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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语学科体系中，语法学和言语素养学都是以言语建构中的规范作为研究目标的，它们在各自的学科框架中提出了若干针对言语组织和建构的规则和标准。而修辞学提倡的是一种思维的创新和话语的创造。这种规则、标准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呢？它们仅仅是约束和被约束、突破和反突破那么简单吗？
语法学的目的在于以保证语言单位使用的正确性为前提，对语言体系的各个层次进行描写。有关这一点在早期的语法学的定义中就有所表现：在第一部《俄罗斯科学院词典》中语法被定义为：“研究正确说和写规则的科学（наука, подающая правила говорить и писатьправильно）”。该《词典》中还称“语法是所有研究话语的学科的基础”（II:316）。那么，语法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首先，它们在学科研究对象、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研究对象和方法来说，语法研究的是语言结构层面的基本规律，涉及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群等要素。传统语法所说明的规律向来着重词形变化的规律和各类词充当句子成分的规律。而修辞学研究的是语言的运用规律，它关注话语生成的过程，强调言语交际的有效性。在研究目标上，语法讲究的是“结构规律”，修辞注重“表达规律”。从评价性规则的角度看，语法学更多指向的是话语的“正确性”，而修辞学则更加注重“有效性”。
其次，语法和修辞作为言语学科体系中两门独立的学科，从静态的理论上来说，是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在任何一个意义完整的表述中，总是既存在语法现象，又存在修辞现象，二者相伴相生，有着密切联系。有关这种关系，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陈望道先生有过具体而深刻的解释：“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修辞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1979:3,20）在话语生成和表达的过程中，建构者不会有意识地区分语法知识和修辞知识的使用顺序，在进行语言资源选择的时候往往是话语建构的综合能力在发挥作用。作为研究者来说，对所使用知识进行分门别类划分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地阐释知识的来源及功能，从而为学习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图景。
再次，修辞现象也可以转化为语法格式。语法史上出现的语法规则，通常都是从修辞突破现存语法规范开始的，久而久之，通过渐变的方式而约定俗成，即由个别变为一般，由特殊变为常规。事实上，通过考察修辞学历史表明，一些语言现象往往首先是修辞现象，然后才变为语法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修辞现象往往是“第一性”的，而语法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是“第二性”的，这正如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一样，言语是第一性的，而语言是第二性的。当然，特定的语法现象是修辞现象过滤之后的“产物”，也有很多修辞现象最终并没有成为人们常说的语法现象。这是一个社会语言使用的过滤过程。
最后，语法和修辞的研究内容出现了交叉的现象。随着“功能语法”和“语法的三维”研究的兴起，语法不仅是研究语言结构本身，对结构形式、结构关系和结构类型的描写，它还进入了言语和言语活动的层面。一些新编的语法书把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作为重要内容加以描写。这种对语法和语法学的认识，势必同修辞和修辞学在语用层面发生纠葛。当然，语法中的语用分析不同于修辞学，前者以语句结构为基础，研究不同的结构对不同语境的适应性，后者着眼于表达效果，研究遵循怎样的话语构思和布局才能达到某种效果。另外，在交际语法中强调什么样的语句适合运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这不仅仅是个语法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修辞问题。而转换生成语法强调同一个语义结构在转换成表层结构时，会生成不同的语句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同的表层结构，往往会适用于不同的表达，这实际上也是个修辞问题。言语表达过程中，任何一个句子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修辞过程。这个观点虽然不是要在生成语法与修辞学之间画上等号，但它符合表达的实际，强调了语法和修辞在话语产生过程中的密切关系。
语法学和修辞学除了作为科学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之外，还是非常重要的教学课程。在俄罗斯传统的学校教育中，语法教学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从17世纪的第一批有关教育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所有的语文教育都是从语法开始的。乌萨乔夫（М.И. Усачев）在《修辞学》（1699年）一书中写道：“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кмо добре учит глаголати”（语法教授的是正确的言语建构规则），而修辞学是“есть наука добре,красно и о всяких вещех прилично глаголати”（修辞学传递的是言语的艺术规范）（转引自安努什金，2002:81）。按照乌萨乔夫的观点，语法作为研究言语正确性的科学永远优于研究说服力和言辞修饰的修辞学，但它们的存在方式也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关于它们的关系在17世纪初的《七贤说》中有所提及。19世纪中期，在修辞学被排挤于教育体系之外之前，各类教科书一般在开篇都探讨在诸多话语学科中语法学和修辞学的对比。1829年科尚斯基的《普通修辞学》中写道：“语法只研究言语，而修辞学还研究思维，诗学则还研究感受”（转引自安努什金，2002:301）。
