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修辞学( русская риторика )起源于西方古典修辞学。自 1620 年第一本修辞学教材问世以来,该学科在俄罗斯稳步发展,并于 19 世纪上半叶达到了学科发展史上的巅峰阶段,随后由于多种原因开始衰落。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受当时俄罗斯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制约,俄罗斯修辞学成为一种禁忌,俄语修辞学(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 )从名称上完全代替了它(相关术语的翻译问题将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进行讨论和说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受语言研究的功能转向、社会政治环境改变以及欧美修辞学重新掀起研究热潮等因素的影响,修辞学在俄罗斯走上了复兴之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急剧而深刻的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在这一社会及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与现代的、保守的与激进的、本民族的和他民族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处在不断冲突、碰撞和融合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修辞学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与语言为己任,提倡民族性的“修辞典范”,主张通过修辞性的对话消除人类冲突,致力研究在文化转型条件下符合俄罗斯文化传统以及当前俄罗斯社会发展态势的话语生成及建构规则。可以说,重新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的俄罗斯修辞学忠实地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同时吸收了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逐步发展成为当前具备完全学科建制的俄罗斯现代修辞学。
俄罗斯修辞学的发展和俄罗斯社会及文化形态的演变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的变革为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另一方面,修辞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作为一门研究“从思维到话语”的科学具有其社会功能:它指导产生有创意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些思想及行为会逐渐改变相对稳定的社会认知和社会结构,产生新的社会文化风格,甚至催生新的社会格局。
俄罗斯修辞学发展历史曲折,中间经历过发展的低谷和断裂,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形成复兴之后的现代修辞学。从内容和方法上看,现代修辞学的研究并没有重起炉灶,而是建立在西方古典修辞学和俄罗斯传统修辞学成果的基础之上。目前,俄罗斯形成了以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彼得堡大学、彼得堡矿业大学、沃罗涅日国立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大学、萨拉托夫国立大学、阿斯特拉罕国立大学等为中心的一批相当有影响力的学术—教学流派(有关这些流派的学术观点和影响详见俄罗斯修辞学会国际年会决议、安努什金 2007 、 2009 和樊明明等 2007 )。它们以各自的学术兴趣为背景,对俄罗斯修辞学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第一,俄罗斯修辞学历史研究。俄罗斯修辞学在17世纪初具规模,随后经历了巅峰和衰落期,其发展道路曲折,还出现了与之相邻学科,如语文学( словесность )、俄语修辞学( стилистика )、言语素养学(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等学科交互发展的情况。对修辞学历史的研究展示了这一学科的演变历程,探寻了它发展的思想根基,这对于理解现代修辞学的内涵与实质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二,俄罗斯修辞学学科定位和性质研究。该方向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因为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够进一步明确研究思路及方法,进而对学科的性质及归属进行界定。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演讲话语到现在的言语交际,一直是俄罗斯学者争论的焦点:有的人认为修辞学应该把所有的话语形式纳入研究范围,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当它(指修辞学的研究)跨越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实践言语与诗学言语、公众言语与个人言语的界限时,就丧失了自身的研究目标。”(转引自樊明明等 2007:115 )这样的争论持续至今,没有定论。
第三,普通修辞学理论研究。俄罗斯学者致力于该学科民族化的理论建构,他们把修辞(学)视为一种民族文化现象,积极发展了“论题”“修辞论辩”“修辞典范”等理论范畴,并进一步探究说服三要素在当前社会具体话语环境中的功能及机制。此外,该角度的研究将修辞实践视为社会文化现象,强调合理和有效话语的社会管理及个性培养功能。
第四,专域修辞学(又称部类修辞学)研究。俄罗斯的学术传统将修辞学的研究分为两部分:普通修辞学和专域修辞学。如果说普通修辞学研究言语活动的一般规则,那么专域修辞学则研究具体交际场景中的话语建构规律,它与话语职业特征及话语体裁( речевой жанр )息息相关。俄罗斯专域修辞学主要以职业作为话语体裁划分的依据,现阶段取得较为丰硕成果的专域修辞学分支学科是教育修辞学、政治修辞学、法律修辞学、事务修辞学、传媒修辞学等。除了职业领域,家庭修辞学等口语范围内的研究近年来也引起了俄罗斯修辞学研究者的重视,这与俄罗斯重视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五,修辞学教育教学研究。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者也承担着本学科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的教学实践工作,他们在理论上更感兴趣的是修辞学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将修辞学引入学校教育(教学大纲的制定)、修辞学课程中应包括什么内容(教学内容)、如何教授这门课程(教学方法)、修辞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教学效果)等实践问题。
