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自然的单身汉』

康科德“学院”

梭罗离开大学的时候20岁出头，他心里思考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选择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的职业。就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他成了一名教师，我们知道，这个职业他在大学假期里曾经尝试过。

1838年春天，他曾经到过缅因州，他母亲有亲戚在那里，梭罗是为了教育职位而来，还带着黎普列博士、爱默生和哈佛校长签名的推荐信，他们都高度评价了梭罗的学术水平和道德品行。然而，他这次特别的求职似乎不大成功；因为我们发现，同一年，他又在忙活着帮自己的哥哥管理康科德“学院”，这所私立小学是由康科德的头面公民于20年前建立的，梭罗自己也曾经在这里接受教育。

梭罗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多久，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发现自己的志趣与教学职位完全不合拍；实际上，现在很难想象这位个性的倡导者在督查委员会的监督下履行教师的职责。根据埃勒里·钱宁的幽默描述，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体罚问题。他一开始就宣布不使用教鞭，而是用对学生的“道德谈话”来代替惩罚；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委员开始指责这种新方法，并且抗议说教员的过度宽容正在使学校的利益遭到损害：“梭罗先生必须使用戒尺，否则学生就会被宠坏。”

于是梭罗遵行，并用戒尺打过6个学生，其中一个还是他家的女佣。但这的确与他的良心不符，他向委员会报告说自己不再参与学校事务，因为他们总是干涉他的做法。梭罗的教学实践一共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后来，因为有更合脾性的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就彻底放弃了教学，开始了他早已注定的、势在必行的职业——研究自然。教师的戒尺被放置到一边，换成了这位诗人兼自然主义者的小望远镜和植物标本。

超验主义运动

我们有必要谈谈梭罗青年和刚刚成年的时候，在新英格兰势头渐盛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对梭罗整体性格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超验主义（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对超越有限感官的纯粹理性的研究，是“感受无限”）起源于康德的哲学，在英国的柯勒律治和卡莱尔那里复苏，而今成了美国思想中一种新生和骚动的力量，以乔治·黎普列、阿尔科特（Alcott）和爱默生这些人为主要代表；美国本土很久之前就有超验主义的血脉，体现在佩恩、约翰·伍尔曼等人的寂静派和贵格派的教义之中。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新爆发；它是宗教、道德、艺术和政治的复兴；这是一个心灵苏醒和精神探寻的时期。

“超验主义运动”，洛威尔说道，“是清教徒的新教精神，为了逃避教条和形式而寻找新的出路，这些教条和形式压制了精神，而不是表现了精神”。超验主义者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比如“新颖的使徒”或“实在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从传统习俗回归到自然之中，从矫饰回归到素朴；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既为自己而思想，也为自己而动手劳动；相比于国家和广阔的疆域，他们更加赞赏个人，而这是他们最珍视的目的之一。

超验主义的定义既然如此模糊，犹如蒙了一层迷雾，不用多想，这种思潮的复苏不可避免会有浮夸和荒谬的成分。虽然有些超验主义群体的成员是名副其实的招人讥讽的笑柄，但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却不是几声嘲讽就能够让人肃静的，就随后发生的事件来看，这场运动有着充分的合理性。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起源于波士顿，当时，包括爱默生在内的一些朋友在乔治·黎普列家里聚会，后来证明，超验主义是美国文学和政治领域中最强劲的力量。

康科德，梭罗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就是超验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此运动的目的是要将其原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本就倾心唯心主义的梭罗与重视内在觉醒的超验主义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梭罗的日记、诗作和早期的书信中充满了这种超验主义的声调；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明确地感受到的厌恶之情，即不愿意接受循规蹈矩的生活。

放弃教学

在这种新信仰的激励下，梭罗放弃了教学的职业。在1838年前后，当他还是个小学老师的时候，就悄悄地、坚定地退出了黎普列博士的宗教聚会。这位令人尊敬的牧师恐怕会感到伤心和失望，尽管牧师带着怀疑和警觉审视着超验主义者的信条，但是他发现在自己漫长的生涯接近尾声之时，周围已经充斥着这样的思想了。