在俄罗斯的现代教育体系中，语法仍然是重点的基础课程，但修辞学受之前完全被摈弃的影响，并没有恢复到之前全盛时期作为教学课程的“辉煌”，对它的教育和教学功能和价值仍然处在呼吁、论证和调整阶段。一些俄罗斯修辞学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指出，现代教育的缺点在于学校只教授语言的知识，如语法、基础语言知识等，但不教授语言的使用。这就相当于“在教士兵射击时，只告诉他们武器的构成，不让他们手握卡宾枪，不让他们射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1999:265）。安努什金（2009:144）指出，尽管“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包括中小学的俄语教科书都宣称语言是‘交际工具’，而交际和现实话语却在这类教科书中鲜有提及（而这正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列福尔马茨基（А.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的《语言学概论》就是如此”。而教育实践证明，当在教育和教学中缺乏语言实践或是对其不够关注时，教学对象则不能理解语言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由此看来，作为语言体系学习重要课程的语法和作为语言运用技能培养重要课程的修辞，在俄罗斯现代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一种竞争和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并重是修辞学复兴的必经之路，也是俄罗斯语文学界对教育教学改革的设想和理想。
言语素养学的俄语形式是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直译为汉语则是“言语文化”。我国的俄语学者在最初翻译这一语言学术语时，也许是考虑到“言语文化”这一译法容易与“言语文化学”“言语国情文化学”等学科名称相混淆，因此将它翻译为“言语素养学”。不论它的译名如何，它的实质内容就是对话语建构提出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则。而这些规则，也确实是长久以来语言学家们对“好的言语”（хорошая речь）的考察研究结果，是俄罗斯话语文化的基本原则。
20世纪古典修辞学和语文学受到了排挤，文学研究十分兴盛。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一门新的研究标准语规范的学说——言语素养学（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言语素养学的产生是为了提高20世纪20年代苏联民众的文化素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满足了语言运用和技能方面“扫盲”的需要。“言语素养学”是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科学术语，在其他民族的语言学体系中不作为专门的一门学科存在。它是由维诺库尔（Г.О. Винокур）、乌沙科夫（Д.Н. Ушаков）、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奥热戈夫（С.И. Ожегов）等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入苏联科学体系的。随后谢尔巴（Л.В. Щерба）、阿赫玛诺娃（О.С. Ахманова）、科斯托马罗夫（В.Г. Костомаров）、列昂季耶夫（А. А. Леонтьев）等人对言语素养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苏联时期言语素养学被理解为关于“规则”（норма）的学科，这一观点至今还在学校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大多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设置言语素养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发展受教育者的言语个性。具体而言，就是努力培养受教育者成为经过专业培训的、有专业知识的话语建构者，发展他们的话语交际能力。就目前该课程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来看，言语素养学是以“规则”作为教育的基础和重点，内容多涉及“正确”“清晰”“简洁”“形象”“生动”等关乎话语表达（выражение）的范畴。这些规则正是修辞学所关注的话语的“有效性”的有机组成。
在俄罗斯现代的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俄语和言语素养”（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课非常普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小学教育中话语教育的缺失。目前大学课程中有关话语教育的部分已经逐渐渗透在中小学教育中，并在各种水平测试，如ЕГЭ中有所体现。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逐步推广在国家统一考试中加入口试部分也是重视学生话语表达能力提高的举措。俄罗斯修辞学家认为，言语素养学作为一门课程的开设正是重视教学对象言语个性发展的体现，而言语个性的培养和发展主要是在教授言语技能的课程上实现。
言语素养学（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中有“文化”一词，而民族性和社会性是文化的根本属性，因此，言语素养学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有关言语使用和创造的规则和模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现代修辞学原则》（Принцип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иторики）一书中对“文化”做出两个解释：一是被社会或社会团体所认可的交际形式；二是人类成就的总和。社会话语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评价，而文化形式和符号学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社会话语形式的发展，也就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区分的口头表达、书面表达、印刷形式和大众传媒话语。
文化原则适用于言语素养学的问题。例如文化的事实“不是任何一个事实，而是或代表着规则的事实，或是代表着先例的事实”（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99:13）。言语素养学正是选择了代表着规则的事实，它所挑选的事实要么作为教学内容（如教科书中的范文或例文），要么被纳入社会的运用之中（如通过大众传媒普及或推荐的书籍、音乐和艺术作品等）。
