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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存在以下两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观点：
（1）传播学分为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以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批评为代表）和媒介环境学派。
（2）源自北美的“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国内的“媒介生态学”被认为隶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焦点指向媒体经营和管理以及媒介间的生态。
国内从事媒介生态学相关研究的学者是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清华大学的崔保国教授等，从事媒介环境学相关领域的译介工作的是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等。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多传播学领域的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等仍不加区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定的混淆。
客观地说，自20世纪北美的“Media Ecology”被引入国内，对其翻译和使用即处于混乱状态。国内从事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学者均会引用相同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对应的英文相同，均为“Media Ecology” , 这是导致翻译难、对相关研究内容界定不清的原因之一。第二，传播学作为一个舶来的学科，进入我国的时间不长，我们仍将长期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本土化过程中，因此对“Media Ecology”的了解还不够充分和深入。
那么，在国内传播学研究史中，最早探索“Media Ecology”这个领域以及使用与“Media Ecology”相关的中文概念的情况如何？哪一种翻译应该作为理论来源为北美的“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
探查、考证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对“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二者的使用情况，有助于了解导致相关混淆局面的原因。
1. 国内对北美“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译介与研究的代表人物何道宽可以说是国内对北美“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扛鼎人物，因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来源于他的翻译和总结。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对北美“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的代表学者的著作的翻译，如马歇尔·麦克卢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等；其次，他对北美“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学派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学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迄今为止，何道宽出版了北美“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领域的译著20余本
。2019年11月，深圳大学举办了媒介环境学前沿思想论坛，会上，何道宽教授主持翻译的“媒介环境学译丛”第一辑正式发布，包括《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震惊至死：重温波斯曼笔下的美丽新世界》《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文化的肌肤：半个世纪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迁》五本图书。
除了何道宽的辛勤耕耘之外，国内以媒介环境学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创学术成果还包括李明伟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范龙的《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吴晓恩的《逃离电子文化的陷阱——尼尔·波兹曼媒介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李昕揆的《印刷术与西方现代性的形成：麦克卢汉印刷媒介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等。
在论文见刊成果方面，国内以媒介环境学或媒介环境学学者为主题的学术文章零星、散碎。何道宽在译介的基础上公开发表了梳理总结媒介环境学历史、人物、理论的论文十余篇，是对媒介环境学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
2. 国内学界使用“媒介环境学”译名的情况
“Media Ecology”最初被直译为“媒介生态学”。
2006年，何道宽、李明伟、丁未和林文刚、陈世敏等磋商之后，认为合适的选择是舍弃之前用过的“媒介生态学”这个译名，将理论渊源为北美学派的“Media Ecology”定名为“媒介环境学”。
以此正名为开端，在国内，林文刚、何道宽、李明伟等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始正式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一译名。
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率先在国内传播学界使用了“媒介生态学”这样的表述。
尹鸿在文章中谈道：“构成人类生态环境的不仅是水、阳光、空气，而且包括媒介。正如被称为现代传播学之父的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所以我们也需要一种特殊的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生态学’一词来自古希腊的‘OIKOS’, 蕴含着房屋、家居、处所的意思，后来亚里士多德用这一术语来指广义的人类生存环境。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则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变化着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于人的作用、作用过程和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
