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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自产生之时起就与社会政治形势紧密相关，正是由于古希腊时期民主城邦制的施行给予更多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机会。同时，由于城邦管辖范围的不确定性又引发了大量的财产诉讼，从而出现了政治演讲和法庭演讲的繁荣。随后修辞学的发展轨迹也同样证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流行不同的修辞体裁，进而产生不同的修辞文化。同时，修辞文化也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它促进社会各领域的交流和融合，有助于在非暴力的条件下解决社会问题。具体到俄罗斯修辞学的发展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修辞学历史研究者安努什金则指出，如果对修辞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出，“它们不是偶然在社会的变革时期问世，而是或预言、或伴随、或总结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事件”（2002:9）。
修辞学关注有效的、合理的、充分考虑交际各方利益的、符合社会规范或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话语。因此，不论对修辞学作何理解，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它在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冲突、协调行动、更新观念、发展文明的一切努力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修辞不露声色地支撑着交流、传播、公关、广告及一切形式的宣传，“为所有这些以象征手段调节大众看法和态度的行业提供了基础观念、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而且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利’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旺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亚猛，2004a:2—3）。
关于修辞学的社会功能，鞠玉梅（2011:60）也指出：
修辞具有很明显的社会功能。修辞研究几乎就是社会研究，因为修辞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象征符号，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使用修辞符号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和思想，相互影响或劝说以达成同一。理解、合作和决策是基于修辞的，修辞活动是形成和维持和谐社会的固有的活动。这一点在当代修辞学理论中愈加重要。如果说古典修辞理论是“心理的”，那么当代修辞理论则是“社会的”。……修辞的功能之一是调节社会关系，修辞所关涉的终极目的是出于社会系统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修辞研究社会冲突以及言语交际行为的模式和规范，诸如通过言语控制来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
通过在本章第一节第二部分中对专域修辞学研究对象变化的论述可以看出，修辞学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关注的话语体裁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古希腊时期对法庭论辩的思考，中世纪时期对基督教传教话语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修辞著作的诠释，一直到现代对传媒话语的探究，无不体现出修辞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它不仅仅从单纯话语结构和表达上对这些体裁进行分析，更关注这些体裁如何在社会现实中发挥作用。
俄罗斯修辞学家认为，世界上存在多种冲突（包括国家间冲突、民族间冲突、种族间冲突等），其根源是冲突各方修辞意识的淡薄和修辞能力的缺失。这一观点看似有些偏激，像是研究者为了显示所研究学科的重要性而故弄玄虚，但如果不把修辞仅仅看作话语的表达，而是将修辞能力或修辞意识理解为在话语构建时对交际双方利益的充分考虑进而努力达到一个“同一”的行为过程，那么这一观点就变得不是那么令人怀疑了。当然，任何话语都是有话语权归属的，它总是指向一定的目的或利益。因此，通过话语交际达到交际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是修辞理论和实践的终极理想。
俄罗斯修辞学复兴之后的发展模式对当今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回答了是“问题先行”还是“理论和方法先行”的问题。传统的研究范式习惯于理论/方法先行，即“先到海外或者其他学科寻找一些方法，再来寻找可以运用这一方法的问题”（陈佳璇等2011:76）。有学者将这一研究范式形象地比喻为“犹如先去买一把斧头，然后回到家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砍”（同上）。而复兴的俄罗斯修辞学，没有极力恢复和宣传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苏联社会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全面彰显了这门学科的社会功能。对于俄罗斯修辞学家来说，与理论和方法相比，更重要的是问题。首先考察对于修辞学来说，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什么才是问题？什么才是首要的问题？只有找到了问题才能去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俄罗斯修辞学会会长、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教授安努什金在中国讲学时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亦是如此。”可以说，俄罗斯修辞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刻的社会关怀，它致力于解决当代语言生活的重大问题，它的研究视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修辞学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西方社会的现实与修辞学的复兴之间的关系也印证了上述的观点：
