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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出生于美国纽约。他先后求学于纽约城市学院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1934年，他出版了《技术与文明》一书；1938年出版了《城市文化》一书。他的主要著作还有《艺术与技术》（1952）、《城市发展史》（1961）等。他曾获得多个重要奖章，包括1964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
与格迪斯一样，芒福德也被誉为人本主义城市规划大师。他将城市规划与人类幸福相连，强调在城乡建设中要重视各种人文因素，促使欧洲的城市设计重新确定了方向。在建筑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很难找到哪位学者能像芒福德那样，在剖析建筑的本质的同时，如此注重文化对于人类的作用，
包括在城乡建设过程中媒介技术产生的文化影响。所以，芒福德也被视为一位媒介环境学学者。
芒福德的媒介研究和城市研究思想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生态视角的统摄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从19世纪开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众传播和城市中心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两者的密切关系，但事实上，大众传播、城市化以及两者对乡村的影响，仍然是大众社会建构的主要部分。
要阐释芒福德思想中的生态视角，必须谈到他的导师格迪斯。格迪斯认为，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的区域是互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人们在进行建设之前，要充分理解并重视这个生态系统，以免破坏其中的自然平衡。格迪斯教会了芒福德一点：在研究观察中加入生物学家对于有机生命及与其有关联的各个生态因素的敏锐感觉。所以，在芒福德的意识中，生态、有机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意味着各个因素之间的平衡自然、和谐共存。
如前所述，格迪斯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改善社会生活。芒福德正是按照这一要求做的，他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做研究，而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绝不袖手旁观。从20世纪20年代起，芒福德就坚持不懈地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他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波澜壮阔的生态运动的领军人物，成为人文主义伟大传统的优秀继承者。
芒福德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曾针对一些文化现象提出批评。比如，他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
之间的论争，被称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城市政策争辩之一”。芒福德秉承热爱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关怀和良心，认为摩西的设计破坏了人类的生态环境，导致的后果是人们生活在令人失望的塔街中。芒福德指出，“罗伯特·摩西对纽约城造成了更多的伤害，并且根据这种意义深远的例子，他比我们时代任何人对其他城市造成的伤害都大”
。
不难看出，格迪斯和芒福德的研究中隐含着同一种伦理：生命优先。在他们看来，建筑也好，媒介也好，人发明的技术都应该是为人服务的，人是第一位的。他们关心的是人造物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
媒介技术与人文社交（广西大学薛强）
芒福德是从后门进入媒介研究这座大厦的。这么说是因为芒福德首先是一个城市规划学者，其次才是传播学学者，他的传播思想体现在他的城乡建设思想中。
因此，在介绍芒福德的传播思想前，先阐释他的城乡建设思想。
芒福德反对特大城市和孤立乡村的两极分化。他认为，从重要程度看，城市和乡村是一样的，它们应该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被截然分开。如果一定要厘清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正确的答案是：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重要。关于人类居住环境的建设，芒福德反对的是建设特大城市。他指出：历史上最肮脏的大城市是帝国时期的罗马城，其建筑从道德的角度看毫无节制；城市中的人类建造物是为了满足表现的欲望，或者是用来售卖的。
