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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иторика”与“стилистика”这两门学科是现代言语学科体系中的相邻学科。它们的划分对于俄罗斯学者来说也许并不能称其为难题，但是对于中国的俄语学习者甚至研究者来说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它首先反应在“риторика”这一术语的汉译上。关于这一问题张惠芹和樊明明分别发表了论文《риторика与стилистика》和《再论риторика与стилистика》，本节的论述可以认为是他们观点的延伸和再讨论。
说到“修辞学”，中国的俄语学界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修辞学”这一术语的俄语词汇是стилистик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рито-рика。相比较看来，似乎前一种的呼声更高一些，而后一种则相对微弱一些。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以“修辞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来看，只有一本是以риторика为研究对象的（樊明明等，《人文修辞学》，上海，2007），其他的《修辞学通论》（张会森，上海，2002）、《俄语实践修辞学》（顾霞尹、冯玉律，上海，1991）、《俄语修辞学》（吕凡等，北京，1988）均为研究стилистика的著作。虽然这样的对比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术语之争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出现这样的争议和俄罗斯修辞学的发展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起初被译为“修辞学”的риторика在19世纪遭遇了学科发展的瓶颈，随后逐渐被стилистика完全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риторика开始回归社会，这两门学科的关系也引起了很多俄罗斯学者的关注。对于中国俄语学界来说，除了区分стилистика和риторика的研究对象和角度，确定俄语术语的汉语对应词汇也具有十分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术语的混淆不仅影响所指称学科在整个人文学科体系中的定位，也不利于确定适用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持“修辞学 = стилистика”观点的学者大都认为риторика的汉语对应形式是“讲演术”或“雄辩术”，риторика与修辞学研究关系并不密切，或者是стилистика的分支。张会森在《修辞学通论》中指出：“在很多国家的语文学发展中，由于риторика，rhetric的文学分析走向，辞格理论走向，逐渐与诗学（поэтика）结合，与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stylistics）结合，并融合于后者中，例如在20世纪，在苏联以及东欧等国，стилистика就包括了риторика所研究的辞格内容，риторика不再存在。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社会的需要，риторика[讲演术]获得了新生。”（2002:4—5）我国研究汉语修辞学的学者在介绍“修辞学”的外语对应词汇的时候也有将стилистика和修辞学等同起来的：“今天讲的‘修辞’是一个名词，它与英文中的Rhetoric、德语中的Das Rhetorik、俄语中的стилистика的意义相当。”（王希杰，2004:6）
将риторика理解为“讲演术”或“雄辩术”的学者通常会援引一些词典对риторика的释意。翻看一下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纂的《大俄汉词典》，риторика的解释是这样的：1.演说术、雄辩术；演说课；演说课本。2.（转）浮夸的言词，华丽的辞藻。3.（旧）修辞班（宗教学院最低的一班，其上为哲学班，再上为神学班）。（2001:2029）这个词典的释义是不准确的，完全不能体现риторика现阶段的发展特点。Риторика作为西方修辞学的分支，起源于以演讲作为研究对象的古典修辞学，但今天的риторика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日常口头交际、教育教学、公共事务、甚至大众传播都成为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持“修辞学 = риторика”的学者认为：“我国俄语学界通常将‘сти-листика’译为‘修辞学’，这只是约定俗成的做法，并无多少理据而言。”（樊明明等2007:15）其实我国研究риторика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面临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翻译这一术语。研究риторика的成果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时候只能使用俄语词汇，如《Риторика：基本思想的理解与运用》（汪嘉斐，《外语学刊》1998[3]），《俄罗斯риторик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樊明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值得一提的是，对于стилистика的汉语对应词汇，除了中国俄语学界早已习惯的“修辞学”这一译法外，一些有关英语语体学或文体学研究的著作中出现了将стилистика与语体学和文体学对应起来的说法：“外文中一般都不区分语体学和文体学，英语统称stylistics，法语统称stylistique，俄语统称стилистика……。”（程雨民，2005:4）
