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饰与自然
在现代文明所面临的种种险象中,最危险、最微妙的那些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即矫饰(artificiality)。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与荒野自然渐行渐远,坚毅和独立的品格也随之丧失——个性在萎缩,对环境的掌控在减弱,诚恳的言谈和正直的行为变得稀有,对主导命运和自我的信心在削弱。鉴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大幅度改善,这些或许只能算是进步连带的弊病;但其危害之深已不容忽视,也不容我们忽略任何扭转情势的可能。
当今时代见证了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机械发明的日新月异,同时,这巨大的进步也使得罪孽更加深重,救赎愈显迫切。一个世纪以前,那些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们或许会预想(有些人肯定曾预见过)即将到来的文明的纷扰,五花八门的娱乐和焦躁不安的忙碌,同时怀疑这种广泛流行的弊病是否会自行找到革新的出路。社会必须与素朴绝缘吗?智识与荒野必然不可调和吗?精神文化的增益只能以身体感官的退化为代价吗?与大自然的完美交流是不可能的吗?
或者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以自己的性格——无论这种性格有怎样的缺陷和局限——向我们展示,人们依然能够过一种有益的生活,就像古希腊的斯多葛派竭力而为的那样,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在绝对的沉着和宁静之中;尽管困难重重,也要带着毫不动摇的决心追寻自己的理想;简化生活,澄澈感官,以便掌握大自然之书的内在奥秘——这是一本大多数人从未读过,也读不懂的书。这样一种期许在亨利·大卫·梭罗的生活和性格中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亨利·梭罗的出生
1823年,一个叫约翰·梭罗的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他是一个以铅笔制造为职业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法国泽西家族血统的富裕人家的小儿子,1773年从圣赫利尔移民到新英格兰,娶了一个苏格兰妻子,在波士顿做贸易生意,1801年在康科德去世
。
约翰·梭罗,在1823年时正好36岁,起初以贸易为生,但是做生意亏了本,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也折了进去。近来他开始留意铅笔制造,这种生意在十来年前被引入了康科德。靠着制造铅笔,他不仅生活富裕起来,而且还因为出色的手艺而颇有声誉。那些认识他的人这样描述道:小个子,沉默寡言,步履缓慢,一个谦逊的男人,绝对真诚可靠,大部分时间都埋头在自己的生意中,一旦有被人邀请的机会,也会显得非常友好,与人交往融洽。他的妻子,闺名叫辛西娅·丹巴
,性格迥然不同,就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她非常出色,风趣幽默、机敏活泼;她个子高挑,相貌俊秀,为人机智;天生一副好嗓子,很会唱歌,经常以滔滔不绝的口才主导谈话。
梭罗一家(1817—1862)
亨利·大卫·梭罗是这对夫妻的第三个孩子,1817年7月12日生于康科德的一个老式房屋里,四周围绕着让人愉悦的果树园和泥炭草地,并且紧邻着一块叫“贝德福德平原”的开阔地面。就在这个房子里,梭罗的外婆米诺特夫人,曾经住过8个月;然后又在村子外围莱克星顿路上的一个房子里住了同样长的时间。1818年,亨利·梭罗的父母离开过康科德5年时间,起初住在10英里远的切姆斯福德镇,而后又迁到了波士顿,在这里,亨利开始上学。但是,因为生意在这两个地方都不红火,他们于1823年又搬回了康科德,此后就一直在这里安家了。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康科德和梭罗的名字在将来的岁月中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康科德
