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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曾在自己的小说献辞中称自己的创作目的是“扬善举德（recommend goodness and innocence）”
。他的作品与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等小说家的作品一起，共同构成18世纪蔚为大观的道德寓言小说的整体风貌。追溯国外的菲尔丁研究，菲尔丁小说中相关的道德问题历来是批评者的争论焦点，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质疑、争议到认同、理解的过程，批评方法和角度也逐步多元化。一般来说，早期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菲尔丁小说过于侧重恶行展示，以及没有一个完美的主人公形象，因此在道德上是危险的。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约翰逊贬斥菲尔丁作品中的“浪漫喜剧”口味“混淆了正确与错误的色彩”
，而更为看重理查森小说中的美德。他的比较也因此确定了后来菲尔丁道德争论的背景。就像罗纳德·鲍尔森（Ronald Paulson）和托马斯·洛克伍德（Thomas Lockwood）在写到菲尔丁的接受情况时说的那样：“最后，很多批评……被掩盖在理查森小说的批评之中，那里菲尔丁几乎总是作为‘另一个’来帮助定义理查森，（正像理查森在许多菲尔丁的讨论中也是‘另一个’）。”
约翰逊断言在人物心理描绘上，理查森也远比菲尔丁成功——理查森“知道钟表是如何制造的”，而菲尔丁却只能“告诉我们表盘上的时间”。
在约翰逊批评话语的影响下，早期研究视野下的菲尔丁小说呈现出一片道德暧昧不清、含混不明的景象。
20世纪上半叶，菲尔丁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为菲尔丁小说中的道德正名。F.R.利维斯（F.R.Leavis）在《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中认为“菲尔丁开创了英国小说的大传统”，但仍然批评菲尔丁小说的意趣和人性关怀过于简单。
伊恩·P.瓦特（Ian P.Watt）在《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
、菲尔丁研究》（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1957）中对约翰逊极端的评价予以了中和：菲尔丁的小说要么太真实，因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要么是不够真实，因而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由此，瓦特虽然维护了菲尔丁道德学家的面貌，但认为菲尔丁的道德箴言贬低了虚构叙事，付出了损害“现实主义”的代价。他称笛福、理查森和菲尔丁共同代表了18世纪小说的兴起趋势，相对于前世文学表现出更多生活的真实深度的描写，为“形式现实主义（formal realism）”
，菲尔丁表面化地处理为“评价的现实主义（realism of assessment）”，归因于他出于道德目的拒绝了“描述的现实主义（realism of presentation）”。
20世纪60年代，鲍尔森在《菲尔丁批评论文选》（Fielding：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62）的导言中对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初的菲尔丁研究进行了整体的回顾。鲍尔森指出，“20世纪的菲尔丁研究证明了他是道德的，甚至部分削弱了其趣味性”。这是对19世纪认为菲尔丁是“有趣的，但是不道德的”批评视野的“一个重要的修正”。
菲尔丁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十分重要的转变。1987年，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编辑的《现代批评视野：亨利·菲尔丁》（Modern Critical Views：Henry Fielding）出版，其中收录了11篇论文，研究对象除了菲尔丁的小说之外，还涵盖其戏剧和杂谈。布鲁姆总结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20年间的研究状况，认为菲尔丁已经击败理查森，成为18世纪英国的经典小说家。艾伯特·瑞维诺（Albert Rivero）1998年主编的《亨利·菲尔丁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Henry Fielding）是20世纪菲尔丁研究的另一重要论著。他在序言里认为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菲尔丁研究出现了两大研究新热点：一是归因于沃尔夫冈·伊瑟尔理论的影响，“文本中断和分裂（textualdiscontinuities and fissures）成为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著述的优先关注点”