为了确定术语的对应词汇，区分стилистика和риторика的研究内容是非常重要的。Стилистика这一术语出现于19世纪初。它最早不是用于“修辞学”，而是用来指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作家个人创作特点，即风格学。19世纪初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首先使用了стили-стика这个术语。而派生这个术语的стиль则原是指蜡板上写字的尖头小棍（另一端为铲形，用来拭去错字或改字）。后来стиль用来指作家、诗人写作的笔法，风格。现代意义上的语言修辞学的研究是从瑞士语言学家巴意（Балли Шарль）的《语法修辞学》（Traite de stylistigue Francaise）（1990年）开始的。巴意建立了“表现修辞学”（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研究词语的感情色彩和联想效果。“表现修辞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源修辞学”“结构修辞学”或“语言单位修辞学”。20世纪50年代，苏联由《语言学问题》引发的修辞学大讨论宣告了“功能修辞学”（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的诞生，影响深远。虽然“功能修辞学”的译法已深入人心，但就这门修辞学的分支学科来说，译成“功能语体学”似乎更为贴切。关于стилистика和риторика各自的研究内容以及它们研究方向的区别，《中国俄语教学》在2000年第一期和2006年第二期分别刊登了张惠芹和樊明明所撰写的《Рито-рика与стилистика》和《再论риторика与стилистика》，上文提到的《人文修辞学》的第二章第二节也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论文的作者认为，стилистика由риторика分化而来，是“言语语言学范围内的一门纯语言学的学科，它研究某些言语层面的语言问题”（樊明明等2007:100）。而риторика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它是关于言语交际有效性的学科，借助言语取得交际结果、优化交际结果的学科”（同上）。
对俄罗斯语文学史的回顾可以看出，стилистика和риторик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正如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史所显示的那样，стилистика的前身是риторика，前者是由后者发展而来，在产生之初是后者内容实行分化后的派生学科。科仁娜在对这两门学科进行比较时说，“自19世纪中叶，修辞学риторика失去了往昔的重要地位，明显地被‘阉割’并以стилистика作为名称”（2000:409）。其次，就两门学科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共通的概念和术语，例如“修辞手法/手段”既是ри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иёмы也是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иёмы；“修辞效果”既是риторический эффект也是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эффект；“修辞格”既是риторические тропы и фигуры也是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тропы и фигуры。
修辞学复兴后在俄罗斯形成了研究的热潮，但是在中国的俄语学界并没有掀起波澜。这并不是我国学者惰于研习，而是在术语的翻译上产生了困难，从而影响到学科在我国学界的接受。本节将详细地探讨现有译文的理据以及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这一术语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和心得。
我国俄语学界对риторика的汉译还没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英语修辞学相关术语的翻译：“在英语学界，‘стилистика’的对应词‘stylistics’通常被理解为‘语体学、文体学’。而英语的‘rhetoric’则被翻译为‘修辞学’。”（樊明明等，2007:15）但英语学界的经验也不那么可靠：
出国之前，我一向对我国外语学术界对“rhetoric”的通常理解深信不疑，认为就跟它的中文对等词“修辞”一样，“rhetoric”也是致力于探讨如何更准确、更有效、更生动地表达（显然是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思想，尤其侧重于对修辞格的认定、分类以及对各种辞格的功用的观察、分析、研究。到美国不久，我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当代美国话语中流通的“rhetoric”一词所代表的是大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和两种实践，将两者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和误译。而消除这一误解的最简单的办法，也许是将“rhetoric”翻译成有别于“修辞”而又以众位话语所理解的“修辞”为参照或标准意义的“西方修辞”。西方话语传统赋予“rhetoric”的任务不仅仅是研究如何更好地表达先已存在的思想，而首先研究如何根据面临的“修辞形式”产生、发掘、构筑和确定恰当的话题、念头、主意、论点，也就是说，产生和确定按语境要求“该说的话”或该表达的思想。在西方修辞学家看来，产生并游离于具体语境之外，修辞完全没有染指，因而浑然无雕饰的“纯思想”从来就不曾存在。任何念头或想法的萌发都意味着修辞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刘亚猛，2004a:3—4）