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美国的政治体制借鉴了古希腊的政体模式，大众演讲和竞选演说作为表达民主和体现民主的方式在美国大行其道。战后，遍布美国各高校的演讲系对和言语交流有关的修辞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创办了一系列修辞学组织和刊物，带动了相关领域对古典修辞的再研读和新突破。他们逐渐意识到“语言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斗争被塑造来适合个人意志的易受影响的媒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有助于决定人类对自己及其世界的认识”（胡曙中，1999:508）。与此同时，在战后的恢复与重建中，欧洲大陆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对人类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不约而同地从人类的本质中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他们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试图揭示话语的力量，并转而重视修辞学。这一切都从深层次上对行将就木的修辞理论发出召唤。（姚喜明，2009:218）
从现有的俄罗斯修辞学历史研究成果来看，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俄国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安努什金指出，研究现实话语（政治话语、事务话语、法律话语等）的修辞学总是在社会转型和生活风格变化时体现出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他还通过修辞学历史的研究发现，社会话语修辞的变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大概以50—70年为一个周期。
安努什金有关社会和话语的另一个观点是：不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会体现在现实话语和文学话语中，话语同样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具有创意的思想和话语会逐渐改变相对稳定的社会认知，产生新的生活和行为风格，甚至催生新的政治格局。如果对俄罗斯修辞学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就可以发现修辞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思维是如何为随后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罗斯修辞学的发展历史大约以50—70年为一个周期。在这一段时间内社会足以酝酿一次具有创新性的风格革命。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经过新观点和新风格的提出和普及、新思维和生活风格的确立、从创新转为保守、受到批评和质疑以及最终被替代这几个步骤。
根据安努什金的研究，俄罗斯的修辞学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11—16世纪，修辞学的前科学和前教科书阶段；
2. 1620—1690/1695年，修辞学发展的前彼得时期，出现了第一本以修辞学命名的教科书，修辞学被作为“三艺”之一成为研究和教授的对象；
3. 1690—1745/1750年，修辞学发展的彼得时期，彼得一世统治早期的修辞作品得到认可和普及；
4. 1745/1750—1790/1800年，修辞学发展的罗蒙诺索夫时期，罗氏的著作被视为俄罗斯修辞学的经典作品；
5. 1800—1850/1860年，修辞学理论的繁荣时期，其研究的巅峰阶段。这一时期梅尔兹利亚科夫和科尚斯基等人的著作非常普及，修辞学被理解为关于思维和话语、关于散文话语建构的科学；
6. 1850/1860—1917/1920年，修辞学遭受批评的时期，它被排挤出教育体系；
7. 1917/1920—1985/1990年，修辞学发展的苏维埃时期。修辞学的主要实践领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传播与宣传。
8. 1985/1990年至今，修辞学的信息社会时期。基于这一时期修辞学研究的独立性，将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称为“现代修辞学”。
接下来论述每个发展时期社会现状与修辞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前科学和前教科书时期，虽然人们的话语行为还没有受到体系性修辞学理论的指导，但各种体裁的修辞实践早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为修辞学发展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利哈乔夫（Д.С. Лихачев）指出，当时的“俄罗斯土地为创造语言艺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转引自帕诺夫/М.И. Панов 2003:44）。
“修辞学”（риторика）一词在罗斯时期，至少是从7世纪开始就为人所知。риторика一词在古罗斯的文字记录中的形式是“ритори-кия”，后者是直接从希腊语翻译而来。риторика和ритор两个词作为外语词汇的俄语翻译是“витийство”和“витий”。词根вет-的意义是“说”，它是许多现代俄语词汇的词根：совет, привет, ответ, завет,навет等。从当时文献中词频统计来看，витийство和витий的使用比риторикия和ритор更为频繁。
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产生和雅典时期实行的民主城邦制的相互关系不同，前教科书和前科学时期修辞学的出现与罗斯受洗以及确立教会地位不无联系。事实上在古罗斯的多神教时期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演讲这一实践活动形式。而真正意义上具有一定科学体系意义的修辞学是保加利亚和希腊的修行者传入罗斯的。与智者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Мудрый）大公同时期的修士格奥尔吉（Георгий Амартол）在《编年史》（Хроника）一书中介绍了古希腊时期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古希腊编年史》（XI-XIII世纪）从东斯拉夫文化的角度描述了古希腊修辞学。罗斯时期出现了一篇描写修辞格的文章，它是君士坦丁堡一位图书管理员胡罗夫斯基（Хуровский）的《论形象》（О образах）的译文，随后被收录在1073年斯维亚托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的《选集》（Изборник）之中。文中分析了27个形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辞格，其中重点分析了在当时修辞实践中最为常用的寓喻和隐喻辞格。