晚年，芒福德针对纽约城的建筑发表了意见。他指出，纽约之所以越来越令人不舒服，不是因为暴力犯罪，而是因为摩天大楼。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芒福德就率先开始批判摩天大楼这种建筑形式。他认为摩天大楼导致城市拥挤、刺激地价暴涨。当然，他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这种建筑形式，他反感的是过度修建摩天大楼。
正如威廉·昆斯（William Kuhns）
所说，芒福德不愧是“后工业时代的先知” , 单从他对摩天大楼的过度使用的批判，就可见其思想的深邃和前瞻性。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如果规划者只考虑局部、单一的设计要求，而忽略了整体，忽略了建设的目的，那么人们看到的可能只有密密麻麻的建筑物。然而，建筑物不是城市的核心，只是城市的附属品和服务设施，其功能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挤压人类。
人类的生存环境是由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整体，系统中的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影响，并且可能会破坏人类的生活。如果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和交通状况过度拥挤，人类就很难感受到自然和舒适，可能只能在狭窄和拥堵的空间里“蜗居”, 处于压抑的状态。当人类的生存空间被越来越多的人造建筑物占据时，人和绿地就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不重要，人的中心、主体地位就会逐渐丧失。
关于城乡建设，芒福德提倡限制城市规模，主张建立“区域综合体”。
芒福德坚持认为，城市发展的前提是保证人类能够过一种舒适、自然的生活。如果城市规模过大、人口过多，就要考虑把人口安置在其他小规模的城市里。
为避免特大城市带来的人类生活问题，芒福德主张建设“区域综合体”。他认为：区域综合体包括城市、村庄及永久的农业地区，而城市、村庄只是这个区域的一部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应被作为孤立的个体看待；而多中心、分散的区域设置，能把城市和乡村的要素统一到区域综合体中。形象地讲，抬头看，城市就像漫天繁星那样分散，而且规模不大；俯瞰，城市和乡村就像一个多孔的大网上的交叉点。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讲，所有规划都是一体的，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都是区域规划。
芒福德还强调，区域综合体建设中的人造物体与人类生态要实现融合，建筑等所有人造物体只是自然大环境中的小因素，区域规划工作者不应仅关注让农村实现城镇化，还要重视让城市中那些本来就冷酷、没有绿色生机的砖石废料实现农村化。
例如，英国牛津市接受了芒福德的建议，停止了城市中一幢建筑物的建设，保留了河边、教堂后一块风景秀美的草地，让牛群得以继续在那里吃草。富有生命力、有绿地和小院环绕的牛津，在很多方面都是芒福德理想中的城市。
芒福德的传播批判思想，主要体现为他对城市中的媒介的批判，因为城市中的媒介影响的不仅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还有生活在乡村中的人。
在芒福德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传播形式强有力地改变着人类居住地区的面貌和结构，同时改变着文化的结构。
这个改变既包括对城市文化的改变，又包括对乡村文化的改变。芒福德认为，使人们成为机械僵化、唯命是从、逆来顺受的群体是很困难的。“机械控制的秘诀在于形成单一的头脑和明确的目标，并率领这一群体前进。另一个秘诀是一个如何传递讯息的方法，通过一连串的中间环节把指令传达到群体基层里最小的单元。”
在芒福德看来，媒介有助于制造标准、一致的生活方式。
城市有效地垄断了媒介。媒介为大城市主导的生活方式助力，热衷于表现出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景象。然而，真实世界中人们的生活常态，往往与媒介展示的不同，即使是大城市中的人也不例外。例如，当代大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常态往往是奔波在高楼大厦之间，在公交、地铁，乃至私家车中被挤着、堵着，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吸入汽车尾气。他们并非天天都能置身于广告展示的情景中：明媚的阳光、宽敞的绿地，欢笑着奔跑过来的爱人和孩子，而是即使周末想去公园享受一下优美的环境，也可能碰上交通堵塞。这正是媒介的力量所在和反讽之处：人们牺牲与自然美景相伴的时间，在拥挤的城市里拼搏，目的却是过上媒介所展示的梦幻般的生活。
在芒福德看来，媒介把城市倡导的生活方式成功扩展、推销到了乡村。媒介擅长并热衷于展示城市生活的豪华、舒适，表现服饰、饮食等方面的细节，这些都令乡村人向往、羡慕，并在有意或无意中加以模仿。生活在乡村的人认为：大城市的生活才是人类生活的目标，才是人类应该拥有的真正的生活；一个人只有生活在大城市里，或者模仿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层次、有意义的。