谭学纯在为《西方修辞学经典选译—核心概念地图集》一书所做的序言中也指出：
不排除有些概念术语的译介可能很难找到全息对应的汉语符码。“修辞”作为汉译的能指，相对于源语rhetoric的所指来说，不一定具有意义全覆盖的意味。中国译者从先秦典籍中找到了一个符号—“修辞”，用这个存活了两千多年的能指，打包rhetoric的所指，rhetoric从古希腊的时空场景旅行到中华本土，以“修辞”的能指现身。这个过程中，信息损耗或变异，可能是常态。也许没有必要苛求翻译家在重新打包的符号转码中原封不动地进行信息储运。也许正因为《周易》“修辞立其诚”中的“修辞”与rhetoric的所指不完全相同，才更需要由此追寻中国修辞学的发生和方法论意义，求证中西修辞学不同的学术关怀之路。诸如此类现象，绝不止“修辞”一例。而如果跨文化交流接受了目标语和源语信息不对称，既成事实的误读进入大众传播，也不一定完全是负能量。有时候，学者的较真似乎很难改变即成的文化事实。（2016：X）
这些学者提出的质疑在俄语学界同样存在。俄罗斯修辞学继承了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学科体系，它也将“构思”“布局”等话语的思维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它和汉语修辞学就学术传统、研究对象及范围等来说也是存在差异的。那么，我国的学者在术语翻译上做出了那些尝试呢？
我国较早研究риторика的汪嘉斐先生认为这一俄语术语的翻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指出，这一术语既是“演讲学”，又是古代的文章学、修辞学，具有多元性质。它孕育、产生于演讲实践，所讲的道理首先是针对演讲活动的，但其中的主体部分，即有关说理论证、谋篇布局、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写作，而且罗马之后已偏重于写作，中文叫什么好，是个很大的难题。（樊明明等，2007:117—118）
宋尧在《西方古典修辞学及其修辞论证的魅力》一文中，将рито-рика翻译为“西方古典修辞学”。这一译法虽然突出了риторика的学术渊源，但却无法反映学科的动态发展，如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иторика便无法使用上述译文进行翻译。
李葵在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俄罗斯现代修辞学：渊源·分支·民族特色》中也对риторика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本文的关键术语риторика的翻译颇费斟酌。现译“修辞学”似易引起误解，原因是：辞书中对риторика的解释，均为“演说术”“雄辩术”；而“修辞学”一词的位置在我国俄语界已为стилистика占用。尽管尚存种种顾虑，我们仍采取了“修辞学”这个译法，这主要基于以下的理由：
一、演说固然是риторика的组成部分，但无论是“演说术”，还是“雄辩术”都不能涵盖риторика的全部内容。从历史上看就是这样，就现、当代的情况来说，探讨演说技巧问题的риторика是有的，但只是риторика全景之一隅，既非修辞学现代研究的主流，更不代表当代俄罗斯修辞学的最新成果或最高成就。相比之下，“修辞学”这一译法似乎略具优势。
二、英文翻译惯例的作用。俄罗斯риторика与西方的rhetoric同宗同源，二者存在对应关系。rhetoric既被翻译为修辞学，俄语同样采用此译法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俄语学界以“修辞学”与стилистика对应的做法，也并无足够的理据，不过是约定俗成而已。我们现在将修辞学一词同时用来指称риторика，一词二义，歧义可由上下文排除，用法应当也可逐渐“约定俗成”。（2001:4）
正如李葵所说，将риторика译为“修辞学”是有一定理据的，但是却又不符合术语翻译唯一对应性的标准，一个汉语术语指称两个俄语术语的情况下更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在我国研究риторика的初始阶段，上述риторика翻译问题的提出和相应的解决方案还是颇具创新性的。
在2007年出版的集体创作成果《人文修辞学》中，樊明明等学者提出了颇有独特见解的观点：将стилистика译为“语体文体修辞学”，риторика翻译为“人文修辞学”。我认为，这样的区分合理：首先，“人文修辞学”的译法充分体现了риторика这门学科丰富的人文内涵。“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中心概念之一。对这一概念向来有不同层面的解说，很难取得划一的看法。在“人文修辞学”这一译法中“人文”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审视并突出自身价值的思想模式。布洛克（Alan Bullock）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总结了西方历史上有关人类在世界、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意义的三种思维模式，或者说是三种不同的视角：神本论，物本论和人本论。