古罗斯时期杰出的演讲家是以伊拉里昂主教（Иларион）为代表的基督教传教士。伊拉里昂主教1049年在基辅圣索菲亚教堂发表的关于法律和天惠的布道演讲（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被认为是宗教演讲实践的典范。他演讲的风格十分生动，文中辞格使用频繁。他善用修辞学理论，形成了独特的演讲风格，这给他本人也带来了崇高的荣誉，民间将他称为“基辅主教”。基辅罗斯时期著名的布道演讲家还有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基里尔·图罗夫斯基主教（Кирилл Туровский）、彼得·莫吉拉教士（Пётр Могила）等人。弗拉基米尔·诺莫马赫大公发表的名为《训导》（Поучение）的青少年寄语成为极具代表性的道德伦理演讲典范。
在前科学和前教科书时期修辞学在教学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在七世纪加里西亚—沃伦公国时期的东正教文献《Выголексинскийсборник》中，有关圣费奥多尔·斯图季特（Феодор Студит）的生平时写道：“他先接受了语法的教育，然后是修辞学”（转引自安努什金2009:186）。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教育体系中，基础阶段教授阅读和书写（чтение и письмо），然后就进行“高等”（высший）学科的教授，即语法学和修辞学。
在学科发展的这一时期，修辞学者和哲学家被称为“智者”（му-дрец）和“行家”（знаток）。但对于修辞学家（指修辞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者）和修辞者（指修辞实践者）来说，那时就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修辞者被分为两种：“虚伪的和自夸的”和“听从神的旨意并获得智慧的”。这一点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产生初期相似，即对学科的哲学伦理基础始终存在质疑。
риторика这一词形首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是在1620年的《修辞学》中。这本教科书是拉丁版本的俄语翻译，该术语的读音还保存了拉丁语的发音，即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与现代俄语词汇的重音相同的读法直到彼得一世时期才出现（见安努什金 2009:187）。
1620年的《修辞学》是俄罗斯第一本修辞学教科书，通常认为该书是由马卡里（Макарий）从拉丁文翻译成古俄文的，但也存在译者不详的观点。原书的作者是德国新教神学家、人文主义教育家梅兰希顿（Филипп Меланхтон, Philipp Melanchton）。梅兰希顿在这本教科书中继承了古典修辞学规定的五大传统任务，强调修辞学和辩证学不是对立存在，而是在一个大修辞框架内的统一。他还增加了古典修辞学没有论及的三种新的话语形式，即阐释、评论和布道，从而使修辞学成为包含言说和诠释的一门更加综合的学说。1620年教材的译者在把此书翻译成古俄语的过程中做了补充修改，增加了一些注释和新的俄语例子，将拉丁语的名字改成了俄语。秉承古典修辞学的传统，1620年的《修辞学》以“问—答”的对话形式写成，书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西方修辞学当时的研究成果。全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构思，第二卷是语言修辞。在第一卷中，作者不仅讨论了如何构思，还论述了“话语的六个部分”，即话语结构。另外，如何调整听众的情绪也在这一卷中有所涉及。在第二卷中，作者阐述了关于辞格的理论，详细分析了123种辞格及演讲的4种类型：教育演讲（научающий род: школьное и церковноеобучение）、法庭演讲（судебный род）、议政演讲（рассуждающий род:совещательные речи при реш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和典礼演讲（показующий род: хвалебные речи）。作者还强调了模仿演讲范例的重要性。
该书出版于1620年，这一时期正值俄国历史上“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刚刚结束。“混乱时期”大约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间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危机加剧，社会动荡不安。1605年，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突然死亡，俄国进入“混乱时期”。直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米宁（К.З. Минин）和波扎尔斯基（Д.М. По-жарский）率领民兵把波兰侵略军赶出莫斯科以后，这一动荡时期才终于结束。1613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缙绅大会，推选出16岁的年轻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Михаил Романов）为沙皇（1613—1645）。俄国历史上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就此拉开序幕。而1620年的教科书《修辞学》正是在国家新的管理体系得到了确立之时问世的，这也正是社会变革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当时的俄国教育实践明确地呈现出三大人文学科一统天下的景象，即语法学、修辞学和辩证法。162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七贤说》（Сказание о седми свобод-ных мудростях）中就对这三门学科进行了描述，1620年的《修辞学》、斯莫特里茨基（Мелетий Смотрицкий）的《语法》和达马斯金（ИоаннДомаскин）的《逻辑》中进一步进行了论述，确认这三门学科构成了17世纪俄罗斯语文学的基本结构。