康科德坐落在波士顿西北20英里之处,与新罕布什尔州的首府同名,所以一定要区别开来。在亨利·梭罗的童年,康科德是一个大约有两千居民散居的小村镇。这里又叫马斯基塔奎,曾经是印第安人的古老定居地,不管是此前还是之后,这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马斯基塔奎周边或者“草地”河附近的丰茂草坪。“当我踏上康科德的土地”,梭罗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忘记了此时的康科德就是曾经的马斯基塔奎。在田地的任何地方,在玉米地和庄稼地里,都散落着这个族群的遗物,但他们已经完全消失,就像是被踏碎在了泥土中。无论往哪儿走,我都踩着印第安人的足迹”。
1635年,马萨诸塞的殖民者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这片土地,将它变成了第一个内陆种植园;因为这次定居以和平方式进行,便以“康科德”命名这片土地
。19世纪初的康科德虽然不像后来那样,因为与一些文学大家的名字相关而闻名天下,却也并非寂寂无声;因为,1775年,这里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英国军队在进行了一些散乱的战斗之后,就被“造反”的农民给赶走了。1824年,拉法耶特
访问了康科德,在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这里举行庆典纪念独立战争第一枪,据说,梭罗也在场,当时他还是个7岁的孩子。
梭罗的出生地
康科德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务农人员——健壮的农民,生活在舒适的旧式田园之中;不过生意人和机械工也随处可见;由于康科德坐落在新罕布什尔高地和波士顿港口之间的公路旁,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个贸易中心;那时候,它还是乡村巡回审判的固定地点。坦诚而又自然的平等是康科德社会的传统特点,巨富和赤贫在这里都很少见;这里的人们是真诚而又勤俭的公民,虽然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面不尚浮华,但对文学和学问却相当珍视,因此便摆脱了赤贫或奢华招致的罪恶;康科德著名的家族——霍斯默家族、巴瑞特家族和海伍德家族——将他们纯正的品格保存了下来,并代代传袭。
梭罗出生的时候,康科德有两个名流人物,此后很多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位是黎普列(Ripley)博士,他是唯一神教派
的乡村牧师,生活在“古屋”之中,后来作家霍桑(Hawthorne)也住过这个“古屋”;另一位是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曾经是参议员,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了新英格兰最好的品质:尊严、正义和素朴。黎普列博士古雅、幽默,还带点家长作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康科德一直被教众视为亦师亦友的牧师,在所有他们关心的事情上,均会向他问询建议或请求帮助。亨利·梭罗是黎普列施洗进入唯一神教会的众多康科德孩童中的一位,这位慈祥的牧师对梭罗后来的成长关爱有加。
居民、风景、气候和传统
康科德自然风景的主要特色便是山林与河流;关于她的描述是这样的:“村子被一片片树林和草地环绕着,林地间交错着幽静、便捷的人行小道。”水流缓慢的马斯基塔奎河与水流湍急的阿萨伯特河在村子北边合流并形成康科德河,它们都因霍桑和梭罗而化为永恒。梭罗说:“河流是康科德草原缓缓的动脉,悄悄地穿越村镇,几乎听不到它的一声低语或心跳;它从西南蜿蜒向东北,长约50英里;充沛的河水在大地的平原和山谷中不停地奔淌着,随着印第安战士鹿皮鞋的足迹,匆匆地从高地奔涌向大海。”
关于阿萨伯特河,霍桑的权威描写如下:“循着与康科德河交汇处上行一英里,地球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可爱的河流了,什么地方都找不到,除非是搜寻诗人内心的想象空间。”至于值得一提的湖泊,村子南边有瓦尔登湖、沙地湖和怀特湖,村北有百特曼湖。由于一年通常有两季多雨,大雨过后,河流与紧邻的低洼地段便被洪水连接成了一串浅湖滩;以至于康科德的所有地方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河流或湖泊为邻。
