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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理论和实践探讨的学术规范，本书在基础理论阐述部分也期望给修辞学下一个相对完整并客观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概况。但正如许多修辞学研究著作的作者所感叹的那样，想要给修辞学做一个精准的定义“并非易事”。纵观俄罗斯本国学者对修辞学的理解，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相当的差异。俄罗斯修辞学的定义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在2017年2月举办的第21届俄罗斯修辞学会国际年会上，围绕修辞学的定义问题与会者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辩论。这一方面给本领域的学术研究造成了相当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理解为这门学科发展的内部动力所在：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学科得以不断调整研究视野、优化研究方法、丰富研究视角。从学科结构上看，俄罗斯修辞学分为普通修辞学和专域修辞学两大部分。普通修辞学基本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理论框架，在发展的过程中汲取了更多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因素。专域修辞学的研究以俄罗斯社会基本职业划分为依据，呈现出与俄罗斯社会发展相呼应的趋势。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学术传统将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够找到说服方法的艺术”（亚里士多德/Аристотель）和“说好的和修饰过的话语的艺术”（昆体良/Квитилиан）。在俄罗斯的语文传统中，修辞学被定义为“关于演说的学说”（罗蒙诺索夫/М.В. Ломоносов）、“构思、布局和表达思想的科学”（科尚斯基/Н.Ф. Кошанский）和“研究言语的学说”（泽列涅茨基/К.П. Зеленецкий）。在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研究的框架中，许多俄罗斯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对该学科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释。樊明明等学者所编著的《人文修辞学》第二章中列举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见2007:77—79页）在这些观点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Ю.В. Рождейственский）的一些观点颇能体现现代修辞学的研究特点。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是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先行者和理论奠基人之一，也是苏联—俄罗斯语文界复兴修辞学的领军人物。“在修辞学这个复杂的科研课题的‘集团化’研究上，他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樊明明等，2007:17）俄罗斯修辞史学家安努什金也评价说：“在修辞学尚属禁忌之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首先发出了研究修辞学的号召。”（1998:162）除此之外，安努什金还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开创的莫斯科大学学派称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修辞学学派”（риторическаяшкола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ого）。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认为，修辞学是关于在话语中发展思维的学说，构思和言语表达都是它的研究内容，学科的基础是言语的概念性结构，这个结构由情感表现力和对听众、读者的感情基础作用来充实。同时，他还指出，修辞学是关于话语的学科（话语理论），它的功能和任务是“管理社会，形成道德和伦理，构成风格，研究话语创造的心理机制”（1996:94—95）。在《修辞学理论》一书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一步指出了修辞者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正确理解任何形式的话语作品，并区分有效信息”；“第二个是善于构思并将所获得的思想运用话语进行表达”，换言之，是“通过独白、对话等形式实施交际意图，达到交际目的”（2006:10—11）。基于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现代修辞学认知的分析，可以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实质做出如下解读：修辞学是关于有说服力和有效话语的理论和艺术，是研究一定社会现实条件下话语创造的客观规律及规则的基础性学科。众所周知，话语是管理和组织社会和生产过程的工具，因此，促使形成有利于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生活准则及话语风格就成为修辞学的主要社会功能。基于这样的理解，可以就修辞学定义的分析做如下的归纳和延伸：