罗曼诺夫王朝最著名的沙皇是彼得一世，即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人们一般称他为彼得大帝。他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位沙皇。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彼得一世对俄国进行了改革，普及了教育并加强了对欧洲的借鉴。在文化教育方面，为了改变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彼得一世规定各级政府直接管理教育，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开始推行学校教育。除了军事学校之外，还在各省开办实施普教的算术学校，规定所有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同时还派人去西欧国家学习。此外，彼得一世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把西欧近代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俄国来。他扩大了书籍的出版，1703年第一份官方铅印的报纸《新闻报》问世。废除旧历法（以9月1号“创世日”为新年的旧历法），从1700年1月1日起采用当时欧洲的儒略历法。此外，他还勘地域、绘地图、寻矿藏、观天文、设图书馆和陈列馆，并于1724年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这种昌明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修辞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彼得一世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和军事演讲的发展。除此之外，彼得一世还进行了宗教改革，加强皇权。“17世纪下半叶的宗教分裂对俄罗斯的修辞学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新旧教派为了维护自己的教义而进行辩论，他们的辩论在俄罗斯语言文化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樊明明等，2007:18）
安努什金指出，这一时期问世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修辞学论著多形成于17世纪末至1710年间，如利胡德（Сафроний Лихуд）的《论修辞的力量》（О риторической силе）（1698年）、乌萨乔夫（М.И.Усачёв）的《修辞学》（Риторика）（1699年）和亚沃尔斯基（СтефанЯворский）的《修辞的权利》（Риторическая рука）（1698年）等。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论著在学术任务和内容风格上各有特色。利胡德的《论修辞的力量》是由希腊语翻译而来，是彼得一世时期最为普及的修辞学教科书之一。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修辞学的本质与优点，列举了16个论题并举例说明；第二部分是关于言语修饰的论述；第三部分对话语陈述加以论述；第四部分对典礼演讲的内容进行了描述。该书几乎囊括了当时政治和家庭交际的大部分场景，对在这些场景中如何展开话题进行了论述。乌萨乔夫在《修辞学》一书中介绍了修辞学的定义、三种言语类型、普通修辞学的五部分和掌握修辞的基本方法。该书的第一卷主要讨论了论题体系。与同时期的修辞学研究者相比，乌萨乔夫对论题体系进行了分类，将它们分成了“原生论题”和“相关论题”，这也是现代修辞学中论题划分为“内部论题”和“外部论题”的雏形。也有学者认为乌氏对论题的划分过于细致，显得较为烦琐。（见安努什金 1998:5）该书的第二卷主要讨论“布局”部分。之后又分别对表达、记忆和发表等进行了论述，完全体现了对欧洲古典修辞学传统的继承。这部《修辞学》对修辞学发展的下一阶段，即罗蒙诺索夫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氏1743年和1747年的修辞学著作不仅在篇章结构和基本术语的使用上借鉴了乌萨乔夫的《修辞学》，还在学科定义等重大问题上以乌氏的著作为基础，继续展开更为深入的论述。
18世纪下半叶，俄国政局稍趋稳定，在数次宫廷政变之后开始了叶卡捷琳娜时代。叶卡捷琳娜（ЕкатеринаⅡАлексеевна）早年读过许多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她在1762年发动政变即位后，便请启蒙思想家狄德罗（Дени Дидро）来彼得堡，用以证明她是一位“开明君主”，是启蒙思想的信奉者。她兴办各类学校，提倡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对于话语（слово）的兴趣逐日递增，修辞学在研究和教学领域都拥有颇高的地位，被称为“学科之王”（царица нау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罗蒙诺索夫的两部著作，即《修辞学简明指南》（Крат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риторике）（1743年）和《修辞实践简明指南》（Крат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к красноречию）（1747年）分别问世。罗蒙诺索夫为俄罗斯民族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对修辞学的思考，其修辞学观点集中反映在上述这两部著作中。罗蒙诺索夫在俄罗斯的历史上首次用俄语写成了通俗的修辞学著作，在他之前都是用拉丁语或晦涩难懂的古斯拉夫语进行写作的。罗氏还对当时语文学领域中的若干概念，如риторика和красноречие等，进行了区分。他首次将красноречие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对待，将其定义为说服的艺术，本质是一种修辞实践的能力。而将риторика作为一个研究修辞实践的理论体系看待。罗氏的许多修辞创新理念都体现在他的这两部著作中。书中他将“激发听众情绪”也纳入“构思”这一章，并认为“很少有人能不受喜好的支配而完全按照推理来行事”。罗氏的著作还充分体现了作者本人的修辞典范观，他没有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固定在已经成文的话语作品上，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言说者应该致力于发表什么样的话语上。对于罗氏来说，言说和事实的统一（единство словаи дела）是修辞行为的根基。罗蒙诺索夫对于修辞学发展的另一个贡献是他的修辞学思想和见解被广泛运用于修辞教学实践中，甚至在当代也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在米哈里斯卡娅（A. K. Михальская）的《修辞学基础》（Основы риторики）一书中就使用了罗氏的“话语建构法”。在如何培养修辞实践者方面，罗氏认为，一个出色的演讲者必须具有睿智的思想、良好的记忆力、洪亮的声音和悦目的外形。除了这些天资以外，他还必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诗学的底蕴、熟知历史和文学知识、同时还拥有人类崇高的品德和哲学的才思。在修辞教育教学方面罗氏着重指出演讲者所必须具有的修辞技能，即合理建构话语的能力，以及运用语言资源准确表达思想，进而唤起听众相应情感的能力。
罗氏将西方的理论同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相融合，实现了这一学科的民族化。樊明明等学者对罗蒙诺索夫的修辞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做出了如下的总结：
第一，继承了“五艺”的结构模式（主要是构思、布局和表达三部分）；
第二，涵盖语文创作的广阔领域，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的）散文及诗歌；