康科德不但水源丰富,植被也很茂密,沙土地上的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浓密的树林,橡树、松树、栗子树、枫树,以及其他各种森林植物比比皆是,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几分原始蛮荒的风貌。“在渥太华上部支流无人打扰的宁静之中”,一个康科德的到访者
写道,“我没有见过比瓦尔登湖周边的森林更加蛮荒的地方。没有人家,没有农场,没有一丝生活的迹象或是文明的占领,只有清一色蛮荒的森林在无尽绵延”。
环绕康科德的那些山丘——阿努萨克山、耐肖塔克山、保尔山、不利斯特山等——都不算高;但是,这些山视野很好,向西、向北能够看到更高的山脉,比如沃楚西特山、莫纳德诺克和新罕布什尔的怀特山。
一个作者
惟妙惟肖地描述道,梭罗的家乡,将广阔的效果和单纯的元素在风景艺术中很好地“谱写”在一起。这个安静的村庄让人看上一眼,就会感到满满的幸福。实际上,这里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自然主义者无疑会喜欢这里。英国的风景是被“驯化”过的,而这里却是一片蛮荒。携带燧石刀和箭头的印第安人的传统和记忆尚在,地上是缤纷的野花,空中是各样的飞鸟。村上的树木高耸入云,草坪开阔畅荡——还有小河,安静到几乎停滞的地步,但水流又足够保持河水的清澈,有些地方长满了水草,另一些地方则是一簇簇浓密的水莲,河岸上绿草如垫、绿树成荫,野花和蕨类植物点缀在其中,此外,河岸上偶尔会有几块石头突兀而出,或者是向外扩展并形成一片宁静的湖泊——这些便是梭罗村庄的主要元素。必须要说说干净的沙土地,清水能很快从沙土中渗出,留下一条小径,脚踩上去很舒适。接下来是低一些的山丘、沼泽、湖泊和森林,它们是适合各式各样的野生植物生长的故乡。气候的影响也要考虑在内。康科德这一小片地方,尽管能感受到20英里之外的海风,但却稍稍避免了冷峻的东风的摧残。夏季的时候,白天虽然炽热似火,但夜晚却清凉怡人;秋季有长时间的晴朗天气,明丽而又凉爽。冬日里,变干的土地使得这里的道路看起来要比其他地方更开阔,让人心情愉悦,一年四季走起来都很舒适。
梭罗的童年
亨利·梭罗就在这样的环境和风景中成长,并形成了他关于社会和自然的最初印象。从一开始,他就习惯于艰苦的户外生活,6岁的时候,就像村上其他的孩子一样,光着脚丫子赶着家里的奶牛到草地上去啃草。他的童年娱乐中没有课堂游戏和体育运动,但是,早在10岁或12岁的时候,他被允许扛着钓鱼竿或鸟枪,到最原始和宁静的河流或森林里去,这是新英格兰孩子的一项习惯。河畔对年幼的梭罗就有特殊的吸引力,他的一个童年回忆便是游览瓦尔登湖,随之还激发了他定居那里的愿望。当他大一点的时候,梭罗很喜欢与同学们一起到康科德河里游泳和划船,以至于他对这条平静河流的所有石块和环境都了如指掌。不时会有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说有一只河船,装满了石灰、砖头或是铁矿石,正在河面上神秘地滑行,村上的孩子便蜂拥而出,好奇地注视着这些“传说中的艄公”,他们悄然而来,又悄然离去。更有趣的要数那些仅存的印第安部落每年的到访,这些丰茂的草地原本属于他们的祖先,而今他们在草地上支起帐篷,在那里穿珠子、编筐子,或是邀请康科德的年轻人与他们一起划印第安人的独木舟。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亨利·梭罗小时候害怕雷电,碰上电闪雷鸣他就钻到爸爸怀里寻求保护;其实,很多与他小学时光有关的轶事都表明,他是一个勇敢、自立、言辞简洁的孩子,而言辞简洁正是他后来的卓著特点。3岁的时候他了解到,就像宗教传习册上的圣贤一样,他有一天也会死亡;然而得知这个消息时,梭罗却非常沉静,并且坚定地说他“不想去天堂,因为不能带着自己的雪橇一起去;伙伴们都说他的雪橇没有裹铁,所以一文不值”。这是典型的拒斥天堂的借口,只因为梭罗猜想,天堂是个过度关注事物外表的地方。
当被指责拿了其他孩子的小刀的时候,梭罗简洁地回答说:“我没拿。”不做任何过多的辩解,直到最后找出了真正的犯错者。当真相大白,人们自然要问他为什么不及时为自己辩解,他的回答仍然是:“我没拿。”10岁的时候,他曾经挎着一篮子宠物小鸡到开旅店的那家邻居那儿去卖,那家人为了快点儿把篮子还给他,就当着梭罗的面拎着小鸡的脑袋,一个一个拿出来,他很生气,但还是忍着没有出声。此外,他的沉着已经为他在小学同学中赢得了“法官”的称号;不过,梭罗言谈和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聪明才智,在这个时候似乎无迹可寻,至少没有早期记录的事例能表现出这些品质。
家传和社交的影响
关于梭罗的家传这个重要问题,S. A. 琼斯博士的《梭罗的遗产》一文中的描述非常生动,我们引述如下:
他的遗产包括家族的恩赐,这是一个梭罗的传记作家迄今为止没有关注到的重要因素。一个绅士曾经在梭罗兄弟管理的小学待过,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亨利·梭罗并不是同辈中出类拔萃的苗子,但也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凭空出世的。梭罗家的孩子们对于植物学和自然史的显著偏好和热爱有着充分的、可信的理由。在不同的季节,在阿萨伯特河边、美港、里士山、瓦尔登湖或在别的什么地方,人们常能看到约翰·梭罗和他的妻子畅享自然的乐趣;而这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确,这对夫妇太喜欢在大自然中漫步了,以至于他们的一个孩子差点就出生在里士山中他们常去的一个地方。这位父亲是个谨慎、低调的男人,善于观察,做事用心且有条理,这给他带来了出色的业绩。他的印花纸和铅笔是市场上质量最好的,但他的擦炉粉和电铸石墨,据我所知,却一直不怎么样。他是位法国绅士而不是美国佬,你一旦获得了他的信任,就会交下一位精明和善的朋友。如果没有不速之客在近前,这位平日沉默寡言、天生喜欢“埋头做事”的男人,就会在他的商店里与你坐在火炉旁,亲切愉快地交谈。
亨利身上的撒克逊人的优势以及性格中的母性特质,镇上的人们看得很清楚。他是个地道的新英格兰人,对于自己是康科德的“土著”这一点颇感自豪。“我想,对于认识梭罗夫人的人来说,给他们留下印象的那些特征”,一个与她交往亲密的人说道,“是她的活泼和博爱。她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和母亲。在贫困中,她也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所需的舒适,即便只有一把面包屑,她也要确保物尽其用。无论多么贫穷或繁忙,她总能找到方法去帮助那些比她更拮据的人们。”
我们看到,梭罗身上最好的那些品质都要归功于他的父母——他继承了母亲的机智和对自然的热爱,父亲的冷静、理智和勤奋,并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协调统一起来。“安静的约翰·梭罗与活泼的辛西娅·丹巴的婚姻是幸福的(人们的确如此说),他们有着不同乃至相反的个性,一方是实在的品德,一方是素朴的习惯;体格没有因奢华而羸弱,心灵没有因沾染社会的虚伪而变得世故,他们成了家,将平凡的灶台变成了燃香的神龛,为子孙后代带来祝福。”必须要提示一下,他们抱着巨大的热忱投入到废奴运动中,当这件事情在马萨诸塞州备受争议的时候,他们甘愿将自家的院子用作废奴主义策划者的聚会地点。
梭罗家的其他年轻成员也都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志力和严肃的个性。他的姐姐海伦和哥哥约翰,分别比亨利大5岁和2岁,有着诚挚且可爱的天性;他的妹妹索菲娅也是如此。那些与他们交往亲密的人说,他们每个人都有显著的、独特的个性。在这个时期,新的观念正在美国社会渗透,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和思想觉醒做着心理准备,而梭罗的家人已经因为他们的博爱、亲切和毫无矫饰的素朴生活而赢得了邻居的广泛尊重。
进入哈佛大学
此处有对梭罗的一个早期描述。应该是在1828年,开了一个“康科德学术辩论会”,1828年11月5日的秘书报告中这样写道:“选取辩论的讨论题如下:若要在学校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良好的记忆力是否比良好的理解力更值得青睐?E.莱特持正方观点;亨利·梭罗持反方观点。正方辩手,出于疏忽,根本没有为辩论做任何准备,而反方也差不多。结果,在无人继续发言的情况下,主席裁定反方获胜。主席的决定以四票优势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1833年,16岁的亨利·梭罗进入了哈佛大学。
他住在霍里斯楼的一个宿舍里,按照他的一本书中的备注,他在这里感到颇为不便,“邻居又多又吵,还有四楼的住客”。在康科德“学院”
,他已经为大学做过预备,那是一所出色的学校,因其成功的希腊语教学而闻名。在那里,梭罗已经显示出对经典作品的强烈爱好,他的阅读并不局限于课程的规定,而是开始广泛阅读英语文学。他在哈佛的花销很成问题,因为家里面的收入非常有限;然而,这个困难被克服了,部分是因为他的减省和节约,部分是因为姨妈和姐姐的帮助,那时他姐姐已经是一名小学教师了。
