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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后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此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强调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在这种良好的政治形势下，刑事司法制度出现了短暂的复苏。
1962年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开始反思过去这些年忽视法制而导致的严重问题。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指出：“不仅刑法需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
同年5月23日，中央政法小组在起草《关于1958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时，刘少奇发表了题为《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毛泽东和刘少奇重提法制建设和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为司法建设的复苏创造了前提条件。