第三，在语言表达部分的论述中涉及不少语言规范化的问题；
第四，在风格理论方面提出了开拓性的见解；
第五，以俄语为母体的辞格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2007:25）
但是，罗氏的理论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樊明明等人（2007:25—26）也指出：
由于受历史的局限，罗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将论题体系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将构思理解为开拓思路的过程（不突出论据的选择），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机制，是一个发端于昆体良时期而在近代史时期被推至极端的“论题”体系；罗蒙诺索夫拓展思路的16个论题在著作中占有大量分量，以论题为思维工具、将论题分解为树系图的做法违背了创作的基本规律，他的“谋篇布局”烦琐僵化，命题演说理论更加死板，同中国的“八股”如出一辙。总的来说，罗氏理论体系反映了欧洲启蒙时期的古典传统派的理念：这里既包含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某些精华，也有罗马以后发展起来的烦琐哲学。
罗蒙诺索夫时期之后，俄罗斯修辞学的研究日益壮大，于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其学科发展的巅峰阶段。这一时期，俄罗斯科学院、国民教育部先后成立，实施教育改革，学校数量大大增加，教育更加普及。19世纪前10年是建立俄罗斯标准语、形成标准语统一体系、建立民族语言统一规范的时期。这一时期修辞学教授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各类学校的修辞教学，甚至家庭修辞教学都颇具规模。
这一阶段修辞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较多，例如尼科利斯基（А.С. Ни-кольский），他的逻辑学和修辞学著述以系统性和简明扼要为人称赞；再如里日斯基（И.С. Рижский），他的学说加深了人们对于修辞学是一门关于修饰话语和言语风格的科学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莫斯科大学还成立了修辞与诗学教研室。梅尔兹利亚科夫从1809年开始担任这个教研室的主任，他对俄罗斯修辞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梅尔兹利亚科夫认为，如果修辞理论（риторика）提供了连续准确表达思想和合理布局的规则，那么修辞实践（красноре-чие）就是运用话语正确、清晰并且符合交际目的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能力。他还认为，话语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修辞学研究的不限于“说服和证明”，它还是一门“教人明智、激发想象、触碰心灵和影响意志力”的学问。梅氏著有《简明修辞学》（Краткая риторика）一书，在1809年至1828年之间再版四次。梅氏并未采用构思布局等传统的五部分作为基本结构，而是将风格学说作为修辞学的基础理论。梅氏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他在专域修辞学领域首先提出了话语的分类：书信，对话，教学文章，历史相关文献，演讲（宗教演讲、政治演讲、法庭演讲、典礼演讲和教学演讲）。
这一时期另一位杰出的修辞学家、修辞教育家科尚斯基的作品也颇有影响。他是普希金（А.С. Пушкин）在皇村中学时的老师。他的主要著述是《普通修辞学》（Общая риторика）（1818年，十次再版）和《专域修辞学》（Частная риторика）（1832年，七次再版）。科氏的著述语言生动，其中不乏逻辑学和诗学的知识，并运用大量实践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修辞学是关于思想的获取、排列和表达的科学。有关他在修辞学理论方面的见解在樊明明等人的《人文修辞学》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见2007:40—45），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他有关修辞学教育方面的观点。他认为有三种主要途径可以提高修辞能力：一是阅读经典。科尚斯基认为好的修辞者一定会通过话语表现出“好的词汇、好的思想、好的表述、好的篇章布局……”，由此，他的话语便可具备高尚、优秀、伟大等风格。科尚斯基所提倡的经典阅读就是基于对这些具体修辞手段和风格的分析之上；二是独立思考。科尚斯基认为所有通过阅读得到的知识一定要通过独立思考才能进入自己的认知范围；三是练习。科尚斯基认为只有借助于练习所获取的知识才能转化为能力，并且练习应该是长期和固定的。
对比梅氏和科氏的修辞学论述不难发现他们的分歧。这些分歧源于他们对于修辞学学科本身的不同理解。梅氏对修辞学的理解接近文艺复兴后期法国学者拉米斯的观点，即话题的构思和材料的组织安排应该划归辩证学，而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只包含文体风格和表达两项。而科氏，与梅氏恰恰相反，坚定地认为构思是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应该机械地运用构思理论。
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还在结构上分为了普通修辞学和专域修辞学两部分。综合这一时期关于普通修辞学和专域修辞学的论述，就它们的研究内容做如下总结：
普通修辞学包括：
（1）语文学科的分类（语文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诗学、美学）；传统上关于真修辞和伪修辞的讨论；
（2）构思理论，关于思想来源或者作为寻找话语材料方法的论题体系学说；思维的逻辑基础（概念、论点、论证）以及论点和论据的布局；
（3）言语作为发展叙述方法的普及；
（4）言语结构布局的理论：序言、称名、叙述、描写、证明、反正、结论；
（5）关于八段建构法的学说；
（6）关于文体和风格的学说（风格的学说可以做两种理解：三品说理论和言语品质的理论）；
（7）关于辞格的学说（包括语义辞格和句法辞格）；
（8）关于圆周句的学说；
（9）关于激发情感的学说；
（10）关于审美力的学说（审美力是用话语表达高尚情操的能力）；
（11）关于记忆的学说（发展记忆能力和训练记忆的方法）；
（12）关于发音和身体语言的学说；
（13）教授修辞学的基本原则；
（14）考虑到不同作者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修辞倾向的示例文章分析。
专域修辞学涉及话语分类。19世纪修辞学在发展鼎盛时期将所有类型和体裁的话语分为书信、交谈或对话、教学或者学术文章、历史（历史及文学散文）、演讲（政治演讲、法庭演讲、典礼演讲、学术演讲、布道演讲）。
