’运动。”具体到俄罗斯现代修辞学，可以肯定的是，该学科有“跨学科”的性质，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学术养分。在学科复兴之初，它就借鉴了语用学、言语修养学、交际理论、篇章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完善了自己的学科体系。与此同时，现代修辞学介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学、新闻学、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成为这些学科的理论渊源，甚至作为柔性权利，介入战争，介入意识形态建构。

关于“跨学科”的另外一种理解，是指通过整合来自两个及两个以上学科或专门知识模块的信息、数据、技能、工具、观点、概念或理论，来提升基本的知识理解或解决单一学科或研究实践无法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关注点都是多元的。它可以由科学的求知欲驱动，也可以由实际的需求促发；可以由单个研究者来进行，也可以通过组建团队来实施。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不是简单地把几个学科拼凑在一起，而是追求各个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通过学科间的商讨与合作，建构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获取一个整体的或系统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同于多学科研究，即各个学科围绕一个共同的问题独立地同时工作或依次工作。多学科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加和，它不挑战学术共同体的结构或功能，不要求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观发生任何改变，它也不同于超学科研究，一种学科专家和社会参与者共同完成的知识生产。跨学科研究试图彻底超越学科思维，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都独立于任何一个学科背景。我们认为，认知修辞学、心理修辞学等学科就应该属于跨学科的第二种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跨学科”的哪一种理解，都不意味着某一学科具有绝对的优势，进而“吞噬”其他学科。以俄罗斯修辞学和俄语修辞学为例。在俄罗斯语文学界有这样的观点，“伴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修辞学的复兴和西方新修辞学的出现，俄语修辞学面临着尴尬的境地，俄罗斯修辞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的学科，大有‘吞噬’俄语修辞学的趋势。”（转引自樊明明等，2007:91）这样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俄语修辞学同样具有整合跨学科知识的特点，它的发展同样借鉴了其他学科，包括俄罗斯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并且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独特的研究视角。此外，过分强调修辞学的“整合性”是该领域内研究的一个误区。再如尤宁娜（Е.А. Юнина）（1992:131）的观点：“修辞学实质上是一门整合学科，它处于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管理理论、伦理学和文化学等一系列学科的交汇处。”这样对于修辞学学科性质的定义一方面容易给读者造成修辞学没有独立的理论体系，仅仅是采众家之长的误解，另一方面把定义中的“修辞学”和释义中的任何一个学科互换位置，定义仍然能够成立，所以，它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并不明确。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目前人文社科领域的任何一门分支学科都和相邻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相互借鉴成果并提供理论支持，或通过见解的碰撞激发出新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一味地强调事实上作为多门学科共有的特点，并不利于对修辞学进行准确的学科定位。

关于跨学科研究兴起的原因，黄新华等人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缘于三种强大的驱动力，并迅速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首先，很多科学问题处于学科的交汇地带或组织机构的空白地带。对这些交汇区和空白区的探究促使了学科间的合作，并且促发了新的交叉学科领域的产生，比如环境心理学（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和建筑学）、认知科学（涉及心理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哲学等）、神经科学（涉及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等，探究这些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是任何一门单一学科所无法胜任的。

其次，跨学科研究是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引入多维视角，跨学科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行动空间。从曼哈顿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载人航天技术这些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到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如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能源、贫困等的应对都需要跨学科协作。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各国对需要通过跨学科协作来进行的问题导向研究越来越重视。欧盟在1998—2002年实施的第五框架项目（FP5）集中关注跨学科整合，尤其是将社会经济的研究视角引入研究与技术发展领域，从而增强欧盟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一些主要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提升欧盟在一些复杂社会问题上的决策能力；我国在“985”工程二期中，着力建设了一批创新平台，突出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问题引导，凝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美国在这方面的措施和成就都非常显著，美国国家科学院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称跨学科研究是“人类进行的最具成效和鼓舞人心的事业之一”。

第三，跨学科研究是引发创新的重要源泉。创新行为通常包含将先前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在跨学科研究中，旁观者的视角、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结果以及信息的交流，构成了创新的催化剂。随着传统学科研究径路的回报率越来越低，在一个学科内获得创新的难度也逐渐加大，而在学科交叉领域无疑更容易取得创新性成果。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言，“在科学的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学科）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2010.3.16）

学科间的严格分界曾被视为现代科学发展到较高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当下社会却呈现出另外一幅图景：学科间严格的分界逐渐被打破，呈现出更多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在传统学科版图之外的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学科作为一种“知识的社会秩序”的声望在逐渐衰退和减弱。以问题导向、政策和产业驱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特征的新的科学研究模式日益受到关注。推进跨学科研究也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应对重大现实问题、提升科研竞争力、保持领先优势的有效路径。

虽然跨学科研究具有单学科研究无法比拟的优势，在解决实践问题方面也持更加经济、更加全面的立场，但实践中真正达到学科理论、理念和方法的融合，并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模式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在对“跨学科研究”这一理念进行解读时，刘亚猛（2009:19—20）就指出：

“跨学科”作为一个关键词在西方广为流行虽然已经有几十年的工夫了，欧美的人文社科领域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边缘”或“交叉学科”不断形成并发展壮大、传统系科竞相将自己改造为“多科性与综合性”学科的局面。真正出现的变化是西方学术界在对“学科”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出的三项相辅相成的观念更新和机构创新：第一，使“理论”和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脱钩；第二，在一个超越了“学科”的大框架内重新思考“知识”的本质及其生成机制；第三，形成了与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学科”大不相同、或许可以成为“研究体”的一种松散且具有异质结构的新学术组织形式。西方人文社科学者对“学科”和“跨学科”的涵义进行了认真的审视，意识到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其实意味着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美国学者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nt/Стивен Гринблатт）和吉尔斯·冈恩（Giles Gunn/Джайлз Ганн）对这一思想变化也从“问题先行”的视角做了精辟的表述：

人们总以为只要跨越了某一“学科”的边界，就自动进入被称为“跨学科”的另一个新境界。但是该信念把从同一条边界的内、外侧观察问题和重新考虑不同边界间的关系混为一谈。其实，只有当解读框架的变换促成了整个研究视野的变化，当对于“什么是问题”的新思维促成了对于“什么可以被看成是答案”的新理解，“学科”才真正让位于“跨学科”。（1992:4—5）

从“问题先行”的角度出发，当代俄罗斯社会在转型的背景下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民族关系、阶层关系、性别关系、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等，以及所有重大的智力议题，包括对语言、话语和修辞民族文化性的再认识，都具有诸多层面和复杂结构成分，因而不是任何常规意义上的单一学科，如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可以独自认领并在其固有理论框架内予以全面分析、透彻解读和清楚梳理的。因此，可以认为，修辞学与其他学科彼此思想融合，从而进一步形成新的研究框架和模式是俄罗斯现代修辞学行使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方法，也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SLif2BupY7tClZ938cuPZyEhwYbdoNWQmXnQTYzf8NHvVHm7RNWhsf4q+BZmt4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