然而，实际上，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城市和乡村中的普通人而言，都过于精致、奢华、昂贵。这种生活方式得以建构的基础是大量商品，其中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不需要的装饰品、奢侈品。
在上述所有现象的背后，是利益的驱动。媒介的传播为权力、资金的操控者带来了利益。媒介展示了城市生活的样式和价值观念，并将其置于不容置疑的位置。于是，生活在大城市和到大城市生活成为地位的象征，人口向大城市不断流动，导致中下阶层生活的地方拥挤不堪。
芒福德批判了媒介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不管技术发明者的初衷是什么，芒福德更在意的是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文明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机器产生的结果。”
他认为，机器体系容易把人变成不光彩的消费奴隶……通过效法和模仿，机器体系塑造的文明的力量从一个阶级传播到另一个阶级，从城镇传播到乡村。
然而，发展技术的意义，并不在于无节制、非理性地追求财富。
芒福德还指出，由于人们长久接触的是媒介传播的世界，因此远离了乡村，远离了真实、自然、和谐、平衡的生活。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生活里，人们面对面谈天说地、沟通情感、协作劳作。很显然，面对面的“传播”和以媒介为中介的“传播”的传播效果是不同的。当一切知识和交往都被媒介垄断，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活动场所就缩小了。所以，芒福德反对在乡村中安装、使用技术，因为技术减少了人们面对面对话、交流的机会。他举例说，在公共喷泉或汲水站旁，人们有更多见面的机会，可能还会聊会儿天，传播些新闻旧事。擅长制造和利用技术的工程师为每家每户设计和安装了自来水管，认为技术能给生活带来便捷，但实际上带来的是负面影响——阻断了面对面的交流。人类往往是“获得了自动化，却丧失了自主权”
。
芒福德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避免机械化，技术应用必须被生态学引导，不再进一步控制和扭曲人类文化的各个侧面。
传播也理当如此。
首先，芒福德理想中的传播，是节制权力的传播，是“追求良好生活（good life）, 而不重视商品生活（goods life）”的传播。
芒福德曾经思考：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格外关注周围的哪些变化与人类文化的建构有关。在芒福德看来，城市也好，乡村也罢，传播的目的不应是把大量消费者吸引、聚集到一起，道路建设的目的也不应是让人们能够方便、快速地到达工厂或商场，然后开始重复的工作或无止境的消费。他认为，城市是为了方便人类的生活而建造的，所有的机器技术都要重新回到人们的掌控中，至于媒介技术，也不应由特权群体掌控，而应由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人，也就是普通人来掌控。
其次，芒福德理想中的传播，是有利于美化自然、和谐文化，令生活充满趣味、丰富绚丽的传播。
芒福德曾回忆，在纽约，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在晚春或夏天的傍晚，人们会聚在高高的门廊里，坐在草垫上，凑在一起聊天，看孩子们追逐、嬉闹。田园牧歌般的纯真浸透在他的童年回忆中。那时虽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等电子媒介，没有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但生活并不缺少趣味，反而充满了缤纷的色彩。
再次，芒福德理想中的传播是大城市兴起前城市、乡村中的传播。
在芒福德看来，乡村的生态适合人类生活，当然也包括大城市中的生活。乡村中的传播才是健康的传播，在城市中也需要“乡村传播”。可见，这里的“乡村”与地理位置无关，而是一种传播状态，一种和谐、有机的自然传播状态。城市中的“乡村传播”是指人们彼此熟识，不仅能在花草充盈的街边散步，而且可以在美好的环境中轻松地对话。
今天，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芒福德的上述思想都具有指引未来的城乡建设和媒介传播的意义，他的理论正被现实验证。
芒福德的思想博大而丰富，这也导致他的思想有时让人难以准确理解。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积极互动，在《城市发展史》中尤其明显。几乎书中的每一页都包含着关于革新的种种建议，然而，芒福德不曾给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性城市的形象。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城市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理想的区域规划的描述。芒福德谈到了价值观念，谈到了创造理想家园，谈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只是阐明了在人性化的城市中生活应该具备哪些美好的品格。芒福德津津乐道的是“生态的、平衡的、有机的规划”, 然而客观地说，这样的表达十分狡猾，让人捉摸不定。可是，这又是他能够找到的最为准确的表达方式。也许，他心中所想的东西，根本无法界定，因为“生态的、平衡的、有机的规划”会给未来留下太多的内容和任务。