19世纪中期俄罗斯人文学科领域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修辞学的发展非常繁荣；另一方面它所提倡的风格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别林斯基认为修辞学是“庸俗的和毫无新意的”。对修辞学猛烈的批评证明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话语风格。别林斯基等批评家均认为语文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着力表现生活的自然派文学作品，而话语创作的主要形式应该是广义的诗歌：抒情作品、戏剧和小说。哲学文献、事务作品和演讲等逐渐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话语形式。在这种环境下，修辞学的研究内容逐步分化为俄语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语文学、诗学等学科。
19世纪中期俄国废除了农奴制。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ⅡНиколаевич）继位。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颇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政治体制决定着管理体制。亚历山大二世所推行的改革方针需要在政治上做一系列改变。因此，几乎在废除农奴制的同时，他又对政治、军事、教育体制等作了相应的改革。1863年颁布的大学章程恢复了被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ⅠПавлович）剥夺了的大学自治权。大学委员会自主解决学术、科研和行政、后勤事务，国家行政代表只监督其工作。1865年还取消了对书籍和首都报刊出版前的检查，使得出版业较之前有了较大的自由。
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被排挤出了教育体系，取而代之的是语文学（словесность）。当时在俄国的学校中开设的语言和语文课程有俄语、语文、希腊语和拉丁语，其他必修的语言有法语和德语，供选修的是英语。俄罗斯修辞学的内容分散至语文学和俄语修辞学中进行教授。作为修辞学理论一部分的辞格研究一直在继续。虽然作为学科的修辞学的状况十分尴尬，但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修辞实践却在继续。19世纪下半叶较为繁荣的修辞实践形式是法庭演讲。俄罗斯法庭演讲理论的研究者一致认为，法庭演讲的诞生和繁荣直接源于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司法改革。此前，在司法程序里一直是书面材料起主导作用，极少出现通过公众演讲的方式决定法律问题的机会。1864年俄国通过了新的司法章程，司法开始脱离行政当局的管辖和束缚，取得了独立，建立了陪审团制度。这些都成为法庭演讲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引入了陪审团制度，法庭演讲的公开性、公众性和控辩双方的辩论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科尼（А.Ф. Кони）、波罗霍夫希科夫（П.С.Пороховщиков）等优秀的法庭演讲实践家脱颖而出。安努什金指出，在新的社会机制中会产生新的交际形式。随着1906年国家杜马（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的成立，政治辩论和争论的作用凸显出来，政治演讲得到了发展。杜马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政治演说家，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斯托雷平（П.А. Столыпин）。斯托雷平是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作为一名俄罗斯的改革家，他需要经常在杜马演讲，推行他的改革思想和措施。“在面对议员演讲时斯托雷平显示出非凡的作为一个优秀演讲者的素质和能力。他在演讲时所说的‘Не запугаете!’（你们吓唬不住我们！）和‘Им нужны великиепотрясения,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他们需要重大的震荡，而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已经成为经典名句”。俄罗斯总统普京十分赞同斯托雷平在政治演讲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并在自己的演讲中仿照了他的表达：“我们不需要重大的震荡，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19世纪末得到发展的演讲形式还有宗教演讲。约翰·克罗恩什塔茨基（Иоанн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的布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他的布道演讲充满了真诚的信仰和对上帝的笃信，并且使用话语的力量将这种信仰植入人们的心中。他说：“我不仅努力在话语上做一个真诚的牧师，还努力在行为上和生活中成为这样的人。”
进入20世纪，1917年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修辞上的胜利”（安努什金2009:198）。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都十分擅长公众演讲并且十分重视这一话语形式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彻底转型的今天，很多俄罗斯的语文学家和修辞学家都在回望那一段历史，期望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修辞学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个恰当的阐述。俄罗斯语文学界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等人的话语创造力还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将其定性为“苏维埃时期庸俗的意识形态神话”是不妥当的。直到现在还有学术作品以分析列宁的演讲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列宁作为一个政治演讲家也多次在修辞学和演讲学的教科书中被提及。安德列耶夫（А.А. Андреев）着重指出了列宁演讲话语的缜密逻辑、语言手段的丰富性和形象性以及话语丰富的感情和感染力。与此同时，安努什金也指出，布尔什维克无尽地美化了列宁的形象，将他所有的言语交际实践都作为人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俄罗斯历史上沉淀和积累下来的哲学、宗教和精神文化精髓。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推动修辞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樊明明等人（2007:64）指出，“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擅长演讲的人才，需要用生动、有号召力的演讲来进行政治宣传与斗争。在学术和教育界，对живое слово（生动有趣的话语、演说）的讨论和研究空前活跃”。“живое слово”这一词组在苏维埃政权早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说法。1918年11月15日在彼得堡成立了首所“演讲学院”（Институтживого слова）。在演讲学院执教的学者们编写了大量提高和发展演讲艺术的计划和大纲。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就“人民演讲艺术”进行了探讨，更具体地说是“在相互交流基础上”的公众演讲。俄罗斯特有学科“言语素养学”的创始人维纳库尔（Г.О. Винокур）在《语言文化》（Культура языка）一书中倡议语文研究应“从呆板的体系研究转向作为社会交际和影响手段的生动的话语”（转引自安努什金，2009:200）。