梭罗这个年轻的脱离主义者还冒着差点被捕入狱的风险，因为他拒绝交付教堂税，理由是他搞不明白为什么教师要资助牧师，而不是牧师资助教师。这次纠葛的解决办法是梭罗签署了一份声明，证明自己不是任何宗教团体的成员。要梭罗这样独立且无畏的思想者去固守某种宗教教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心灵中的自然虔敬是如此素朴和真诚。那么，若是为他抱持和践行的信仰找出一个称谓的话，很可能会是“泛神论”。对于美和生命之神圣性，梭罗可谓是登峰造极的狂热的崇拜者，正是在这种对于大自然永恒之良善的本能信仰之上，梭罗奠定了自己乐观主义信念的根基，而这将是他哲学的核心部分。

走向自然

在放弃了教学之后，不难想象，选择职业的问题再次因为亲戚朋友的焦急催促而压在这位年轻的狂热者的心头。我们知道，制造铅笔是梭罗家族的固有职业，他在这方面的手艺不错，不管怎样，有一段时间他很用心地做这项工作。父亲约翰·梭罗的秘诀在于制铅的过程。通过使用漂白土和水，磨碎的石墨被制成了膏状物。这种配制是梭罗家的秘方。膏被压成薄片，切成条，再进行加热。直到铅笔制造停业很久之后，梭罗还制造过研磨石墨。据说在完全掌握了这门生意的秘诀之后，他还因为自己出色的手艺而获得过波士顿正式的鉴定协会颁发的证书，朋友们则恭喜他铺就了财富之路——他却突然宣布永远不再制造铅笔的想法，因为“他不愿意重复做曾经做过的事”。无论是真是假，这则轶事非常符合梭罗的风格，以突发奇想的形式表达自己最严肃的信念。

借着洞穿传统习俗之外壳的犀利的洞察力，梭罗发现熙熙攘攘的商业生活中所谓的“利益”，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可谓是无利可图；对闲暇的需求与对忙碌的需求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正当性；变富的最可靠的方法是减少需求：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个人的富有程度与他所能够放弃的事物的数量成正比”。 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怎么会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在生命的起步阶段，就一劳永逸地宣誓从事某种单调的职业，为了想象中的“舒适”而放弃生命实质性的幸福呢？

后来，当有人出于善意建议他说，既然没有明确的职业，不妨去尝试经商活动，他带着感叹回答说：“不，不！在航行的这个阶段，我并非没有工作。说实话，当我还是个小孩子，在家乡的港口闲逛的时候，我看到过征召身体健康的海员的广告，一旦成年，我就会登船。”这种事业正是对荒野自然的研究；他要忙碌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散步者或者“漫游者”；每天至少花一半时间在户外；去看日升日落；去听风的吟哦；去获取森林和山岗上传来的最新消息，成为一名“自封的暴风雪和暴风雨的观察者”。这些工作，梭罗后来说，他都忠实地、如期地完成了；如果朋友感到失望的话，梭罗是绝不失望的。这是他在《祈祷》中写下的诗句：

伟大的上帝，我所向您企求的最卑微的恩赐

就是请您不要让我愧对自己

让我在行动中尽情展翅高翔

就像现在，能够用清澈的眼睛洞察世相

然而，在价值方面，也望您不吝仁慈

请您让我使朋友们失望至极

无论他们怎样思考、怎样希望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您已使我成为别样

然而，梭罗的“漫游”没有懒散的成分；他不允许自己依赖别人的劳动来生活；因为他知道，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谋生，每天吃的面包有多少是自己靠体力或脑力赚来的，多少是父母给的，多少是巧取豪夺的”。对于自己选定的终身职业，他带着不倦的勤奋和不息的热情投入其中，此外，只要机会合适，他就会身体力行参加劳动，（引用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例子）就像阿波罗为阿德墨托斯服役那样 。