目前,俄罗斯学者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对该学科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都较为重视。秉承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修辞学是关于社会与社会管理的科学”这一观点,俄罗斯学者在定义“修辞学”时就指出,该学科是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和人文知识的方法论,它具有培养个性和管理社会的功能。同时,由于学科研究对象“话语”是管理和组织社会生活的工具,因而修辞实践也就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规范与风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修辞学原理》、安努什金的《语言与生活》、米哈利斯卡娅的《俄罗斯的苏格拉底》等著述对修辞学及其研究对象“话语”在现代俄罗斯社会中的作用都有所论述。但就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来说,俄罗斯学者进行的是添砖加瓦的“建构式”研究,对于该学科如何发挥其社会功能,如何履行其“全面关照话语生成”的机制并没有过多的讨论。而这些问题对于解读学科的发展机制,甚至对于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都极具参考价值。
与俄罗斯研究现代修辞学的热潮相比,中国的俄语学界并没有给予这门学科充分的关注,这是因为中国俄语学界对修辞学,尤其是对“ риторика ”这一术语的认识普遍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俄罗斯修辞学在其发展历史上的衰落时期曾被俄语修辞学从名称上全面替代。因此,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修辞学”这一语言学术语的对应形式就是“ стилистика ”;第二,较权威的字典中 риторика 的词条仍保留了 20 世纪修辞学复兴之前对其不正确或不全面的释义:(1)演说术,雄辩术;(2)<转>浮夸的言词,华丽的辞藻;(3)旧时宗教学校的修辞班。受上述原因的制约,我国大多数俄语学者仍将资源修辞学、辞格学、功能语体学和篇章修辞学作为修辞学的全部研究内容,发表的大部分专著和论文也多以此为题。而纵观我国为数不多的关注该学术现象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研究角度:对古典修辞学核心理论或概念的介绍;对修辞论辩理论的研究;对 риторика 和 стилистика 这两门学科异同的探讨;对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研究现状的整体描述和对学科基本框架的宏观研究;运用普通修辞学理论进行个别话语体裁的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俄语界无论是在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哲学基础、精神实质、民族特色、社会功能等宏观研究领域,还是在运用该学科基本理论对具体言语现象进行修辞分析的微观研究方向,都有非常大的延伸空间。
本书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对当前俄罗斯社会及文化转型条件下俄罗斯现代修辞学进行的宏观研究,它将俄罗斯现代修辞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目的在于通过对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该学科社会功能的研究来揭示其发展模式和动力,并进一步解读其民族文化精神实质。
为了保证研究成果能够达到预设的目的,我们按照以下思路展开了研究工作:(1)梳理俄罗斯修辞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背景,揭示该学科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2)明确修辞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基本理论框架等问题;区分语文学传统中修辞学与语体学、言语素养学、演讲学等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分野;(3)梳理作为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话语”这一关键概念的历史演进;厘清修辞学视野中现代话语环境下的俄罗斯民族话语观,分析其宗教哲学基础,研究其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4)分析俄罗斯现代专域修辞学在社会各个话语领域的影响,将其视作该学科履行社会功能的具体途径并进行研究;(5)确认俄罗斯现代修辞学对于当代教育的意义,充分挖掘其在发展学生交际能力和培养言语个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以下主要观点之上:
第一,俄罗斯修辞学的发展与社会及文化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
第二,俄罗斯修辞学作为言语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十分关注并充分强调言语的社会性。
第三,俄罗斯现代修辞学中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前俄罗斯社会的修辞需要。该学科的社会功能在当前文化及思想意识多元化的俄罗斯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提倡完善交际者的道德品质,从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掌握修辞技能,最终更有效地实施修辞行为。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梳理俄罗斯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分析俄罗斯修辞学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关系。俄罗斯修辞学历史研究者安努什金指出,如果对修辞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出,“它们不是偶然在社会的变革时期问世,而是或预言、或伴随、或总结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现象”( 2002:9 )。
其次,揭示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民族文化实质。俄罗斯修辞学起源于西方古典修辞学,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忠实地继承了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传统,强调修辞典范的意义。这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修辞学(主要是欧美修辞学)的哲学—认知学倾向有很大的区别。俄罗斯现代修辞学所提倡的若干核心概念(如“论题体系”“修辞典范”“现代修辞原则”等)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
最后,探究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动力。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复兴以来,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俄罗斯修辞学已发展成了一门有着完备建制的、独立的人文学科。那么,其发展的动力来自何处?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现代修辞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文化转型时期社会的修辞需要,成为人们在话语实践中极具指导意义的学说。本书尝试将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社会功能置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这门学科内在的发展动力。