在大学假期里,他带过小学生,在好几个城镇协助过小学教学,其中一份工作是在波士顿附近的康顿。1835年读大二的时候,他跟一个名叫布朗森的牧师住在一起,并跟他学习德语,同时在“社区小学”教学。他在哈佛的生活也得到了未来的朋友爱默生
的帮助。爱默生于1834年来到康科德生活,他的祖上有好几辈人都在这里从事教会工作。据猜测,爱默生曾经和黎普列博士在一起待过,后者介绍梭罗是个有前途的学生。似乎就是通过爱默生的善意斡旋,这个年轻人在大学的受益人基金中获得了一小笔的经济资助。
性格和相貌
幸运的是,我们从他的一个哈佛同学的文字中找到了关于梭罗的个人长相和生活方式的形象描述
。他在同学中毫不起眼,很少同他们一起学习或娱乐,常常避开大家的牡蛎晚餐和饮酒派对,当学校纪律暂时被“造反”打乱时,他时不时会神秘地从现场消失。
据一位大学同学回忆:
他有些冷淡、冷酷。他碰到你的手是潮湿的、毫无感觉的,当看到你伸出手的时候,他手中似乎已经拿了什么东西,并用这东西同你握了手。当他迈着沉着的印第安人的步伐从学校的大厅走过时,那一双明显的、灰蓝色的眼睛似乎在道路上寻摸,目光就落在脚尖之前。他对其他人并不关心;班级同学与他似乎很遥远。虔诚的家庭给他悉心准备的怪里怪气的外套裹在身上,但并没有时常萦绕着他的梦幻裹得更紧。思想还没有唤醒他的表情;他显得沉静,毋宁说沉闷、沉重。双唇尚且没有显示出坚毅;嘴角可以说是隐藏着一种自鸣得意的满足。现在清楚了,他是在准备展望未来的景象,带着深深的沉着,也带着对于未来之重要性的自我欣赏。他的鼻子很突出,但前倾的弧度在上嘴唇并没有显露出刚毅,我们记得他看起来就像是埃及的人脸雕像,特征突出,但略显忧郁,一丝不动地固定在神秘的自我主义之中。他的眼睛有时候就像是在搜寻什么,俨然是丢了什么东西,他试图要将它找出来。事实上,他的眼睛很少离开地面,即便他是在与你进行着最真诚的交谈。
听到人们用“学院生涯”来形容他默默无闻、波澜不兴的大学生活,他会露出微笑。那些成功的学生获得很多学校颁发的荣誉和奖励,他并没有那样突出。他私下里的个人兴趣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只记得他有好多本诗集,从高尔和乔叟,一直到伊丽莎白时代。在这个宝矿里,他满怀热情地平静工作着。
他的这位同学既没有将他的冷漠和自闭,归因于狂妄和傲慢,也没有归因于羞涩胆怯,而认为是出于一种素朴的“自满”。虽然这“自满”非常自然也不可避免,却使得梭罗不能融入哈佛的环境中去。他的自满“与他的不优雅完美配合在一起,这是他私人生活的核心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对于自我生活的坚定的关注是成熟时期的梭罗的关键特征,有趣的是,这么早就已经萌发这种苗头了。
“在大学里,梭罗没有给大家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他的另一个同时代人
说道;“他远远不是出色的学者,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文学爱好,也从来没有给学校的期刊《哈佛戴安娜》投过稿;在本科生的任何科学或文学社团里他都不显眼,并且,个性不喜社交,索然离群于同班同学之外。在他毕业的时候,我想几乎没人会想到他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与此相反,我们必须要拿出梭罗所在班级的历史研究者亨利·威廉姆斯的文字,他在1887年写道:“撇下他自己对于上大学的记述,还有我们从他的一些传记作家那里获得的印象,即梭罗受到过学校领导的处分。他在班上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排名,并且在毕业的时候,还参加了一个关于‘现今时代的商业精神’的会议。”
这可算作一项荣誉;也没有理由相信梭罗参加过任何“造反”和其他类似的学生不轨行为,尽管有时候存在这样的暗示。
然而,我们可以相信,此时的梭罗已经展现出自身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青年时期的梭罗已经是一个无畏的思想者,敢于质疑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宗教问题——这种品质很难让英明正确的学院领导满意。不过,他的诚实和高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他一开始似乎就在践行着一种素朴而又节制的生活方式。“他是如此智慧地从大学这口泉水中汲取养分”,好友埃勒里·钱宁说道,“因为他既没有放荡堕落,也没有用香烟和咖啡自掘坟墓——这是两种让人麻痹的完美手段”。梭罗自己说,他从来没有抽过比烤干的百合茎更毒的烟,模糊记得自己成年之前曾经沉迷于此,从中获取快乐。