在他成年后的前十年中，即1837年到1847年间，他主要通过手工活来赚取所需不多的生活费，由于技艺超群，他能够轻松应付。虽然他年轻时曾经发誓要放弃这职业，但梭罗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家族的铅笔制造生意，时不时就会去帮助父亲和姐姐。土地勘测是他偶尔从事的另一项工作；同样，因为他对康科德的山坡和林地十分熟悉，并且测量精准，他的工作受到了高度的赞赏。

最早的作品

也是在此时，他开始留意演讲和文学创作，尽管起初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尝试。他演讲的第一个主题是“社会”，于1838年4月在康科德的“文化会馆”主讲，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在这里进行演讲。在哈佛大学住的时候，他就经常阅读诗歌，熟悉查麦兹（Chalmers）的诗集，并且了解一个颇有古香古色之风的诗歌流派，而他的同学和同辈对此则全然不晓。赫伯特（Herbert）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在梭罗年轻时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对于考利（Cowley）、达文南特（Davenant）、邓恩（Donne）等诗人，他倾力颇多，稍后他还阅读过夸尔斯（Quarles）的作品。他早期诗作中最出色的那首题为《这就是我》，第一阙的文字如下：

我是一把徒劳的奋斗

被偶然之锁链捆绑

时东时西，晃晃荡荡

链条被造得宽大松弛

我想

适合于更温和的天气

这首诗写在一长条纸上，与一束紫罗兰捆在一起，被他投进了普利茅斯的布朗夫人的窗户里，这位女士与梭罗有书信往来，我们就要说的是，梭罗正是通过她结识了爱默生。

1837年，写作散文的动力开始变得强大，起初是常态化的日记，名为《红色日记》，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写了600多页。他系统化地记录了日常散步、探险和沉思，在十分细心地改写和修订日记的时候，梭罗就拥有了一座文学宝库，可以从中直接提取创作诗歌和散文的素材。梭罗向《日晷》投稿时就是这样，在此期间，梭罗的一些朋友于1840年创立了一个超验主义者活动组织。

青春恋情

此时在梭罗康科德的家里住着一位沃德夫人，她是上校约瑟夫·沃德的遗孀，沃德是在独立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军官。他的女儿普鲁登斯·沃德小姐是梭罗的朋友，在梭罗的第一部著作《河上一周》前面的部分中曾经提到过她。两位旅行者互通消息，谈论哪里有罕见的木槿花。沃德和梭罗这两家人在康科德时期就是老相识了，两家人一直都住在那里；1833年，沃德夫人和沃德小姐来到康科德，起初跟亨利·梭罗的两位姑姑——珍妮·梭罗和玛利亚·梭罗——住在一起，后来住在他父亲的院落中。

由此所导致的事件一定曾深深地影响了梭罗，并且可能提供一把钥匙，借以解读梭罗的一些特别晦涩的作品——他所爱着的这个女孩，据说，也是他的哥哥约翰依恋的对象。这个女孩是艾伦·西沃尔，即沃德夫人的孙女，西沃尔牧师的女儿，牧师在锡楚埃特镇传教。她的弟弟当时11岁，就在约翰和亨利·梭罗管理下的小学学习，17岁的艾伦经常到梭罗兄弟那里去看望弟弟。这些拜访让双方都感到很愉悦，因为梭罗家的四个年轻人都在；他们共同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一起在乡村散步、划船，或是朗读、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著作，这是康科德当时流行的习俗。

结果兄弟二人都爱上了西沃尔小姐；据说梭罗以一种罕见的牺牲精神主动从追求所爱的努力中抽身而出，以避免同自己的哥哥成为竞争者。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西沃尔小姐对他们兄弟二人有超出友谊的情愫。在约翰·梭罗死后不久，她就与自己青睐的男人结婚了。此人是一位牧师，他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可谓白头偕老。