本书的研究分析材料是目前俄罗斯学界公认的十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的代表著述以及自 1998 年以来每年一次的俄罗斯修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的论文集,部分语料来自俄罗斯国家语料库。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俄罗斯修辞学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通过对该学科社会功能的全面考察明确了该学科关注话语生成的本质,所选取的研究角度有助于阐释这一学科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及精神实质。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修辞学是一门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学科,从该学科发源之时它就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话语环境息息相关。本书以该学科的社会属性为依据,力求从社会功能这一独特的视角解释该学科的本质。
第二,对р иторика, стилистика,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ораторика 等造成我国学术界困扰的语言学术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从俄罗斯语文学发展历史的角度解释了混淆存在的原因。对核心概念 риторика 的不同汉译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中映射出的中俄修辞学传统的差别进行了论述。
第三,对作为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话语”( слово )的历史演进进行了梳理,并以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和“文”作为对应比较概念,对不同文化中的话语观进行了总结。
第四,力求从宏观(即普通修辞学)和微观(专域修辞学)两个层面解释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学科发展动力及模式,它不同于运用该学科基本原理对文本进行的分析式研究,也不同于对该学科主要学术思想和流派的介绍与评析。研究成果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示该学科动态发展的脉络。
本书的研究是一种以解读和分析为目的的评价性研究,具有一定的语言学史研究性质,为了使研究工作不流于程式化并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我们在研究工作中采用了以下方法:
(1)归纳法与计量史学法相结合。使用归纳方法所预期的目标,无非是得出结论和作出评价。而结论和评价是否客观,首先取决于原始资料占有得是否足够丰富,其次取决于对原始资料理解得是否全面。收集资料是运用归纳方法的重要环节。目前,俄罗斯有关修辞学的著作、学术论文、教科书等数量巨大,但质量参差不齐。我们认为,在选择作为研究客体的资料时,除了依赖研究者自身的修辞素质,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是较为客观的,如统计某部著作的出版发行量、某部教材使用时间的长短、读者的数量分析等;
(2)核心概念分析的方法。很多俄罗斯学者认为,当前的俄罗斯社会最大的症结在于民众普遍缺乏统一的精神力量,而俄罗斯国家或民族的崇高精神世界只能体现在言语的生成和使用之中。因此,许多俄罗斯语文学家和修辞学家都针对当前俄罗斯社会言语环境多元化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对凝聚国民智力、提升言语有效性的理解和主张。每一种理解和主张都会有其作为理论支撑的“核心概念”,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古典修辞学概念“修辞道德”( этос )、“修辞逻辑”( логос )和“修辞情绪”( пафос )的再解读、沃尔科夫重新建构的“论题体系”( общиеместа )、米哈利斯卡娅提倡的“修辞典范”( ритор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 )等。对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分析既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俄罗斯现代修辞学对建设俄罗斯社会言语文化的期望,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俄罗斯言语学科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和精神实质。
(3)比较的方法。比较是人类研究事物、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修辞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本书是对文化转型条件下的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社会功能进行考察,因此,研究必定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俄罗斯修辞学学科体系及其构成要素异同的比较。此外,我们在研究中也采用了外语研究中常用的演绎法、分类法、描写法等方法。
本书的研究具有相应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俄罗斯学界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及文化进入转型期(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现代修辞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积极构建符合当前社会需要及俄罗斯民族利益的话语规则。因此,本书的研究是理解该学科哲学—伦理学基础、精神实质和发展动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多视角、全方位研究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途径之一;其次,本书有助于勾勒世界范围内修辞学复兴的总图景。作为修辞学现代研究的组成部分,俄罗斯修辞学的复兴受到席卷整个欧美地区的修辞学热潮的影响和带动。本研究可以与欧美修辞学理论及实践研究相呼应,构建更全面的外国现代修辞学研究体系;再次,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修辞学的发展。虽然中国修辞学和俄罗斯修辞学的起源迥异,精神实质和哲学基础也有很大的差别,发展至今理论构建也不尽相同,但俄罗斯现代修辞学在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等方面仍然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借鉴;最后,本书对俄罗斯现代修辞学教育教学资源的挖掘对我国俄语、甚至语文教育教学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