不难看出，上述内容是北美“Media Ecology” , 也就是媒介环境学关注的问题，但尹鸿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他所谈的问题和“媒介环境学”的关系。
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2001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和《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媒介生态学的关注。
崔保国教授则于2004年发表了专门研究媒介生态学的文章《理解媒介生态——媒介生态学教学与研究的展开》。二位学者都研究媒介生态学，但是他们的研究彼此不同，且都与北美“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学派的研究不同。
由上文可知，邵培仁对中国特色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01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持续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其和媒介环境学之间的缠绕以及互相影响的问题已经足以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
从国内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历史看，我们不禁慨叹，媒介环境学从名实相符落地国内，到发展壮大，这段时间并不长，从2006年至2020年只用了14年的时间（2006年何道宽等完成了定名工作）。从另一个角度看，“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之间已纠缠了将近19年（邵培仁的中国特色媒介生态学研究始于2001年）, 并且这一状况仍在继续。当下，作为不同学派的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从概念界定到相关理论，仍被一些传播学领域的论文不加区分地应用于研究中。
基于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国内相关研究与北美“Media Ecology”研究的关联，参见表1. 2。
表1. 2 国内相关研究与北美Media Ecology研究的关联
①崔保国：《理解媒介生态——媒介生态教学与研究的展开》, 《中国传播学论坛暨中华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272页。
②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35—144页。
需要强调的是，表1. 2中所列的三类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内的定位是有区别的，具体见表1. 3。
表1. 3 国内三种传播学研究的比较
源自北美的“Media Ecology”理应对应合适的中文译法，这样可以帮助避免学界对分别以何道宽、崔保国、邵培仁为代表的不同传播学派的研究的混淆，有益于传播学作为整体获得更好的发展，也有益于这三个领域各自的发展。
笔者认为，北美的“Media Ecology”应该译为“媒介环境学” , 这一译法对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都有利：有利于澄清过往的研究中产生的混淆；有利于当下的研究的开展，也就是说，国内传播学领域与北美“Media Ecology”有关的、与麦克卢汉等学者有关的、与各种媒介生态有关的研究以及对国内几位主要学者的观点的引用和拓展都将变得明确；对未来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内涵都将更加明晰。
从字面上看，在英汉词典里“ecology”对应的汉语是“生态” , 因此“Media Ecology”的译文也就顺理成章地应该是“媒介生态学”。然而，从严谨的学术角度和当下的学术研究状况看，“媒介生态学”这一译法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有：
第一，“媒介生态学”这一译法不能完全概括“Media Ecology”的研究范围。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已经超越了“ecology”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的含义，而更强调媒介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历史上，波斯曼、莫兰、尼斯特洛姆等人曾因使用了“Media Ecology”这一表述而遭遇反对和嘲讽，因为将“ecology”一词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可能会让人感觉突兀，甚至不合理。然而，波斯曼等人认为，使用“ecology”这个词可以提醒人们，人这种生物，像其他动物一样，除了要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还要在技术环境中生存，媒介技术本身及其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第二，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媒介生态学”这一译法容易造成中国受众的误解并导致概念混淆。
第三，北美的“Media Ecology”学派主张泛媒介（万物皆媒）、泛环境、泛技术、泛文化，因此媒介、环境、技术、文化似乎成了等值词，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代表人物主张过“泛生态”。
第一，“媒介环境学”这一译法能直截了当地表征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研究的兴趣所在，也是对波斯曼所下的定义的内涵的确切表述。波斯曼对“媒介环境学”这门学科的定义为：把媒介当作环境的研究。媒介环境学研究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受到作为“环境”的媒介技术的影响。
关于“媒介环境学”译名的动画
第二，“媒介环境学”这一译法可体现出这个学科的天然使命。媒介环境学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并提倡实践。“环境”一词本身具有一种感召力，尤其是在环境被严重破坏的今天，它似乎具有呼吁人们保护环境的力量。
第三，使用“环境”一词的一个原因是强调“环境”是目的。“生态”这个词强调的是达到目的的可行的路径，而“环境”比“生态”的含义更终极、更全面。
毕竟，国内传播学研究中，对北美“Media Ecology”译名的混乱使用问题已经发生，我们只能希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名正才能言顺，正确的名称使用，指引正确的研究方向，方向如果错了，媒介环境学、中国特色媒介生态学等的研究就都难以深入。知难而进，只有分析清楚了上述复杂关系，才能在从事相关理论的应用和延伸研究工作时，不混淆、不杂糅，才能消除此种研究问题，还传播学这一部分以清澈、明朗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