第一，修辞学是动态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的学科理论就已经初具规模。随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体系性的学科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提供话语生成各个阶段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是体现出一种民族和社会的话语观。它既表达了对建构符合社会和民族利益话语的期许，还体现了社会对拥有话语权个体的话语行为所提出的规范。动态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现代修辞学极大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作为学科研究起源的演讲一直到各种体裁的言语交际。古典修辞学就已经将书面表达、哲学和科学文献纳入研究范围，而现代修辞学则将各种形式的话语，从日常口语到媒体话语，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第二，修辞学是思维的艺术，同时也是用话语表达自己哲学—职业立场的艺术。修辞学所提倡的不仅是说话的艺术（如演讲艺术），还是如何思考的艺术（确切地说是道德的思考）、更是如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伦理观、生活观以及如何汲取知识并且通过话语表达自己生活立场的艺术。由此，可以看出修辞学具有区别于其他语言学、言语学分支学科的强烈的社会功能：它关注基于个体生活立场的思维创新和话语创新。换言之，就是个体如何运用修辞能力在社会中充分表达个人立场并为他人所接受，进而实现个人生活及职业价值。
第三，修辞学是关于完善话语的理论和实践。完善的话语即“有说服力的和有效的、符合规律的和适合的”（安努什金 2009:94）话语。在各种修辞学的定义中学术背景各异的研究者都在力求寻找一个准确的修饰语，因此修辞学也常被定义为有关“某种话语”的科学。和这些形容词相对应，修辞学框架中对话语的评价就有“说服性”“清晰性”“准确性”“正确性”“逻辑性”“形象性”“简洁性”“得体性”等标准。另外，考虑到话语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属性，话语对社会道德发展的正面意义也是修辞学视角中话语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上述任何一个标准都不可能单独对实践中的话语建构起到指导作用，如果所有的标准都得到满足，那么，完全可以用“完善的”（совершенный）这一定语来修饰“话语”一词，完善的话语也可以理解为“话语典范”。话语的完善性和社会及个体对话语典范的认知相关。
第四，修辞学是关于个性培养的学说。人们常说“言如其人”，即言说者个体的品德与性格会体现在他的话语表达之中。事实上话语和其建构者的品行之间不仅仅是单向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互为体现。因此，对话语的锤炼有助于形成完善的人格。言说者在建构话语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世界观、生活和职业立场以及运用话语表达和捍卫自己立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古今优秀政治演说家就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演说者的个性发展是在修辞经验不断积累和修辞技能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实现的。
应该指出的是，俄罗斯本国学者对修辞学，包括对现代修辞学的理解，呈现出相较于欧美修辞学者不同的视角。美国修辞学研究者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等人对古典修辞学再认识的基础上重视话语的象征意义，并以此作为“诱发合作”的方法。而俄罗斯修辞学研究者则更加注重该学科对于文化转型条件下俄罗斯社会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意义。总结俄罗斯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将修辞学做如下定义：修辞学是研究如何在充分考量交际各方立场的条件下使用有效言语体裁实现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预设交际目的科学，也是研究如何通过话语发展思维、培养个性、管理社会的艺术的科学。本书以此定义作为展开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
俄罗斯的修辞传统将研究分为普通修辞学（общая риторика）和专域修辞学（частная риторика）（又译部类修辞学）两部分。这一区分可以上溯到17世纪基辅神学院时期。当时的拉丁修辞学研究认为，存在共同的话语建构规则（即普通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各种话语体裁中话语建构的建议（即专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俄罗斯修辞学的普通修辞学提供了研究话语普遍性的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基本建立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之上，以其传统的五部分（пять разделов общей риторики）（又译为普通修辞学的“五艺”）作为基本框架，对“论题”“八段建构”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民族化的重构。普通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力求在宏观层面阐明话语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及运作机制，并为专域修辞学领域中具体话语体裁的分析与研究提供模式和框架。