梭罗于1840年在《日晷》上发表的挽歌体诗作题为《同情》，依照爱默生的权威解读，其中包含着一些稍加伪装的暗示，表明了他对艾伦·西沃尔的爱意，诗中“文雅的男孩”实际上是一位文雅的女孩；但是，依照其他人的解读，这些诗是写给她弟弟的——这是一位性情和善、前程远大的孩子，与自己的姐姐非常相像。无论怎样，当梭罗写作《同情》的时候，他心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想到过艾伦·西沃尔，也有人说，梭罗写给她的十四行诗有朝一日也许会大白于天下。由于过多地顾虑到礼仪得体，关于梭罗的爱情故事，人们保持着极端的缄默，可是这观念却错铸成了遗憾。事实上，读者大多对这些故事抱有很大的兴趣，这也不会给尚且在世的人们造成伤害，可惜，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同情》全诗如下：

最近，我结识了一位文雅的男孩，

他的容貌全然出于美德女神的塑造；

目的是要获得美貌女神的青睐，

后来却被美德女神安置守卫自己的城堡。

我被他吸引时浑然无知，

几乎忘记了承认的勇气；

而今我终于明白，虽然颇为艰难，

我本该爱上他，却爱的太少。

每当我们彼此靠近，

严肃的敬意就将我们分开，

似乎我们都遥不可及，

比初见之时更难畅怀。

永恒也创造不出同样的机会；

我只能在自己的道上行走，孤孤单单，

在悲伤中记起曾经的相遇，

却知道那样的福气，一去不返。

对于梭罗年轻时的情感故事哪怕只了解大致轮廓的人，就很容易理解那种弥漫在其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表述中的调子：严肃、理想化、遥不可及。“从这一新的事实来看”，R. L. 史蒂文森先生说道，“这些文字看似冰冷，却也有情感活跃其中。”因此我们就清楚地看到爱默生最初给予梭罗的评价是特别合适的——“大自然的单身汉”。

哥哥约翰

我们有理由相信，梭罗会为了哥哥的缘故而自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他曾充满感激地写道，自己的哥哥是“善良的天才”“愉悦的精神”，因为哥哥阳光乐观的存在，他充满活力且感到安心。两人打小就关系亲密，一起劳动，一起玩耍，结伴漫步在康科德的山岗和林地之中。

正是在哥哥约翰的陪同下，1839年，梭罗在梅里马克河以及康科德的其他河流上进行了著名的假日旅行，对这次旅行的记述于10年后出版，名为《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启程了，从康科德的马斯基塔奎河开始，坐着他们在春季时亲手打造的小船，带上了帐篷、猎枪、钓鱼装备和其他各种旅行必需品，沿着康科德这条水流平缓的河流下行，直到他们抵达洛威尔，在这里与梅里马克河交汇，梅里马克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此后他们沿着梅里马克河溯流而上，与他们刚刚驶离的马斯基塔奎河相比，这条河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银色的瀑布，从怀特山脉降落后直奔大海”，最后他们到达了几英里外的新罕布什尔的首府，即与他们家乡同名的康科德。在这里他们被迫放弃小船，沿着逐渐变窄的河流在堤岸上徒步前行，并且追踪到了梅里马克河在怀特山脉中的起源点。这是梭罗后来所钟爱的“远足”中的首次行动，他总是从这些“远足”中获益，既收获了健康，也丰富了经验。他们旅行所乘坐的那只小船，后来被霍桑收归所有，并且在《古宅青苔》中提及过。

与爱默生的友谊

我们谈论的梭罗眼下还没有任何非常亲密的同伴，除了他的哥哥约翰，因为他在大学也没有结识任何亲密的朋友，比如那种维持终生的友谊。然而此时，有一段友谊已经开始，无论是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就其作为引荐梭罗进入更大的朋友圈的途径来说，都显得极端重要。如前述所述，爱默生于1834年定居康科德，并且一度对这个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小自己15岁的年轻邻居表现出些许兴趣。他们的会面不可能耽延很久，1837年的第一次会面是通过一位女士即布朗夫人的帮助实现的，她是爱默生家的亲戚，又是梭罗家的朋友，年轻的梭罗曾经将《这就是我》的诗作献给她。她从海伦·梭罗那里得知，弟弟梭罗日记中的一篇文章所包含的思想与爱默生近期演讲所表达的观点十分接近，于是布朗夫人就把此事告诉了爱默生，爱默生随后就邀请梭罗到他家去会面。从此便开始了一场持续的对话——在梭罗的余生中从未断绝——这场对话对老少双方而言，都是愉悦的、有益的。“对于这位年轻的朋友，我感到非常愉快”，爱默生于1838年写道，“跟我曾结识的每个人一样，他有着自由的、独立的心灵”。