神本论，即超自然的视角，认为物质、人类都为上帝所造，宇宙秩序也由神明掌控；物本论，即尚自然、唯物力的视角，认为世界和宇宙自成秩序、独立运行，而人只是其中有机界的一个部分；人本论，即以人自身为中心的视角，认为世界因人类而具有价值，万物因人类而孕生意义，因此注重人类本身的福祉。“人文主义”也即这第三种视角。姚小平在《西方语言学史》中也涉及了这三种思想模式，他进一步指出，由古至今，这三种思想模式与不同时期或者混合起来，或者交替作用。就修辞学发端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语言哲学研究来看，苏格拉底的观点立足于世俗生活，思考人生问题；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然而其理念把世间万物当做神秘观念的摹印，则不免带有神本论的倾向。总的来看，罗马哲学思想的人文底蕴不及古希腊浓厚，这跟基督教的崛起大有关系。中世纪，神本论稳居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倡精神领先肉身，弃绝尘念俗想。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本论再度振奋，物本论也渐入人心，但神本论依然是学界的主流思潮。经过两三百年相持，及至启蒙运动兴起，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携起手来，才把神本论逐出科学领域。“近代以来，物质加机器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了今天，物本论看来已占据上风，不过人文主义仍是一股强劲的制衡力量，可以遏止科学主义走向极端，侵害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利益。”（姚小平 2011:14）риторика将修辞活动看做是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活动，这种人文主义的修辞思想，作为一种传统，一直贯穿在俄罗斯修辞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其次，人文修辞学（rhetoric of humanistic tradition）与文体修辞学（rhetoric of stylistic trandition）是指西方古典修辞学两个传统：人文传统和文体风格传统。按其功能差异，古典修辞学分为人文修辞学与文体修辞学。现代的文体修辞学也研究语体，所以顾曰国将二者合称为语体文体修辞学。人文修辞学指具有劝说和交际功能的修辞，现代的含义指“西方古典修辞学中除文体风格以外的一般意义上的修辞学，即以人际交流为目的的修辞学。”（从莱庭等，2007:355）；而后者则指文体风格：在和“人文修辞学”对应的意义上，语体和文体本身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话语或文章的样式或变体，另一个是指特征，即话语或文章（语言产品）的样式的语体和文体的风格特征。”（同上）基于此，将риторика翻译成人文修辞学是考虑到了这门学科的属性和特点的。但“人文”一词含义颇多并且在目前的学术界运用颇为广泛，作为“修辞学”一词的定语会增加更多该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的不确定性。
张惠芹所著《教师的语言艺术》一书是在教育修辞学（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риторика）领域研究探索的成果。在риторика的翻译问题上，她认为：
риторика与英语的rhetoric同宗同源（二词均为同一古希腊词的音译）。我国英语界将rhetoric译为“修辞学”（或加上不同的说明语：“古典修辞学”“西方古代修辞学”“人文修辞学”“论辩修辞学”等），俄语界则以стилистика为“修辞学”，至于риторика，俄汉词典多将其译作“演讲术”“雄辩术”“辞章术”。但这些译法并不能准确反映риторик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内涵。实际上，俄国的риторика与西方同时期的rhetoric大体上是对应的。而且亚里士多德撰写的Rhetoric也被罗念生译为《修辞学》。因此本文在指ри-торика这一概念时，将采用“修辞学”，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加上修饰语“古典修辞学”，为突出教学演讲活动，我们还采用了“演讲学”这一概念；而стилистика主要是语言层面的修辞，我们将采用语体文体修辞学。应该说这样处理只是权宜之计，肯定还存在一些问题。（2008：绪论：1）
有趣的是，赵陵生在为《教师的语言艺术》一书所作的序中，也提到了риторика一词的翻译问题：
俄语中риторика与стилистика二词内涵不同，后者通译为《修辞学》，数十年来约定俗成，已为语言学界所接受。如何翻译риторика，尚无定论。或译为《演说术》，或译为《雄辩术》，均未得到普遍认可。前者强调了“方式”，后者可能造成诡辩的印象……我个人的想法，把риторика译为“说服学”比较可取。目前“说服学”一词开始在传媒领域流行，网上已可以搜集到关于“说服学”的信息。假以时日，“说服学”可能被语言学界认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在两种语言中找到词义完全对应的词。（2008：序：1）
赵陵生提出的译法虽然具有新意，“说服”是риторика的核心内容，但不是这门学科的灵魂，“说服”是修辞学家所期望的借助话语形成的和谐人类生存环境的建构手段，但不是人类修辞行为的终极目的。温科学（2009:2）指出：“今天，把修辞的目的当作劝说的观点依然流行，但更为重要的是，修辞学可以在人类的交往中用于解决分歧，促进共同的理解，达到社会的和谐。”
在上一节中提到了张会森将риторика翻译成“演讲学”，这一译文引用自2002年出版的《修辞学通论》。九年之后，《当代修辞学》刊出了张会森的论文《近二十年来的俄罗斯修辞学》，其中有作者对риторика的重新思考：