现代新型信息文化社会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出现了大量新的大众交际话语形式。新的大众传媒文化在原有文化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模式。对“文化”本质的理解才能使教育对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首创精神和进取精神。大众传媒文化形成了一种简单化的“民主”话语，而真正的新的文化风格只能建立在历史的成就和民族活动的规则之上。
学校语文教育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话语创造生活和完善个人。言语素养学作为研究话语表达规则的学科在语文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它不关注话语的思维体系。从修辞学核心概念“有效性”出发，言语素养学所研究的“规则”是满足话语交际的一般要求，要达到预设的交际目的，对交际情景的研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语文教育中修辞学和言语素养学共同作用，将教育理念建立在文化—话语典范和活动先例的基础之上，使教育过程称为培养真正的有“文化”的人的过程。
纵观各国修辞学界对修辞与规范的讨论，无外乎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规范并不束缚修辞创新，为实现交际意图，可以局部地突破规范。例如姚殿芳、潘兆明（1987:7）认为：“遵循语言规范的制约，文从字顺，应当是修辞的基础。当然，这也并不排斥在特定的场合，由于某种表达的需要，故意突破规范，临时作一些创新。”王德春（1987:251）认为：“建立超常规的搭配，来创造修辞效果。这种对规范的偏离是产生修辞效果的重要源泉。”张志公（1998:21）指出：“间或逸出一点语汇规范、语法规范以至逻辑事理的规范，往往是不可避免地，甚至于说，恰恰是由于它逸出规范‘逸’得高明而产生了文学效果，形成了某种风格。”芬兰学者恩克威斯特（N.E.Enkvist）（1964:1）做出如下的结论：“文体风格来自于对规范的偏离（style as deviation from the norm）。”捷克学者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1964:47—48）认为：“系统性地偏离标准语规范，使得语言诗化成为可能，没有这一可能就没有诗歌。”另一种观点认为，遵守规范是成功表达的基础，如果认可修辞可以突破规范，等于否定规范的作用，否定规范化工作的必要性。如李新润（1993:21—22）说：“以‘突破规范，超越规范’为‘创新’，是行不通的。试想，我们的作家都竞相‘超越规范，突破规范’，我们的文学语言将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和分歧？……我们倡导语言规范化与作家用各式各样的修辞手法使语言更确切、更鲜明、更生动，是完全一致的。修辞手法用得越美妙，越新奇，越能说明语言规范化是确保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的前提。不规范的语言，不可能是准确的，当然就更谈不上鲜明、生动了。”俄罗斯修辞学家科仁娜（1982:73）也持相似观点：“在艺术语言中运用非标准语的手段，都是交际功能要求的、是有理由的；更重要的是出于修辞上的需要。因此可以说，从本质上看这并不是违背规范。”我国学者施春宏（2009:5）指出：“从语用值的角度来考虑，无所谓‘突破规范’‘超越规范’之类，也不存在‘即成规范’，突破的只能是现实的规定、既定的标准和某些理论框架下的规则，而不是规范本身。”
至于俄罗斯修辞学，其研究言语个性，提倡独特的、具有个性的言语风格，而“独具风格”的形成一定是在偏离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对各种语言运用中的辞格进行考察，不难做出结论，辞格是言语作品生动性和形象性的有效手段，它的本质就是偏离。以隐喻为例。张会森（2001:51）在论隐喻时说：“隐喻是对传统的、常规的分类的‘偏离’（隐喻是一种‘范畴上的错误’）；隐喻突出事物间的‘偶然的联系’，给人以‘陌生感’、新奇感。”也就是说，从形式逻辑意义上说，隐喻是一种范畴分类上的错误。但本体和喻体在逻辑上的不相容，恰恰是隐喻必要的条件之一。
考量偏离的是否合理，是否“高明”，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偏离是否符合语境，是否符合交际任务和目的。在现代俄罗斯传媒话语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指出，此类话语的典型特征就是隐喻等辞格手段的积极运用。赖斯卡娅（Л.М.Райская）（2009:23）总结了传媒话语中常见的隐喻类型：
医学隐喻：犯罪毒瘤（раковая опухоль преступности）、经常性失业（хроническая безработица）、健康竞争（здоров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危机症状（симптомы кризиса）；
战争隐喻：环形防御（круговая оборона）、议员队伍（десантая обо-ронанция）、足球之师（футбольная боронаня）；
建筑隐喻：国家之宅（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вартиры）、过时的政治大厦（здание устаревшей политики）；
交通隐喻：改革之舟（корабль реформ）、政治死胡同（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ездорожье）；
戏剧隐喻：谈判方案（сценарий переговоров）、政治闹剧（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балаган）。
（2009:23）
此外，词义的转义也十分常见。以семья（家庭），игра（游戏），спектакль（戏剧）等名词为例：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ья（莫斯科派系）；кремлевская семья（克里姆林宫集团）；виртуоз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нтрига（高超的政治阴谋）；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пектакль в Москве（莫斯科的政治表演）等词组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频繁出现。这些辞格的使用并没有因为其语言运用偏离了规范而遭到受众的排斥，而是赋予节目更多的原创风格，从而增加了节目本身在同类节目中的竞争力。由此可见，对规范的偏离渗透在各种言语体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