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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从古典时期算起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于它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各异的观点。在各国修辞学的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俄罗斯修辞学尤甚。在这些批评和反对的观点中，除了积极的学术争议，还存在不少对修辞学的误读。其中一些误读一直伴随着学科的历史发展，另一些则同修辞学发展现阶段的社会文化背景休戚相关。俄罗斯修辞学研究者的部分成果旨在拨乱反正，但要改变大众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的误解也并非易事。
在展开本节的论述之前，先以俄罗斯国家语料库报刊分语料库中“修辞学”一词搜索结果中的几个用法为例来考察一下这个词汇在新闻媒体话语中的意义：
例一：2014年6月30日《消息报》刊登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А.К. Пушков）的采访：
Все обвин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терроризма—чи-стая риторика, к которой серьезно в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ассамблееОБСЕ не относятся. Тут все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никаких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на юго-востоке Украины нет. Президент Швейцарии на-зывает их сепаратистами, кто-то называет их боевиками, но ясно,что о как таковом терроризме речь не идет. Жители юго-востокаУкраины не провели ни одног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кт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所有对于俄罗斯散布恐怖主义的指责都是无中生有，欧洲安全委员会大会对这些无稽之谈并不在意，因为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乌克兰东南部没有任何恐怖分子。瑞士联邦主席将他们称为分离主义者，有的人称之为武装分子，但显而易见的是，没人提及恐怖主义。乌克兰东南部的居民在乌克兰的领土上没有实施一例恐怖行动。）
例二：在2018年7月，特朗普（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与普京（В.В. Путин）会面后，他改口否认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阿列克谢·普什科夫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观点中再次使用了类似的表述：
Трамп не впервые частично меняет риторику п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вСША: так было и год назад после встречи с Путиным в Ганновере. Вполитике манёвры неизбежны. Важно другое: будет ли после самми-та прогресс на обсуждавшихс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Мяч на стороне СШ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回国改变说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年前与普京在汉诺威会晤后也是这样。政治上用手腕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此次会晤后，讨论过的方向能否取得进展？选择权在美国手上。）
例三：2014年5月13日《消息报》刊登的“乌克兰的免费天然气结束了”一文：
В пятницу министр энергетики и уго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Украины Юрий Прода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Украина не будет платить загаз…Риторика угроз не устраивает Россию…（周五乌克兰能源与煤炭工业部部长尤里·布罗丹称，乌克兰不再支付天然气的费用……口头的威胁对俄罗斯并没有作用……）
从上述语例可以看出，表示“修辞学”或“修辞实践”的риторика一词有时会用于贬义，表达说话者的不满情绪或讽刺的态度，而根据上下文的搭配该词可以理解为“花言巧语”“巧言令色”“不实之词”等意义。确实，在对修辞学理解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的声音，有些观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俄罗斯修辞学的理解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苏联时期的修辞学处境尴尬，一直存在着“修辞就是花言巧语的欺骗”这一误解，它也是曲解学科发展历史的反映。
修辞学虽然在俄罗斯实现了全面的复兴，但如同该学科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它仍然经受着学术研究范围内外的质疑。在非学术研究的氛围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修辞学错误的“共识”：如苏联时期仅仅把它等同于政客用“花言巧语”和“不实之词”来迷惑和欺骗大众，现代人们有时会把修辞与商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联系起来，总之是把修辞（学）看作是与“实话实说”相对立的一种虚骄、夸张的“虚妄之词”。对于此类说法俄罗斯很多学者都指出其谬误之处。如安努什金（2007:24）认为，“不论如何，这些对修辞的理解对于20世纪中层知识分子的认知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也是庸俗的和不成功的。这样的理解也不符合古典甚至现代修辞学作为一门研究有说服力话语的学科或艺术。”