我国汉语学界所说的“修辞学”是广义的，涵盖了俄罗斯的 стилистика（stylistics）与 риторика（rhetoric）。Рито-рика与стилистика这两者都先后译为“修辞学”，为了方便叙述与理解，后面行文时，如需特别区分我们使用“修辞学C”表示стилистика，用“修辞学р”表示риторика。如不需区分，则“修辞学”涵盖二者。（2011:85）
本书认为，риторика一词的翻译不仅是一个语文学术语的翻译问题，它还体现出中俄修辞传统的异同。由于我国的修辞学和俄罗斯修辞学分别属于中西两种文化范畴，并且后者起源于西方古典修辞学，因此，中俄修辞传统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西修辞学的异同，并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异同。这里，首先对中国的修辞传统进行简要的回顾。
在中国，“修辞”一词可以追溯到《周易》上记载的孔子的话：“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要用现代汉语进行解释，可以理解为：“君子要增进美德、营修功业的道理。忠诚信实，是增进美德的主要基础。修饰文辞和言语，确立至诚的感情，是营修功业的根基。”这里的“修辞”是两个词，还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也无法定义成为一个研究的客体。先秦时期，虽然没有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但在诸子著作中有许多相关的论述，比如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老子的“情欲信，辞欲巧”等，都涵盖了一定的修辞思想。其他如《礼记》《易经》《孟子》《韩非子》《荀子》《庄子》《鬼谷子》《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墨子》《国语·晋语》等著作中，也有丰富的修辞思想。
后世关于修辞的论述多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作中，比如王充的《论衡》、刘向的《说苑·善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序》、日本僧人空海的《文镜秘府论》、陈骙的《文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其中，陈骙的《文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著作。这些著作多是关于文章修辞的。
我国的现代修辞学起源于20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末趋于成熟和完善。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龙伯纯的《文字发凡》、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唐钺的《修辞格》、陈介白的《修辞学》和《新著修辞学》、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以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20世纪50年代后，先后出现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著作。80年代后又涌现出许多修辞学著作，比如倪宝元的《修辞学》、王德春和陈晨的《现代修辞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以及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认知修辞学》《当代汉语修辞学》等。这些修辞学著作多不区分口语修辞和书面语修辞，也并不专门探讨演讲修辞。
纵观中国和俄罗斯的修辞学发展历史和轨迹，虽然中俄修辞学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但其中依然有一些相通之处。如都关注积极有效的、符合题旨情景的言语行为；都重视区分不同受众与修辞手段、修辞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出共同的伦理追求。除此之外，中俄的修辞学思想都贯彻于学校教育。
然而，除了这些共通之处，中俄修辞学之间存在大量“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使риторика的汉译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和曲折。
首先，虽然俄国在1620年出现第一本修辞学教科书之前就存在大量的修辞实践，但俄罗斯修辞学的学科体系和结构基本来自于中世纪时期的西方修辞学，它有相应的哲学和伦理学基础，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而对于中国的修辞学来说，尽管中国早期的修辞思想几乎触及修辞学大部分的重大问题，如修辞学的政治伦理原则以及各种雄辩艺术，但它终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中国古代，文、史、哲等学问在习惯上混合在一起，没有细分的缘故”（温科学，2009:80—81）。俄罗斯修辞学家，同时也从事汉学研究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认为：“……中国的修辞学家都是哲学家，因为修辞学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和哲学无从区分，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仅不回避医学、数学、天文学等实证科学，还力图掌握这些学科知识。”（2006:45—46）无独有偶，“中国修辞学是哲学”也是西方修辞学家对中国修辞学颇有代表性的看法之一。（详细论述，参见温科学，2009:96—105）