苏珊·朗格（1895—1985）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都是德国移民。朗格在马萨诸塞州的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她师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研究符号理论。朗格分别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华盛顿大学、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过教授助理、副教授和教授，在哲学教师的位置上度过了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朗格是世界知名的女学者，收获了诸多肯定性评价，如：“朗格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艺术理论家，也是西方美学史上一位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女性美学家”
; 在美国，朗格是较早在哲学领域有出色表现的女性之一，也是较早不仅在专业领域被认可，而且被大众广泛肯定的美国哲学家之一。
朗格还是一位媒介环境学家。香港浸会大学的约翰·鲍尔斯（John H. Powers）教授认为，朗格的思想中隐含的命题对构建媒介环境学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观点——“不同的媒介技术培育不同的文化”——不无裨益，她的著作为发展媒介环境学理论和开展研究工作做出了潜在的贡献。
朗格与媒介环境学有关的著作主要有七部
, 本书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她的两部著作中，即《哲学新解》和《感受与形式》。朗格的其他几部著作，也都或多或少地和媒介环境学有关。从思想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
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和渗透的。例如，朗格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小北斗的遨游和其他童话传说》, 是由小故事组成的童话集。表面上看，这些美妙的童话似乎和作者的学术思想没有关系，其实不然。朗格后来说过，神话是形而上学的思维的初级阶段，而哲学所具有的清晰而系统的理性得以产生的非理性源泉，很可能是童年。
其他几部著作也是如此，例如：《心灵：论人类情感》是《感受与形式》的续篇
; 朗格在《哲学实践》中认为人类心智的解放要依赖符号逻辑训练，并沿着这个思路出版了《符号逻辑导论》
; 朗格在《感受与形式》和《艺术问题》中都谈到了艺术创造的幻象问题。上述作品在思想上服务于朗格的终极学术目标——生成一种心灵哲学。
朗格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哲学实践》。她在此书中深入地探讨了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成就。朗格认为，人类心智的真正解放，必须经过符号逻辑的训练。
朗格的哲学方法可以激励媒介环境学学者系统地从事工作：确认和界定少数重要的核心术语，以便构建一个概念系统，而在用这个概念系统讨论问题时，如果发现由于概念导致了观念上的矛盾，就要重新创造术语。在朗格看来，一个新领域的发展有赖于研究者进行大量细致的哲学层次的建设。
逻辑分析在朗格的哲学研究中处于重要的位置，这体现在她的第二本学术著作《符号逻辑导论》中。朗格在这本书中指出，符号逻辑对哲学家的重要性就像望远镜对天文学家的重要性一样。正是凭借符号逻辑这一望远镜，朗格对艺术哲学的讨论才具有了新视野。
朗格还在书中对一些概念做了解释，其中就包括媒介环境学关注的重要概念——媒介（详见本书第八章）。
朗格最著名的两部著作是《哲学新解》和《感受与形式》。这两部著作中阐述的主要内容有助于构建媒介环境学的一个主要观点——不同的媒介技术培育不同的文化。
《哲学新解》应该成为每一个媒介环境学学者的必读书。该书通过评价音乐，探讨了所有的艺术理论。书中涉及的主题很多，如语言、音乐、抽象概念、神话等。朗格通过这些内容论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符号的转换是人类心灵的本质特征。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人类优于动物，不是因为人类具有超强的灵敏性或良好的记忆力，而是因为人类拥有运用符号的能力。人脑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大脑，人脑具有将生活中的感知内容转换为不同符号的能力。以此为基础，朗格对符号进行了划分。她对符号的划分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将符号分为一般性符号和表现性符号。一般性符号人和动物都会使用，例如某人或者大猩猩通过打手势来表达一定的意思。表现性符号则是人类独特的心灵基础，如语言、音乐等。第二步，将人类的表现性符号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即推理性符号模式和非推理性（表现性）符号模式。