修辞学从发端的古典时期到学科发展的现阶段，一直经受着“修辞的最终目的是操控（манипуляция）受众”的误解。但事实却是，只有“好”的修辞者和“坏”的修辞者，而没有“好”的修辞学和“坏”的修辞学。对修辞学“好”和“坏”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对修辞学的伦理基础是否认同的问题。
修辞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修辞活动应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这是因为修辞活动是修辞者向受众施加影响的劝说性活动，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修辞者不是品行端正的人，如果修辞活动脱离了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的制约，那么就很可能形成修辞资源滥用的局面。有关修辞学的伦理基础，在古典修辞学时期就是一个屡屡被提及的问题。
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Инструкцияора-торства）的序言里申明自己从教的目的是要培养“完美的演说家”。所谓“完美”，不但指掌握高超的修辞和辩驳的技艺，而且指拥有健全的心智、高尚的人格。他认为，只有一个“好人”，一个具备优秀品格的人，在学到了论辩演说的本领之后才会处处以社会公益为重，出入政坛、行使法权才能够伸张正义，研究哲学、探讨学问才能够求真穷理。其实，这也是历来人类教育的一致目标，即讲究德才并举，重德育甚至在才智之上。昆体良的论述除了明确他从事的教育事业的目标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修辞学这门言语艺术及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一门中性的学问或技艺，好人坏人都能取为己用；而在昆体良看来，修辞学则是一门传授“优良言语”的学科，掌握修辞之人一定是“好人”，修辞也一定是被用于正当目的。所以，修辞不等于能说会道；至于花言巧语、强词诡辩等，都属于拙劣言语，就更不能视为修辞了。昆体良的这一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印证：或许缺乏伦理的言辞鼓噪一时，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缺乏生命的，甚至可能在进行培养言语个性的教育时充当反面教材。
奥古斯丁（Августин Блаженный）晚年在《忏悔录》中回忆道，早岁的自己只是在出售“教人取胜的争讼法术”，那都是些炫人而又自惑的东西，虽然未必是要学生去侵害无辜，却不免“要他们有时去救坏蛋”；而演讲、论辩、竞赛等带来的也不过是公众的喝彩和虚荣的桂冠，往往“越会信口雌黄，越能获得称誉”，距离他所向往的“自由学术”很远。（见2.3、3.3、4.1、4.2、5.7等节）
关于修辞是“华丽的辞藻”还是“基于事实的陈述”，就连修辞学家本身也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尤其是在受到“运用话语操控受众”的指责的时候。柏拉图（Платон）所撰述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一开始苏格拉底（Сократ）就申明自己不善论辩，而是以事实为本：
他们（原告）的话说得娓娓动听，只是没有一句真话。在他们的许多假话中，最离奇的是警告你们要提防，免受我骗，因我是个可怕的雄辩家。……事实就要证明，我丝毫不显得善辩，除非他们以说真话为善辩。……他们的话全假，我说的句句是真。藉帝士（即宙斯）的名义，雅典人啊，我不像他们那样雕词琢句、修饰铺张，只是随想随说未经组织的话。……若听到我平素在集市上或其他地方所惯用的言语，你们不要见怪而阻止我。我活了七十岁，这是第一次上法庭，对此地的辞令我是个门外汉。我如真是一个外邦人，你们就会原谅我，准我说自幼学会的乡腔。现在我也如此要求，似乎不过分：不论辞令之优劣，只问话本身是否公正。这是审判官应有的品德，献辞者的本分在于说真话。（1983:51）
美国新修辞学的研究框架中，关于“好”的修辞学和“坏”的修辞学的讨论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致力于修辞学复兴的学者韦恩·布斯（Уйин Клейсон Бут）进行了“修辞”和“次修辞”的区分：
如果有人把他人的努力视作“修辞”而置之不理，或用“纯属修辞”这个更常用到的词来形容，他们常常指用语言或符号来欺骗、掩饰真相，或避免行动。动物只会耍些小把戏，撒不了大谎。动物不能用符号作为规避的手段。只有具备修辞能力的物种才能撒下连环大谎来掩盖事实，才能够做出百万元的广告来宣传要么无用要么有害的产品，才能够用外交或政治辞令把糟糕的动机说得冠冕堂皇。修辞学家一直以来常常想把这类东西扫地出门，将修辞这个词留作更清白的用途。然而，作为教育者，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闪躲。如果我们把象征的力量授予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承担所有象征权力的风险。如果我们训练学生掌握听说读写的艺术，我们便无可避免地使他们有能力在世界上兴风作浪—以修辞谋私、反社会、破坏而非建立联系。（2009:324—325）
布斯将上述这种修辞称为“次修辞”（subrhetoric），他认为修辞一词指“诚恳地说服别人接受理由的一门艺术，不仅包括诓骗遮掩，还包括逻辑论证的真正劝说”（同上）。布斯还提出了“纯粹修辞”（mere rhetoric）的概念，他认为：
虽然很难把“纯粹修辞”和“次修辞”区分开来，但是“纯粹修辞”同样既可以用于高尚的使命，也可用于危险的勾当，……。在某些方面，纯粹修辞比次修辞更危险，因为运用纯粹修辞的人态度诚恳，真心希望自己的立场能够取胜，同时自身又很尊重修辞技巧。（同上）
在俄罗斯修辞学的研究中，话语的两重性是一直被承认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修辞学的前科学和前教科书时期，在包含丰富修辞资源的民间谚语中就体现了这种复杂关系：
Язык до добра не доведет.祸从口出。
Язык мой—враг мой: прежде ума рыщет, беды ищет.是非只为多开口。
От одного слова да навек ссора.一言不合引争吵。
Язык—стяг, дружину водит, язык царствами вороча-ет.话语亦敌亦友。
Мал язык—горами качает.轻言慢语，力大无穷。
Языком—что рычагом.话语就是动力。
Язык хлебом кормит и дело портит.亦福亦祸，均从口出。