普通修辞学五部分的前三部分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得到了较为清晰的阐述，即修辞发明（构思）、篇章结构（谋篇布局）和文采风格。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普通修辞学包括的内容是：（1）演说者形象；（2）构思：话语内容；（3）结构；（4）话语情绪；（5）话语风格（词汇表达、发音及体态语）。
古罗马时期修辞学理论的代表作《献给赫伦尼厄斯的修辞学》（大约写于公元前89—前86年间，作者不详）中首次明确了古典修辞理论的五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表示话语生成和实现的具体步骤：（1）构思；（2）布局；（3）表达；（4）记忆；（5）发表。这种分类方法是罗马修辞学的典型构架，后来成为西方修辞学的基本范式，俄罗斯修辞学也沿用了这样的模式。以下具体分析这五部分的理论如何契合话语的生成和发表。
第一，构思（изобретение）（又译为“修辞发明”）。构思指意图、思想及话语内容的生成。从某种角度上说，构思解决的是“说什么”和“写什么”的问题。构思的过程是确立论点，选择与之相应的论据的过程。“构思”这一术语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修辞学中已经得到运用。“找到并选择说什么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它就像身体里的灵魂；找到一个合乎常理的看法甚至比口才更重要，因为什么事情可以脱离常理呢？当然，我们认为完美的那些演讲者知道如何来选择论点和论据。”（西塞罗/Цицерон，1972:340）古典修辞学理论建议演说者挑选并使用对他有利的论点和论据，同时回避那些不利的论据。古典修辞学还认为，一个令人信服和有效演讲的论据应该是被受众所接受的。演讲中体现出来的核心世界观、价值观等基本观点应该是符合受众的基本认知的。而这些共同认知所构成的体系则被称为“论题体系”（топика）。
修辞的构思建立在论题体系的基础之上。论题体系的俄语表述直译成汉语就是“共同的地方”（общие места），因此，可以将论题理解为某一社会或民族所共同拥有和接受的事物。理论上说，论题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智力的范畴，交际者依靠论题和交际对方达成同一。社会的道德及意识形态生活就是由一些社会全体成员公认的观点所构成，而这些观点就是论题。与此同时，论题还是话语构建发展的方法。这个意义上的论题展示的是如何就一个话题建构相应的话语。西塞罗认为共有16种用于话语建构的论题，而科尚斯基则认为有24种。安努什金认为，为了建构有效、合理的话语，以下14种论题最为常用：（1）定义；（2）部分/整体；（3）种/属；（4）性质；（5）对立；（6）称名；（7）比较；（8）因果；（9）条件；（10）让步；（11）时间；（12）地点；（13）证明；（14）举例。（见2007:139）
论题体系在19世纪，即俄罗斯修辞学发展的巅峰时期之后，遭到了批评。这也成为了修辞学衰落的原因之一。对论题理论的批评源于在教授修辞学时对其经院哲学式的运用。作为一种观念运动或哲学思潮，经院哲学以苛细烦琐、泥古守旧出名，又往往被质疑为悬空不实、故作深奥。也有少数人热衷于讨论一些荒诞无解的问题，比如“天使有多少类，应当怎样分类？每一类天使的仪容装束的特点、美点何在？针尖之上，站得下多少位天使？”等。19世纪别林斯基（В.Г. Белинский）和泽列涅茨基（К.Н. Зеленецкий）展开了对于论题理论的批评，并于稍后对修辞学全面展开了批评。后者甚至证明，思想是不能被“构思”的。但实践中的话语结构分析证明，任何有效话语的建构都要依赖于论题，论题的缺失直接影响到话语内容的合理性、说服性、有效性以及话语表达的逻辑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现代的篇章理论正是建立在作为话语情景描写方法的论题理论之上。论题的运用是一种思想发展的创新，它帮助言说者在话语准备阶段构思出与话语情景相宜且必需的思想。有关论题理论将在第三章第四节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
第二，布局（расположение）。布局是关于话语结构的规则。这一部分的理论负责解决“按什么顺序说”和“按什么顺序写”的问题。我们在阅读文字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有在开篇即被情节或者表述牢牢吸引的经历；在日常交流中也有和对方交谈了一会儿但仍然不明就里的情况。这些都和将构思好的内容按照什么顺序进行表达有着直接的关系。布局规则要求将在话语构思阶段产生的思想按照合理的、较为固定的顺序形成话语结构。传统的话语表达顺序是引言（称呼和公布题目），描述，叙述，论述（证明），驳斥，结语（结论及充满激情的呼吁）。针对每一部分的具体研究成果在20世纪的言语学科中均有体现。这一经过论证的话语表达顺序直接影响到话语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布局部分的一个核心概念是“хрия”，它最初的意思是“命题作文”，根据其使用特点可将其翻译为“话语八段建构法”。话语八段建构法曾经是俄罗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它与论题体系相结合，为话语建构者提供了操作性较强的结构：引言、定义、原因、反证、对比、举例、引用和结语。这个结构在早期的演讲研究中百试不爽。但是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以及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话语八段建构法也体现出了它的局限性。比如话语建构的第一部分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开端：举例、对比，甚至是引用谚语俗语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引起受众的兴趣。因此，话语八段建构法更多的价值还是体现在有利于形成“系统性思维”以及对论述对象进行全面描述等方面。现代修辞学提倡针对不同的话语体裁进行相应的话语结构研究。