大学教育的评价
有人说梭罗从大学中受益不少;但有保留地接受这种说法似乎更为稳妥。的确,在寻常的意义上,他的大学生活算不上“成功”,但他毕竟成了一名古典学者,并且梭罗至少从一个教师即钱宁教授那里收获了不少学术上的助益,而钱宁教授的侄子埃勒里·钱宁(Ellery Channing)成了他最亲密的好友。在1843年的一封信中,梭罗说他从大学中学到的是“表达自我”,而这一点对梭罗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收获。但从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稳妥地得出结论,梭罗从大学生涯中获得的益处主要是间接性的,他从实际的课程教学中学到的显然没有从广泛阅读和自我培养中收获的更多。
同时,在哈佛生活期间,他对于户外生活和开阔空间的热爱和追求丝毫也没有减弱;他是个勤奋的学生,既学习修辞学、数学,也学习自然史,对于印第安人的遗迹的崇敬不亚于其对于希腊古典的热爱;如果我们愿意采信他后来写给班级秘书的信,就更能证实这一点。
尽管就身体来说,我是哈佛大学的一员,但就心灵和情感而言,我已经回到了遥远的童年的场景之中。那些本该用来读书的时光,我都花在了故乡的森林和河流湖泊上,在那里游荡、探寻。在斯道夫顿或霍里斯楼上,被四面古典而又灰暗的墙壁围困着,我的精神却渴望着与那位几乎被遗忘的老朋友交流,即大自然。
年轻梭罗的肖像
据说他的第一次野营的经历是在大四的时候,那次远足他去了林肯湖,距离瓦尔登湖有几英里远。陪同他的伙伴是斯特恩斯·惠勒尔(Stearns Wheeler),此人在康科德和哈佛都是梭罗的同学,不幸于1843年早逝,梭罗在一封信中深表哀悼。
早期的理想主义倾向
毫无疑问,正是在其带有神秘色彩的自然崇拜的伦理原则之中,梭罗才在思想成熟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听说,他在早年,也许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不读书、不散步、不经营,而是要竭尽全力表达自我;并且在大部分生命时光中就这样生活下去。”在17岁的时候,他已经确信“记录个人思想、情感、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好处,目的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清帐”——随着岁月的增加,他的这种内省的倾向也越来越强烈。同时,他性情中浓重的理想化因素也在清晰地发展着;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梭罗就曾这样写道:“我们会对无限、崇高、不可理解的事物产生崇敬之情,促使我们自发敬拜的那些原则奠定了我们的宗教的基础。”
梭罗告诉我们说,他的一大乐趣就是独自享用一个小小的哥特式的窗户,俯视着父亲院落后面的花园,这个花园就在康科德的主街道旁,尤其是在礼拜日的午后,梭罗喜欢在那里平静的独自进行沉思。梭罗对哥哥约翰非常依赖,经常一大早同他散步到“悬崖”上,一处耸立在康科德河之上的山脉,在那里可以观看日出,看太阳在广阔的美港湾上升起。
梭罗对康科德的热爱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无法改变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候也会违背他自我压制的本性,以一种多愁善感的、更加柔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他问自己的母亲希望他将来选择什么职业。她回答说,他可以收拾行囊,游历四方,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听到这个建议,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而他的姐姐海伦刚好就站在旁边,轻轻拥抱着他说:“不会的,亨利,你不用走;你将永远待在家里,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些话应验了,以至于20年后,我们发现他依然生活在康科德,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有着“待在家的真正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