推理性符号模式和非推理性（表现性）符号模式产生的基础是人类心灵把经验转化为符号的独特需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征模式。严格地讲，推理性符号模式指的就是语言；表现性符号模式包括所谓的艺术，如绘画、摄影、音乐、舞蹈、雕塑、建筑和电影等。前者表现的是能用语言逻辑表达的思想，后者表现的是难以用语言逻辑表达的人类情感体验。朗格不希望人类用语言述说摄影、电影、绘画、音乐或者舞蹈，这意味着表现性符号模式不具备论辩和推理的功能。
在《感受与形式》中，朗格阐述了许多表现性符号模式，即艺术的不同形式。朗格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如绘画、建筑、音乐、舞蹈、文学等具有不同的特性，因此可以表达不同的人生体验。
在《感受与形式》之后，朗格出版的两部著作是《艺术问题》和《哲学随笔》。《艺术问题》收集了朗格的部分演讲稿和论文，谈论了艺术的创造性问题，以及朗格对具体的艺术门类如舞蹈、绘画等的看法。《哲学随笔》收集了一些朗格关于哲学主题的素描式的随笔，也论及了心灵哲学问题。
之后，在《心灵：论人类情感》这部著作中，朗格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心灵的成长过程。在强大的进化压力下，人类的心灵得以锻造，如果要理解人类心灵的神秘性，就要理解朗格之前的著作中界定的推理性符号模式和表现性符号模式，以及它们作为媒介和人类心灵的关系。
朗格关注并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各种不同的符号模式，从语言到音乐、舞蹈等，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建构过程中起的作用是什么？
朗格认为，人类心灵的独特之处在于能用不同的符号表征不同的经验。推理性符号模式有助于线性思维、逻辑思维的展开，有助于重构思想，使之以语法的序列展开。“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惊人的符号体系。在语言中，独立的词汇被用来表达经验上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单位。”
表现性符号模式表达的则是人类在瞬间确认和领会的丰富情绪。如在论述舞蹈时，朗格说：舞蹈是一种可感知的形式，它表现或具备了人类情感的种种特征，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内在生活”所具有的节奏和联系、转折和中断、复杂性和丰富性等特征。在这些特征中，还有直接的经验流。同时，朗格指出：我所说的“内心生活”, 是指一个人对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心写照……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经验只能被我们模糊地意识到，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大部分都是不可名状的。不管我们的感受是多么强烈。
如前所述，媒介环境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不同的媒介技术培育出不同的文化”, 即不同的媒介技术对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朗格思考的是“推理性和表现性符号模式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建构中起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朗格认为，不同的符号系统对人类经验的不同侧面进行编码，所以，她将人类使用的符号分为不同的模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说朗格是媒介环境学的先驱，并不是因为她所做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符号分析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是因为她提出了上述具有媒介环境学研究意味的问题。
朗格的心灵哲学旨在给一切人文和科学提供扎实的研究基础，然而她本人只沿着一条思路研究问题，即人类心灵符号演化理论，其著作并未涉及很多传播领域的内容。
朗格也没有对当时已经存在的互联网进行单独的研究，没有对可能出现的新媒体时代做出预测。
朗格对媒介环境学的贡献，体现在很多方面。她的思想不仅有利于媒介环境学理论的整体建设，而且有利于媒介环境学个别理论的拓展，比如，她的思想给媒介环境学延伸理论中“媒介是世界的延伸”这一论断提供了支持（详见本书第八章）, 对互联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