第三，表达（выражение）。表达这部分负责解决的是“如何说”和“如何写”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话语表达”时指出，对于演说者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知道说什么以及按什么顺序说，如何说也同样是话语建构的关键环节。表达所关注的是如何选择交际场景所需要的和适宜的词汇和句式。很多学者认为，修辞就是选择，从表达这个层面上来说选择的依据就是话语建构者对语境的判断。这里所说的语境是宏观意义上的语境，除了交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交际目的和内容以及交际对象以外，交际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包括在考察范围之中。
传统上研究表达的学说将话语质量、辞格纳入研究范围。这一部分的研究同现代言语学科体系中的俄语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基本相重合，语言表现力和交际有效性成为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话语质量，俄罗斯修辞学提出了“有效性”“说服性”“正确性”“生动性”“形象性”“简洁性”等标准。那么要使话语具备这些特质，除了要考虑语言单位的修辞资源和语体之间的联系以外，还要将体裁特征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提高话语建构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表达和个人言语风格有关。虽然修辞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是话语的体系性和规律性，但这和提倡在话语表达时充分体现个性并不矛盾。相反，修辞学在研究规律的过程中崇尚创新，在符合话语建构基本规律条件下，内容及表达的创新更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进而得到他们的认同。
第四，记忆（память）。这一环节是话语从生成到表达的过渡环节。这个部分和第五部分是古典修辞学针对演讲这一话语形式提出来的。演讲的内容通常提前都以书面的形式准备好，但是带稿演讲通常被认为是对自己的发言不够熟悉，或者演讲技能不够纯熟的表现。因此，传统的修辞学将“记忆”作为五部分中的一个组成要素，并设计了大量有助于记忆训练的练习。安努什金指出，除了话语建构者的个人记忆能力和个人记忆习惯等因素外，以下的五个方法都利于形成并巩固记忆：
（1）多次默读或朗读形成记忆；
（2）多次抄写或校对形成记忆；
（3）一边朗读一边回忆已经记住的段落；
（4）脱稿演练；
（5）将演讲录音并进行分析。（见2007:28—29）
第五，发表（произношение）。也有学者将这一部分总结为“发表与身势语”（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и телодвижение）。发表是古典修辞学框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对演讲者的语言和语言外技能都有所要求。通常来说，发表包括说话的风格和体态语言。前者又可细分为呼吸、话语切分、停顿、节奏、语调、逻辑重音和心理重音、声音的大小、节奏、韵律、口齿清晰程度、发音法、响亮程度和发音是否轻盈。体态语在现代语言研究中是伴随语言学或辅助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它包括言语交际时非语言手段的使用和功能等问题。发表是发话者在交际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同时也是受话者接受话语的第一个环节。对于受话者来说，他直观听到的（发话者的嗓音和发音）和看到的（发话者的表情、手势、目光接触等）构成了一个“言说者形象”。“言说者形象”是交际有效性的评估标准之一。
通过对五部分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前三部分的理论适用于解释所有话语体裁的生成过程，而第四部分对于公共话语具有指导意义，第五部分除了演讲这一话语形式以外，对于口头交际的其他话语体裁也具有意义。
俄罗斯学界就普通修辞学的内容也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沃尔科夫（А.А. Волков）认为普通修辞学的内容反映出修辞者从话语构思到话语发表的全过程，它包括（1）修辞者的学说；（2）论辩理论；（3）修辞话语建构的学说。（2001:10）沃尔科夫所说的普通修辞学的第三部分其实就是我们上文中所论述的“普通修辞学的五部分”。同时他也承认，为了使学习者更容易接受，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通常不会单独讲授，而是渗透在第三部分中。
专域修辞学研究的是具体交际场景中话语建构的规则。纵观修辞学的发展历史，关注其研究对象，可以看出，该学科极大地扩展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从最初的演讲发展为社会各个领域不同体裁的话语。专域修辞学的格局如何，首先取决于话语分类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制定与学科发展所处阶段的社会状况有着极大的关系。
最早的话语分类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他将演讲分为议政演讲、典礼演讲和法庭演讲。而这三种演讲话语对应的社会现实正是古希腊时期最为活跃、对社会生活最具影响的领域。这一时期的另一位修辞学家阿那克西米尼（Анаксимен）则认为修辞是一切言说的艺术，适用于所有的话语场景，而并不局限于公共话语。他把话语分成七种：劝说、劝止、赞颂、责骂、指控、辩护和探究。他认为这七种话语在各个场合，甚至是日常的交谈中，都能够发挥作用。阿那克西米尼的分类从交际目的出发，和语用学中言语行为（речевой акт）的分类标准较为接近。随后，由于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西方修辞学也发生了演变。首先，因为古典民主制的消亡和马其顿帝国体制的建立，面向公众的议政修辞急剧萎缩，被小范围的宫廷政议所取代。其次，马其顿帝国复杂的民族结构导致许多矛盾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法庭修辞从而得到极大的发展。