梭罗被接受进入爱默生的圈子的价值，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因为梭罗此时刚好能够从中获得最好的助益和鼓舞；它不仅激发出了梭罗性格中潜在的能量，也给予他一个表达和发表自己的思想的机会。

与《日晷》的关系

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应该创立一份作为新思想之喉舌的期刊。在超验主义“研讨会”成员中酝酿过一段时间之后，这项工作于1840年付诸实施，季刊《日晷》创立了，主要由爱默生、玛格丽特·富勒和乔治·黎普列经手管理。就商业的意义来讲，期刊的成功率一开始就微乎其微，因为起初的订阅者的人数很少，一本超验主义的杂志很难赢得大众的欢迎；但《日晷》毕竟是联合新哲学之鼓吹者的工具，能够为很多尚不知名的优秀作家提供一个发声的渠道。

《日晷》自1840年7月创刊，持续发行了4年时间，在前半段时期，编辑任务交由玛格丽特·富勒和乔治·黎普列负责，撰稿人则包括爱默生、阿尔科特、玛格丽特·富勒、黎普列、西奥多·帕克、伊丽莎白·皮博迪、洛威尔、梭罗、埃勒里·钱宁、琼斯·维瑞、W. H. 钱宁和很多其他名气或大或小的作者。《日晷》的全部4卷中，每卷都刊有出自梭罗笔端的散文和诗歌，他题为“同情”的诗歌在首卷中刊出，是梭罗最早以印刷形式呈现的作品。然而，这只是他文学之路上的见习作品，在玛格丽特·富勒任编辑的时候，他的好几份稿子都被拒绝了，富勒给出的诚恳的批评意见是：作品生硬，且有瑕疵。

康科德的住客们

爱默生有4位先祖曾在康科德当牧师，而黎普列博士则是其继祖父——因为家庭的纽带和早期的交往，爱默生与康科德就联系在了一起。而爱默生在康科德的出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的历史上绝非一件小事。在1832年辞去波士顿的唯一神教派教职之后，他在英格兰待过一年，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莉迪亚·杰克逊小姐结了婚，并于1835年在康科德永久定居下来。在这里，他毫无疑问被视为最荣耀的公民，以至于1836年当人们要在1775年的战争原址上树立纪念碑的时候，爱默生被推举出来在这一时刻致辞，这些诗句从此备受称赞——

在横跨洪流的粗朴的拱桥边

他们的旗帜在四月的微风中招展

这里曾经站立着武装的农民

打响的枪声传递给全世界的人

由于超验主义的崛起和爱默生的文学声誉的快速传播，康科德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地方，成为诗人和哲学家常来的胜地——这就是天才的吸引力；这是这个宁静的村镇新时代的开端，壮实的农民将不再是此地最显著的代表，他们将看到成群的满怀激情的狂热者，从新英格兰各地来到他们宁静的土地上。

然而，比这些骚动的来客更为重要的是工人同志和朋友组成的恒定的圈子，随着年老的黎普列博士从讲道中渐渐退出，他们就聚拢在康科德工人的先知周围。其中最负盛名的那位是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他于1840年带着妻子和几个女儿来到康科德。阿尔科特留着白胡子，又高又瘦，是最文雅、最受人爱戴的人，爱默生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所有认识他的人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可能会因为他的神秘主义和缺乏世俗智慧而微微一笑），因为他有着高尚的目标，并且对人类有着毫无私欲的热忱。