在这些谚语和俗语中язык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中的“符号体系”的意义，而是“言语”“话语”的意思。这些谚语和俗语表达了相同的一个观点，即话语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在修辞学和话语两重性的关系问题上，修辞学家一直致力于找到一个切入点，使修辞技能服务于“好的”话语。不但如此，修辞学家还寄希望于通过修辞知识的教育和普及，使“受话者”有能力去区分“好的”话语和“坏的”话语。
在俄罗斯修辞学发展的现阶段，修辞学研究者一再强调，“现代修辞学的任务不应只是去教会人们如何在争执中占得上风并最终在思想与话语的竞技中胜出，而是应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有利于建设性地化解矛盾、冲突，并促进言语交际双方的关系趋于和谐、团结”（米哈利斯卡娅/А.К. Михальская 1998:10）。出于上述对修辞学性质和任务的理解，俄罗斯修辞学界非常强调“对话性”（диалогичность）在话语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米哈利斯卡娅就将她所倡导的修辞学的概念体系称为“和谐对话的概念体系”。该体系要求在话语中同时体现三种特质：思想、优美和善。这三种特质可以理解为俄罗斯人对现实的内心期许和真正需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同样指出，修辞学不能离开“通过话语实现道德、伦理”这一原则，伦理道德的原则是修辞学的学科基石，它决定着交际者行为的方向。俄罗斯现代修辞学还继承了古典修辞学思想中“修辞典范”的精华。“修辞典范”在话语建构理论中地位的确立是生成“好的”话语的必要条件，也是俄罗斯本国学者对优化社会话语环境、充分发挥话语的社会管理和文化继承功能的理想的体现。
除了对修辞伦理基础的诘问，还普遍存在对修辞学不全面的认识。确实，在对修辞学理解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的声音，有些观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俄罗斯修辞学的理解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修辞学在俄罗斯复兴以来，在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在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观念中，也存在着一种对“修辞”退避三舍的情绪，他们持有的典型观念是：学术的产物是“知识”，而修辞的产物是“意见”，两者的认识论地位截然不同；学术推理和论辩基于确然性逻辑，而修辞则基于或然性逻辑；学术，尤其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普世的、恒定的，超越了具体时空的局限，而修辞分析所构筑的成果只适用于特定、具体的范围。此外，还有一些冠以“修辞学”的专著、教材和论文并没有及时反映出这些变化，或者仅仅论述了修辞学研究的部分。如大量的教材虽然是修辞学课程教材，但是内容只涉及演讲技巧与艺术，容易给读者造成修辞学只研究演讲艺术的误解，从而影响他们形成对修辞学全面、整体的认识。分析近年俄罗斯出版和发表的修辞学著述，存在以下片面认识：
第一，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演讲话语。修辞学在产生初期确实以演讲话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学科研究的展开与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就在《论言说者》中强调了修辞的通俗性：“言说艺术所关注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普普通通的日常事务、习俗和人类言语。”（转引自刘亚猛 2008:105）也就是说，“修辞则覆盖了整个人类活动领域，实际上与文化同延……其次，其研究对象，即修辞实践，在从人类文明发端一直到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等不朽伟业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无法比拟的。”（同上:106）关于修辞学与演讲研究的关系将在第二章第五节做更为详细的论述。关于研究对象的问题，还如在本章第一节第二部分专域修辞学部分的论述，俄罗斯现代修辞学极大地扩大了研究领域，将尽可能多的话语体裁纳入学科的研究范围，重点关注那些对社会发展更具现实意义的话语形式与类型。
第二，俄罗斯现代修辞学仅仅研究说服或劝服的艺术。早期的修辞学定义是和“说服”（убеждение）紧密相关的。“说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话语建构的任何场景的必要因素。但是，“说服本身并不是修辞学的目的”（见沃尔科夫/В.В. Волков），因为说服执行的可能是真理的意图，也可能是谎言的意图。将说服理解为一种方法更符合现代修辞学的宗旨。俄罗斯现代修辞学框架中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基石发展了“对话修辞学”的理论，强调在交际过程中应充分关注和考量对方的立场和利益，在非暴力对话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这与美国新修辞学的“同一”理论有着相似之处。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在《动机修辞学》一书中，就主张交际双方通过相互认同的修辞方式，达到思想和行为上的同一。而“说服”，则是进行对话和达到同一的方法。因此，与其说修辞学研究话语的说服性，不如说研究话语的有效性。
第三，俄罗斯现代修辞学只关涉语言表达，不关涉话语理解。修辞学传统中总结的规律和提出的规则确实是多指向话语建构者的，即便是对受众的分析也是希望话语建构者在充分考虑受众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的条件下选择易于被他们接受的论据来说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而在现代修辞学的视野中，话语阐释和话语接受也是学科关注的对象。基于“对话主义”对交际双方地位和功能的哲学思考，修辞学复兴的领军人物、莫斯科大学修辞学派的代表学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修辞学的基本任务进行了重新思考。在《修辞学理论》（Теория риторики）一书的前言中，罗氏就对学科的两个基本任务进行了范畴式的描述：“信息社会的海量文本决定了修辞学的第一个任务。这一任务的目的是培养对话语捕捉、理解和运用的能力，即培养从各种话语类型的文本中快速接受其内容，并且从中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这有助于高效地做出明智的决策，避免采取对个人和社会不利的行动。第二个任务是培养获取思想和行为，并用适当的、符合环境的言语形式表达出来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建构独白、建构对话和在个人能力范围内控制言语交际体系的能力。”（2006: 3）罗氏将培养受众理解话语的能力置于学科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之首，进而立场鲜明地突出了受众的修辞主体地位，并将话语接受能力视为一种修辞能力。于是如何思考、理解和接受话语，并在话语的影响之下采取相应的符合个人及社会道德要求的行动，成为了修辞学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