此外，庞大帝国的行政事务管理需要书面交际，促成修辞实践由纯口语形式转向口语与书面语形式混合。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发展迅速，在这个过程中修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基督教源于古犹太宗教，认为上帝通过“神言”创造并管理世界。基督教发源初期，教徒们使用古希腊语进行宗教的交流和传播，基督教修辞实践随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圣奥古斯丁（Блаженный Августин）提出了基督教修辞理论，他的《论基督教教义》常常被称为基督教修辞学“第一本手册”。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重新焕发生机。这一时期增加了许多过去没有的行业，随之出现了大量满足各行业需要的专门修辞手册。随着教会控制的削弱和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崛起，用各国语言写成的修辞著作大量涌现。16世纪著名的英国本土化修辞学著作是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修辞艺术》，这本书探讨了如何在法律、国事、宗教仪式和许多其他不同场合应用修辞，由于它具有突出的系统性而为修辞史学家称道。19世纪中叶，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进行，文字记录和交流形式越来越重要，西方社会从口语社会过渡到文字写作社会，修辞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口语彻底转向书面语。20世纪修辞学再次复兴，在欧美国家又焕发了生机。以美国为例，以修辞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发展了与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黑人修辞学、女性修辞学、小说修辞学等方向。
在俄罗斯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上，该学科也进行了话语分类的各种尝试。1705年普罗科波维奇（Ф.Л. Прокопович）的《修辞学》中将演讲的种类分为典礼演讲、教堂演讲、婚礼演讲，他还提出了书信撰写和历史撰写的规则。莫斯科大学的梅尔兹利亚科夫（А.Ф. Мерзляков）在其著作《简明修辞学》（Краткая риторика）（1804—1828）中就对以下话语类型进行了研究：（1）书信；（2）交谈；（3）科学著述或教科书；（4）正史和野史；（5）以内容和交际意图作为划分标准，演讲可分为宗教演讲、政治演讲、法庭演讲、典礼演讲和学术演讲。19世纪中期专域修辞学就研究领域来说，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科尚斯基（Н.Ф. Кошанский）就正式提出并确定了“专域修辞学”这一术语，同时将以下话语形式作为专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1）书信；（2）交谈（指哲学或戏剧的交谈，而非日常对话）；（3）叙述；（4）演讲；（5）学术作品。19世纪下半叶语文学逐渐取代修辞学，言语体裁的研究范畴中增加了口头民间创作，而书面作品的研究则更倾向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和研究。
正如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修辞学的理论不仅仅适用于演讲研究，它对社会生活领域所涉及的各种话语体裁都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俄罗斯修辞学在复兴之后形成了现代修辞学的新学科格局，其中专域修辞学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专域修辞学包括了尽可能多的话语形式：（1）口头话语：（a）书面文化产生之前的话语形式，即没有书面记录的话语形式，包括日常对话，传说及民间口头创作；（b）演讲话语，包括政治演讲、法庭演讲、典礼演讲、教学演讲、宣传演讲和布道演讲等。演讲话语虽然是口头发表的形式，但一般来说是在话语生成阶段有相对的书面记录形式作为随后口头发表的基础；（c）复现式的话语。这一类型的话语是书面形式的完全复现，如新闻的播报和舞台话语等；（2）书面话语（书信、文件、文章等）；（3）印刷品，包括文艺作品，学术作品及期刊等；（4）大众交际，包括大众传媒（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广告等）和信息学。
现代专域修辞学关注各种职业话语的建构。俄罗斯修辞学家认为，当今社会的大部分智力职业都是积极运用话语的职业。因此，话语是组织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工具。政治话语、法庭话语、教育话语、宗教话语、军事话语、外交话语仍然是社会话语的基本类型。每一种职业话语都要求有自己的修辞理论与实践，如医学修辞、商务修辞、事务修辞等。这一研究领域应该特别引起职业教育的重视，因为没有修辞技能和知识，专业人员便无法满足所从事职业对从业人员话语能力的要求。
在对俄罗斯现代修辞学发展轨迹的回顾中可以发现，现阶段的普通修辞学理论和传统的普通修辞学理论在结构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专域修辞学则应对社会话语实践的发展进行了内容上的扩展。20世纪80年代修辞学在俄罗斯社会踏上了复兴之路，随后这门学科重新在研究和教育领域焕发了生机。普通修辞学为社会思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创新理论依据。同时，专域修辞学所提供的与职业话语建构密切相关的规则和建议对于“发话者/言者”来说极具操作性。由此可见，俄罗斯现代修辞学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该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