遗憾的是，这样繁荣的研究盛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30年代以后作为表达个人思想的演讲完全被禁止，很多学者也完全失去了学术自由。最后一本关于演讲艺术的书是戈夫曼（Виктор Гофман）的《演说者的话语》（Слово оратора）（1932年），其中对政治和修辞的关系作出了论述：“修辞的原则是变相的政治原则，而修辞学则是更加神秘的政治学。修辞学作为演讲话语的理论就像政治理论的替代品一样，主导着政治斗争”（转引自安努什金，2009:202）。
当然，演讲作为一种实践并没有消失。苏维埃的生活方式，苏联人的形象都是通过话语和交际风格传达和体现的。在与西方进行的“冷战”中，苏联人的固定思维一直没有改变。俄罗斯修辞家在反思“冷战”时期这段历史时指出，和西方在意识形态以及信息心理上的争锋（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过程中，苏联的修辞是失败的。对内，即对本国人民来说，“当时的思想体系是高高在上的，并没有深入人们的内心和血液”（安努什金 2009:201）。在各种党和工会的会议上人们听到的都是形式上的、从书面语照搬过来的话语，没有任何独创性，也不引人入胜。人们感受不到发言者的真诚，从内心对这种交际风格产生了抗拒。对外，即在国际交往上，苏联的国家修辞能力也频频遭到质疑。我国学者刘亚猛（2004a:3）也有类似的观点：
……也无法想象西方能够不依靠其比前苏联和东欧集团棋高一着的意识形态修辞和地缘政治修辞而在“二战”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因为后者的自我崩塌而最后胜出。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消比较一下“冷战”时期东、西方分别给对方和自己贴的标签就会看得很清楚。西方以“铁幕”指称苏联和东欧集团，而以“自由世界”自诩。苏联和东欧集团则习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分别指称自己和对方。“铁幕”的狰狞形象使任何人都不由感受到一种窒息的冷酷。“自由”是人们为了它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和爱情的最高普世价值之一。这两个指称从感情、心理、思想意识上对对立双方的一般群众都产生极大的修辞冲击。相比之下，类似“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这类干巴巴毫无色彩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既缺乏触动人们的情感和心理的力量，对普通老百姓更谈不上有任何直接的修辞诉求。
关于苏联时期修辞学的研究，樊明明等学者（2007:70）总结道：
自30年代起（即20世纪30年代——笔者注），传统人文修辞学（即我们文中的“俄罗斯修辞学”——笔者注）在学术领域完全沉寂，“人文修辞学”一词逐渐成为一种禁忌，伴随这个词汇的是这样一些负面的评价意义，如华而不实、言辞的过分藻饰、情感虚假等等。与此同时，人文修辞学的学术研究也销声匿迹，滑落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苏联时期传统修辞学作为一门学科完全被抛弃、遗忘，而它所研究的有些问题则分散到现代修辞学、文艺语言研究、篇章研究、演说语言研究等不同的学科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辞学在俄罗斯实现了全面的复兴。下列因素在俄罗斯修辞学的复兴之路上产生了关键的、积极的影响：
第一，社会政治环境氛围逐渐改变（主要指五六十年代政治上的松动和80年代末的社会政治变革），民主政治逐步推进，将修辞学作为对立阶级进行宣传和欺骗手段的观点不再禁锢人们的思想。我国俄语研究家张会森（2011:86）指出：“社会的大变革和社会思潮的异动，促成了修辞学（指риторика—笔者注）的复兴（риторика十月革命后曾退出学术和教学舞台）”。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开始推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思想和话语的新风格。改革的支持者体现出自由和激情的话语风格，交际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民主。这样的话语环境提供了更多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但同时也要求言说者对话语更加深思熟虑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安努什金（2009:202）认为，“当时的苏联缺乏周密的和深思熟虑的改革纲要，由此，不仅导致了行为上的混乱，还产生了号称‘民主’、实则‘庸俗’的交际风格”。他还认为，监管的取消，使这样的风格在媒体话语中变得十分常见。1990年，苏联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在法律上废除了一党制，使多党制合法化，并实行总统制。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政治继承体，取代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初是俄罗斯社会发生巨变的转型时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其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是个人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日渐宽松的话语环境使人们获得了更多自主的话语权。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建构有效的、完善的话语就成为最具迫切性的任务，而修辞学作为一门从思维到话语发表，全面关照话语生成的科学为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建议和规则。沃尔科夫（2001:168）认为，现代修辞学应该“教会人们运用各种形式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话语对于构建生活、工作、学习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意义。