第四，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研究属于正式语体的话语体裁，口语不在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虽然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专域修辞学基本以职业作为划分特征，但是对于日常的话语交际仍然给予了关注。西罗季宁娜（О.Б. Сиротинина）及她的研究集体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对口语词汇及语法特征的研究，在俄罗斯修辞学会成立以后，西罗季宁娜将口语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和修辞学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目前俄罗斯修辞学界提议进行家庭修辞学的研究，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修辞能力的提高对于建构和谐社会话语环境具有相当的意义。当然，口语修辞的研究和正式语体话语体裁的修辞研究有较大的区别，甚至在研究目的上都有差别。口语修辞的研究还需要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继续加强建设。
第五，俄罗斯现代修辞学不适用于研究文学体裁。俄罗斯修辞研究者在讨论专域修辞学的分类时，确实鲜有提及文学体裁，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做出适用性受限的结论。在西方古典修辞思想的全盛期，该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修辞不仅在公共领域享有支配地位，而且显然也在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施加自己强大的影响力，逐渐成了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刘亚猛，2008:130）同样以西方古典修辞学为基础的美国修辞学在复兴之后形成了小说修辞学这一分支学科。俄罗斯修辞学之所以呈现出另外一幅景象，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得益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繁荣昌盛而具有完善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在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现实话语（реальная речь）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组织和管理现代社会的需求。但是修辞学理论所包含的构思、布局和表达等学说，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解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六，俄罗斯现代修辞学主要解决的是“辞”的问题。有关这一误解邓志勇在澄清欧美修辞学中的若干悖论时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对修辞学的误解有“调整说”“加工说”“辞格说”等类型：
调整说似乎假定现有现存的词语等待人们去调整，加工说则表明已有词语等待人们去加工、润色，就像人们加工一个工件、润色一幅画一样；辞格说意味着没有辞格的语言没有修辞；语言美来自于辞格的使用。调整、修饰、加工、美辞说似乎蕴含了一个前提：先有个光秃秃的思想内容在那儿，然后再用美好的形式外壳包装一下。如果修辞是美化语言，那么语言美就成为修辞存在的标准。换言之，美的语言是修辞的效果，不好的语言就不是修辞的效果。依此类推，平平常常的语言就没有修辞，比如日常的语言也就没有修辞。
问题还不仅于此。以调整说、辞格说、修饰说、美辞说、加工说为主流的修辞观会遇到一系列彼此关联的修辞哲学问题：修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游离于语言基本功能之外；修辞与交际过程相分离；修辞与语言相分离；修辞对知识来说可有可无；人可以独立于修辞而存在。这些悖论最终将归结于修辞学的人性观。（2007:11）
俄罗斯修辞学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在重视话语表达的时候也研究话语内容的产生，也就是说该学科研究的是从构思到表达的话语产生的全过程。可以说，除了优美的表达，修辞学更加关注的是话语内容对于社会的意义。
第七，俄罗斯现代修辞学汲取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作用甚微。事实上，从人类学到心理学，社会学到法学，政治学到经济学，修辞观念的引入给所有这些领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修辞视角极大地提高了学者们对各自领域的观念基础、研究方法和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能力，促使他们意识到人文学科的所有理论构筑都与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修辞思想历来以修辞者为中心，强调修辞者的施事能力。修辞对人文科学的渗透使得“人”的概念再次成为了诸多学科的中心。最后，修辞意识的提高还凸显了“研究者/学科话语/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审视使学者们看清了人文学科话语的说服和道德本质及其内在的解放和批判功能。
以上就学界对修辞学的若干片面认识进行了分析。这些片面认识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澄清这些认识既有助于学术界构建更合理和有效的研究体系，也有利于非学术领域的职业及日常交际实践者提高话语建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