，菲尔丁的小说越来越不被视为道德格言的温和宝库，而更多地被看作是菲尔丁与读者论争文本的场所。二是在“菲尔丁基督徒化（Christianizing of Fielding）”说甚嚣尘上之际，马丁·贝特斯廷（Martin Battestin）新传记研究成果的出现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复杂的历史化的菲尔丁（a more complex historical Fielding）”
。而在研究专著方面，20世纪下半叶道德问题的专题研究主要有：莫里斯·戈尔登（Morris Golden）的《菲尔丁的道德心理学》（Fielding’s Moral Psychology，1966），论者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和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
这三大伦理学家的学理框架下研究菲尔丁的道德心理学体系，比较其异同，但在表述上显得并不太系统。论者回避了个人的评价，以至于其笔下的菲尔丁道德心理学难成体系，也因此无法形成对菲尔丁道德观念的完整把握和理解。穆丽尔·威廉斯（Murial Williams）的《婚姻：菲尔丁道德之镜》（Marriage：Fielding’s Mirror of Morality，1973）主要研究菲尔丁的戏剧及小说创作在婚姻问题方面的论述。论者主要从婚姻法、离婚法、公众对婚姻和女性的态度，尤其是18世纪中产阶级的婚姻观念出发，认为菲尔丁笔下的作品较为全面和真实地体现了时代婚姻观念的转变。
我国的菲尔丁研究一直都颇有声势。受俄苏文论影响，中国学者早年颇为关注菲尔丁小说的社会批判功能，将菲尔丁视为18世纪成就最高的英国小说家。但是，视角的单一和内容的重复也因此成为国内研究的一大通病。在20世纪后期，菲尔丁研究一度沉寂，大家的关注热点更多转向19—20世纪的现当代西方文学。到了21世纪初，伴随着18世纪文化热的升温，菲尔丁再一次回到研究界的视野。近年来，国内学界在18世纪的英国小说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如刘意青主编的《英国18世纪文学史》（增补版）（2006）
并未受一般文学史的写法所限，比较系统翔实地展现了国内学者对18世纪英国文学的再阐释，其实也是一本特色鲜明的研究论著，比如第六章梳理了洛克、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wn）、沙夫茨伯里和曼德维尔对英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贡献，还在历数英国各小说家的成就时在一定程度上关照了菲尔丁和理查森之争，认为理查森“和菲尔丁分别成为后来英国，乃至西方心理小说和社会全景小说的两大源头”
。其他18世纪英国小说方面的专著主要有黄梅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2003）和曹波的《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2009）两本。黄梅用“推敲自我”来评价18世纪英国小说，曹波则用“人性的推求”来概括18世纪英国小说的起源、崛起和流变，其观照角度不谋而合，都在于重视英国早期小说对人类经验的真实再现。在关于菲尔丁的专题研究方面，国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专著有以下四本：萧乾先生所著的《菲尔丁——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1984）以编年体的方式系统介绍了菲尔丁的生平和创作情况。由于这部著作融汇了萧乾先生对于菲尔丁作品多年的翻译体会，因此可以看成是一部菲尔丁的批评传记。韩加明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菲尔丁研究，继Henry Fielding：Form, History, Ideology（1997）之后，他又撰写出版了《菲尔丁研究》（2010），该作以菲尔丁生平和整体创作历程为纲，囊括了对菲尔丁所创作的各类作品（如戏剧、小说、文学评论、社论、航海日记）的评述，资料丰富，文风平实，对菲尔丁研究做了不少查缺补漏的工作，在有些地方还对萧乾先生的错漏之处予以了纠正。笔者也曾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了论著《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2010）。该书主要从传奇角度切入，从菲尔丁对道德传奇的建构和颠覆中探寻他的伦理观念，“侧重从叙事的角度阐明，菲尔丁的小说如何通过叙事达到明确的道德训诫意图，并加深读者对文本内在的种种伦理问题的理解”
。当然，由于受限于伦理叙事的论证视角，该著作对菲尔丁小说中伦理体系的建构和何为菲尔丁小说的核心价值观等问题无法集中和深入地予以探讨，而这将是本书的主要研讨内容。本书力图全面系统地考察菲尔丁的小说创作，对作家的道德意识、伦理诉求以及承载其伦理思想的叙事艺术等问题做出详尽论述，而且还将以同时期的欧洲伦理思想史为参照，通过影响研究的方式，具体阐明菲尔丁伦理思想的价值内涵与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