第二，语言学研究由“形式主义”向“功能主义”倾斜的趋势。“语言研究中的功能主义思想就是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形式和一种社会产物，它旨在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述和解释语言系统不同层次上的各种特征。”（王铭玉等，2007:1）自觉地对语言进行功能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休斯（Матезиус）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语言与人类活动一样具有目的性。对作为交际手段的言语活动所做的分析表明，说话人最为普通的目的在于表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须采取功能的观点来进行语言的分析。”（转引自戚雨村，1997:73）荷兰功能语言学家梵·迪克（Ван Дейк）认为，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续表）
（转引自王铭玉等，2007:3—4）
事实上，功能主义的哲学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Платон）和普罗塔哥拉（Протагор）。他们认为语言是人谈论问题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选择系统，其标准是可接受性或用途。而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证明人们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对语言在使用中的各种功能进行探讨，比如研究说话人如何使用各种语言手段来达到最大程度的感染力，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等。俄罗斯语文学领域功能主义研究的日益深入唤起了人们的修辞学记忆，因此我们认为，语言研究的功能转向是修辞学在俄罗斯复兴的外部条件之一。
第三，席卷欧美地区的修辞学复兴热潮。同俄罗斯修辞学发展轨迹相似，19世纪也是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低谷。19世纪的修辞学从强调论辩的取材到重视文体风格，从以口头交际为主到着重书面写作，从一门综合性显学到被分散到诸多专业领域。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型世界格局的形成，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美国的政治体制借鉴了古希腊的政治模式，大众演讲和竞选演讲作为表达民主和体现民主的方式在美国大行其道。战后，遍布美国各高校的演讲系对和言语交流有关的修辞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创办了一系列修辞学组织和刊物，带动了相关领域对古典修辞学的再研读和新突破。他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斗争被塑造来适合个人意志的易受影响的媒介，语言本身却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有助于决定人类对自己及其世界的认识”（胡曙中，1999:508）。与此同时，在战后的恢复和重建中，欧洲大陆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对人类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不约而同地从人类的本质中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他们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试图揭示话语的力量，并转而重视修辞学。“这一切都从深层次上对行将就木的修辞理论发出了召唤。”（姚喜明，2009:218）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方面对于西方的话语实践“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借鉴西方话语研究的理论（其中也包括修辞学）。1979年布雷斯卡娅（О.П. Брынская）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美国修辞学的主要特征》（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иторики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将美国的修辞学定位于“母语语文教学的核心课程”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还论述了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分析了美国“演讲家形象”的基本特征。1983年格尔玛诺娃（Н.Н. Германова）的论文《19世纪美国幽默的语言学文体学特征》（Лингво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юмора XIX века）简要介绍了美国的修辞学和文体修辞学教科书、文选，论述了美国19世纪末政治和布道修辞学与文艺作品的关系，阐明了文体在美国语文学研究中的地位。1986年俄罗斯第一部全面介绍当代西欧及美国新修辞学成就的论文集《新修辞学：渊源、问题、前景》（Неориторика: генезис,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出版。1987年拉琴科（В.Н. Радченко）的《美国20世纪关于演讲艺术的学科》（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наука об ораторском искусстве в XX веке）对美国的演讲艺术进行了研究，涉及了美国演讲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并对有关演讲术的一些概念、演讲范例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可以说，西方新修辞学的兴盛对于俄罗斯修辞学的复兴提供了模式和途径的参考。
综上所述，在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修辞学重新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并重返俄罗斯的普及和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俄罗斯修辞学忠实地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同时被注入了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逐步发展成为具备完全学科建制的俄罗斯现代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