两年后纳撒尼尔·霍桑 也来了，他是一个更为幽暗类型的神秘主义者，带着自己的新娘索菲娅·皮博迪住进了远离尘嚣的“古屋”，这里曾经是黎普列博士的居所。霍桑的妻妹是才华横溢的伊丽莎白·皮博迪，她当时已经住在康科德；还有玛格丽特·富勒，她是他小说中的杰诺比雅，虽然与光彩照人的女主角相比，富勒的个人长相平平无奇，但她多才多艺，天生富有同情心，再加上自己的学识和天分，她所展示的魅力毫不逊色。她时常造访康科德，并且一待数周，她的妹妹、诗人埃勒里·钱宁的妻子艾伦·富勒也住在这里，当时钱宁尚在世。这里还住着伊丽莎白·霍尔，她是众多有心的、热心的女士中的一位。上述住客使得康科德变得更加卓越。

包括梭罗在内的这些人就成了超验主义团体的主要成员，康科德是他们的聚会地，毫无疑问，被引荐进入如此卓越超群的团体之中，无论梭罗的个性有多么的顽固，他的思想路径必然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早在1840年，他就被全面接纳为圈子的内部成员，该圈子以爱默生、阿尔科特和玛格丽特·富勒为主要代表，他们经常在阿尔科特的哲学“谈话”中露面，地点是在爱默生家里，参加人员包括很多来自波士顿、剑桥和其他邻近市镇的先进思想家。

在爱默生家居住

早在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梭罗到他家里居住，此后有两年时间梭罗一直在爱默生家里当园丁。“因为他所干的活儿，他的食宿等于全包了”，爱默生记述说，“完全可以说，他是施惠于我的人，是我的医生，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并且技艺纯熟”。爱默生的房子坐落在村边上的波士顿大道旁，方形的院落，建筑牢固。只是地面较低，起初差不多是露天的荒地，但梭罗给种上了一些果树，爱默生后来对此非常满意。

在爱默生儿子最近出版的父亲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梭罗所提供的帮助和内心的善意。 “作为家庭的一员，他几乎不会惹是生非，生活习惯简朴，但思想高尚，当主人外出演讲的时候，家里有这样一个友善而又健朗的住客，真是太方便了。他能熟练使用工具，在花园和院落里，他的作用和智慧可以尽情发挥。”下面的话似乎暗示，爱默生有时候也会与这个具有矛盾和好斗个性的年轻人产生一点龃龉，“梭罗是，有点难说吧，是温和的”，这句话的暗示已经足够了，但这并不与之前的说法产生必然的冲突。

似乎梭罗的哥哥约翰·梭罗这时候也成了爱默生家的住客，并且同样惯性地提供友善的服务。有一次他做了一个蓝知更鸟笼子，放在爱默生家的谷仓上，这个礼物被保留了许多年，爱默生这样写道，“每个夏天里面都住着一个音乐家族，不但装点了这个地方，而且还会唱赞歌”。也是在约翰·梭罗的安排下，在爱默生的幼子小瓦尔多去世几个月前，他们用银板照相法给这个孩子拍了照片。

与埃勒里·钱宁等人的友谊

梭罗与阿尔科特的友谊，虽然没有与爱默生那样亲密，却非常忠实而又持久，阿尔科特对于梭罗这位有价值的朋友也心存感激。由于同《日晷》杂志的关系，玛格丽特·富勒与梭罗有交往和通信，对他的性格有着相当的兴趣，并带着习惯性的诚挚和洒脱在书信中表达过这种感想。在拒绝梭罗的一些诗文稿件时，对于梭罗个性的大致轮廓，她这样描述道：

他身体健康，不同寻常，目光开阔，为人勤快，气质高贵。他不会给生命设限，也不给大自然的狂野设限；他的实用主义、小心谨慎、禁欲主义或幻想风格，都不是刻意为之。但他还是一座春风尚未光顾的荒山。一个同伴在当前能做什么呢？除非是去过早地驯服这位阿尔卑斯山的守护者。就让他平静地待在故乡的积雪中吧。他是友善的；他会找到能够培养自己的合适工作。那不是一片适合生长玫瑰和香木的土壤，反倒适合生长越橘树、松树或石楠花。