其次，关于演讲与修辞学研究的关系。演讲这一话语形式不仅仅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它更是成为了一种方法论。这种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意，是围绕着社会事务的决策、决定而展开的。在一个相对民主的城邦社会中，要通过民主程序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就必须通过演讲。演讲者运用修辞方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观点、思想，与听众形成互动，最终做出决策和决定。而演讲的效果不但取决于演讲者的气质、修养，还决定于受众的心理状态和演讲者本身所提供的或然式证明。因此，要提高修辞效果，修辞学不但要研究与演讲者的气质、修养相关的范畴，研究受众的心理范畴，而且要研究各种“论题”及其下位知识范畴。此外，还要研究演讲的风格等。显然，这种修辞学体系是在自觉的学科意识指导下建立的，是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古代的修辞学没有像西方古典修辞学那样，留下大量的名为修辞学的著作和深奥的修辞理论，但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流派——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辩家、纵横家都与西方的“雄辩”有关。有关这一点，温科学写道：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需要造就了新兴阶层，联横合纵，各显神通，展示出雄辩、劝说的艺术魅力及其重要的社会作用。当时急切需要各种游说之士，说客成为一种时髦，使许多学者从事训练雄辩技巧和劝说方法的教学。这足以与古希腊的修辞学相媲美，但其修辞的作用比雅典的法庭演说论辩要大得多。各诸侯国的国王和贵族集中了数以千计的说客，谋求政治、军事、外交的策略以及各种娱乐方式。各种流派的核心命题都是治国之道、治人之术，都以说动人主动采取自己的主张为旨归，这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以劝说为核心的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2009:79）
然而，此演讲非彼演讲，此雄辩非彼雄辩。陈汝东认为，催生西方古典修辞学的话语形式是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演讲，它的受众是普通公民身份的群体；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的修辞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修辞”，因为社会事务的决策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要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须以君主为修辞对象。（2011:144）除此之外，修辞者的身份也有很大的差别：古典修辞学框架中的演讲者理论上可以是社会中有独立身份的任何人，而“个体修辞”中的演讲者则多是有政治身份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如门客、宦官、大臣等。因此，就研究对象和内容来说，秉承西方修辞学传统的俄罗斯修辞学将演讲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而对于中国修辞学来说，演讲则失去了催生这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最后，俄罗斯修辞学一直十分重视“构思”这一前言语阶段的研究，即对话语生成阶段的研究。而中国修辞学则更为重视“表达”的研究。有关这一部分在上文中引用的刘亚猛先生的论述中已经做过较为清晰的阐释，在此就不再赘述。
риторика和стилистика的区别无法做到绝对的一分为二，一是它们呈现出交互发展的态势，研究内容和视角势必有所重叠；二是在目前的人文学科领域，要想对邻近学科做一个明显的区别，恐怕只是徒劳，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已是常态。因此，“跨学科研究”的范式才被广为推崇。如果期望在大体上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视角的分野有所认识的话，它们与“русский язык”（俄语）和“русский”（俄罗斯的）这两组词（词组）的搭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Риторика通常和“русский”（俄罗斯的）连用，即русская риторика（俄罗斯修辞学）；而стилистика则和“русский язык”（俄语）连用，即стилистика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语修辞学）。通过这样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简单、但带有范畴性的结论，即риторика带有更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特质，它体现了民族言语文化的话语观；而стилистика是更接近语言体系结构和功能研究的学科，它的研究基于语言体系各个层次的基础要素和基本规则。因此，正如在前文中的译文使用，俄罗斯修辞学就指риторика，而俄语修辞学则指стилистик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