梭罗在同一年结识了另一个人，他们的关系很快发展成熟，变得非常热烈，彼此成为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埃勒里·钱宁是唯一神派著名牧师W. E. 钱宁博士的侄子，也是玛格丽特·富勒的妹夫，他于1841年来到康科德，并在爱默生家附近的一个小屋中住过一段时间。钱宁是个富有天才的诗人，由于其古怪忧郁的不稳定性格，他从来没有赢得周围朋友一直期待于他的那种名声。“如果他拿出那块原生态的金子”，在谈及钱宁的才华时霍桑说道，“并在上面留下可以使之流通的铸币印记，那么，世人将因此而受益，而他则获得名声”。

钱宁比梭罗小一岁，两人互相理解，很快就有了强烈的共情感，导致这种情形的事实或许是，两人都站在与社会准则相对立的立场上。钱宁像梭罗一样，对陈规教条相当厌烦，他在大学没有毕业；当梭罗在康科德“学院”教书的时候，他一直住在伊利诺伊荒野中的小木屋里。他对自然和自然风光有着不倦的热情，这种趣味完全与梭罗相契合，一年四季的任何时间，两个人都结伴漫游，一边散步、一边谈话，而康科德的善良村民们则希望看到他们干些更严肃的工作。

约翰·梭罗之死

就在成年后的早期阶段，亨利·梭罗与爱默生、阿尔科特和钱宁这些人建立了持久的友谊；因为一场打击就要降临，若是没有这些友谊，梭罗可能会在迈过积极人生的门槛时变得无依无靠、孤孤单单。我们已经看到，他天生的自制和坚毅的性格使得他能够为了自己深深依恋的哥哥而采取自我牺牲的行为；他年轻时，同伴的死亡将是他要面临的更为严峻的考验。

1842年2月，约翰·梭罗死于破伤风，起因是刮胡子时伤到了手——死亡到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沉痛，以至于梭罗在后来的生命中几乎无法忍受提及此事。据说12年之后，当他向一个朋友谈到当时的情形时，变得面色苍白、四肢无力。“在他的哥哥令人悲痛的不幸死亡之后”，一个认识他俩的人说，“他似乎在世上找不到可以热爱和倾诉的对象；他对周边的人表现得漠不关心，有时候我想，他甚至是在恨自己”。1849年他在科哈塞特亲眼见到了一艘爱尔兰双桅船遇难的可怕的死亡现场，他表示说，若是看到一具尸体被冲上海岸边无人问津的角落，他就会感触更多。接着他补充说：“一个人一生中只能参加一场葬礼，只能看到一具尸体”，这样的言论暗指他自己的亲人的离世。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河上一周》中，他的哥哥虽然必然会被经常提及，却一次也没有说出姓名。

这次打击使梭罗在对于大自然之永恒良善的强烈信仰中寻找和发现自己需要的抚慰。他写道，“我发现这些事情变得更加奇怪而不是更加悲伤。对于这个不断追问的自我来说，有什么权利悲伤呢？”他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每日同去朝圣的伴侣；哥哥的死亡对他的一个影响是，促使他更加强烈地靠近自然研究和超验主义风格的思想；他或许真的曾经处在滑向模糊的神秘主义的危险之中，这种危险一直困扰着一些超验主义者，好在梭罗有着健全的、务实的心灵结构，这种结构既是梭罗的构成部分，也是其唯心主义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良好理智的坚实因素使得他的性格保持了平衡；尽管飞翔在超验主义的迷思之中，也对习惯制度的荒谬性进行嘲讽，但他从来没有与日常生活中本质性的简单事实脱节。 ni9qX/6T2tkpCgRCIMsy/Ks0qi8SG8CDMwS4+vIYD3qA65gPlH12/aw03Jx4fz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